贾磊，刘增金，张莉侠，方志权，覃梦妮

（1.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 201403；2. 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上海 200003；3. 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南宁 530003）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调整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等政策的驱动下，农业经济、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由于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中东部与西部之间、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之间尚未得到有效合理配置，农民收入增长乏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速度缓慢、农村非农产业生存困难等问题仍难以解决。因此，减少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建立健全农村产业经营体系，让农民享受到全面小康建设成果的要求十分迫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加强全面小康的战略部署，引导发挥农业、农村、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保证乡村振兴战略高效有序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是世界范围内“三农”的发展内容之一，诸多发达国家均进行过有益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对日本农村振兴的关注点主要有既要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的多种用途，如设计农业景观、开设农业公园等，又要将相关信息主动且持续的通过各种情报媒体传达到城市居民手中，促进城乡交流[1]。实现农村振兴要激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可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建成官民团结的新型农村社区，第二是以六次产业化为基础重塑农村产业结构，第三是构建“居民参与、资金活跃、价值观正确”的农村振兴战略体系[2]。农村振兴的出发点在于将六次产业化创造出的农业附加价值“还”给农村，以保住农村发展的势头[3]；农村振兴要注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和培养农业接班人，更好的构架新型农民与本地居民的关系[4]；要丰富企业参与农业的方式与方法，积极发展面向国外游客的乡村旅游（乡村国际化）[5]。

中国学者对日本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对政策层面的总结和归纳，战后日本的农业农村建设重点是与各个时期的重要政策目标相对应的[6]；二是总结日本农村振兴运动的特点，包括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并进，开展国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政府给予法律、政策和资金等扶持，促进农村发展[7]；三是分析日本通过重塑乡土价值观来重新构筑社会意识体系，并以此为突破口进行农村振兴[8]。关于非亚洲国家乡村振兴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农村有效利用乡土文化来创造“文化经济”效益，实现乡村振兴[9]；在农村地区设立本地合作组织来指导农户生产经营活动，能有效的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10-11]；乡村旅游是衡量农村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受到自然景观与游客人次的影响，因此，提高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参与度能促进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发展[12-13]。

目前，中国学者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取向和战略措施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4-16]；由于中国农村尚存在产业结构失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资源配置低效等问题，未来五年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应为创新农村发展范式、重塑农业现代化目标体系并深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经济、文化、生态、福祉和政治5个方面来建设乡村，振兴农村经济[17-18]；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目标，应因地制宜进行农村差异化产业规划，构建种养融合或推动三次产业融合的乡村产业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靠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供动力和支撑，靠惠农强农政策提供支持[19-21]。

经过文献梳理可知，国外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做法主要集中在建设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和重构乡村产业等方面。在中国，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间较短，目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解读及路径探索方面，鲜有关于具体措施部署的探讨。日本农村振兴战略在实施的50多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且日本的农业农村发展情况与中国较为接近。基于此，本文就日本农村振兴的由来和经验做法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政策变迁、战略部署、发展成效和不足之处，旨在为科学制定符合中国国情与农情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与城市同步繁荣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日本农村振兴政策的由来

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领域和城市流动，许多农村开始出现衰落迹象，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高龄化与农业兼业化现象日趋严重，土地抛荒、半抛荒等现象较为普遍，村落数量不断减少，农村经济几近停滞，农业后继者匮乏等，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给维持社会安定与保障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然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也给归整零散的农业生产经营、促进农业经营向规模化集中化发展、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与区域布局带来了机遇。同时，收入的增加也引起国民对肉蛋奶和水果类高品质农产品需求的扩大，为日本提高粮食自给率、实现农产品供求的平衡与农业产业升级创造了机会。这些挑战和机遇都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提高农业农村对高度成长的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日本发起了农村振兴运动。

1961年日本颁布《农业基本法》。该法重点关注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通过实施直接补贴政策来引导农户增加高品质农产品供给、减少市场需求量小或进口竞争压力大的农产品生产，以实现农产品供需的无缝对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同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农协合并助成法》，对基层农协展开合并，扩大农协的规模，切实发挥其维护农户利益、改善生产生活、活跃农村地区等多重功能。《农业基本法》的实施一方面促进了农产品市场供需有效对接，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与生产成本的降低，逐步实现了农户收入增加和工农收入差距减小的目标，但却导致农业兼业化进一步加剧，同时出现了农地流转不畅的现象。于是，日本农林水产省于1967年提出了《结构政策的基本方针》，该方针采取促进农地流转、完善融资制度、发展农户合作经营、推动农地整理与开发、推进经营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普及等手段，通过促进农地所有权转移、发展经营委托与组织化生产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稳定专业化经营，并开始着眼于强化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环境等问题。

1969年日本政府制定《农业振兴法》，该法形成了农村振兴的雏形，将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保全农地、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培育职业农民、促进农村居民稳定就业等作为主要内容，进一步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村活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970年日本制订了“综合3年计划”，进一步发挥农协在生产指导、产品销售、信用合作和金融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综合功能，为日本农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70年代末，日本政府发起“造村运动”，旨在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与乡村旅游等新型农业经营形式来促进城市和农村的交流，以保全农村生态环境、发掘农村历史文化，保障农村的持续与发展，逐步改善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全面振兴逐渐衰败的农村。

1999年7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指导21世纪农业发展的新农业法《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将实现国内粮食稳定供给、发掘农业多种功能与农业持续发展列为目标，并把“农村振兴”作为基本理念之一。然而，新农业法的制定并不能挽回农村的颓势。1990年到2005年间，全日本农业经营收入从6.1万亿日元减少到3.4万亿日元，农民的高龄化率从20.6%增加到37.8%，荒废的农地也从13.5万hm2增加到38.6万hm2。为缓解不断加剧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社会问题，新农业法经过2005年和2010年两次修订，当中关于农村振兴的对策由最初单一的山区直接支付政策增加到农村生态环境保全政策与农业·农村六次产业化推进政策，强调既要通过二三产业的带动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又要完善农村地区的观光·教育·社保体系，加强城乡间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随后，农林水产省设立农村振兴局，确保农村振兴战略各项政策的落实。

2 日本农村振兴政策的经验做法

日本农村振兴的做法包含3个核心战略群，即以农产品为核心的战略群、地域资源活用战略群和以新技术为核心的战略群，同时将农村振兴与农业六次产业化紧密结合。

2.1 以农产品为核心的战略群

1）农产品生产销售战略。该战略提倡在生产阶段，大力打造品牌农业，将农产品的生产服务与当地特有的自然、历史、风土、文化和社会元素有机结合，积极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强调农产品的地方特色，同时引导工商业资本与人才资源进入农业领域，建立健全农业品牌规划，实行规模化与品质化生产[22]。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的建立过程为发掘地区资源、确立品牌形象、开发新产品，制定生产管理标准与商标管理制度，进行市场调查与开拓商品销售渠道。由此可产生3个效果：第一，稳定当地农产品价格，提高生产者收入，引导加工业和旅游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进入农业领域，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将当地居民团结起来，打造宜居环境，促进农村定居人数的增加；第三，提高地方知名度，结合乡村旅游，吸引外地游客，活跃当地的零售业、餐饮业和观光业，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在销售阶段，一方面鼓励并协助各类农业经济组织与超市和餐饮企业对接，降低流通成本并提升农产品质量，例如，与高级农产品经销商联合建立农产品品牌，注册商标，实现农产品的生产、包装和销售一体化，并对进行绿色生产的区域实施地区品牌策略；另一方面，广泛建立农产品直营店，采取地方生产的农产品由该地区消费的“地产地消”策略，农协（JA）中央会在2000年第22届日本农协全国大会中将“地产地消”作为日本农协重点实施项目，以保证生产者获得大部分农产品销售利润、实现收入的增加，并普及新鲜、健康和安全的饮食，弘扬传统饮食文化，强化消费者与农业、农村、农民的联系，达到城市提携乡村的目的[23]。同时，加大媒体宣传力度，提升农业行业形象。

2）农产品加工战略。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国民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对速食类、半成品类、营养类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对此，农业生产部门在严格遵守食品加工法与JAS法（《农林物资规格化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对优质原材料进行精细加工，如谷物类加工、油料油脂加工、茶类加工、豆制品加工、奶制品加工、水果和蔬菜的罐头果汁制品加工等。此外，饲料加工与对农业废弃物的加工也日渐活跃[24]。农产品加工战略还着重强调突出地方特色，即农产品加工品能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展现地方特色，使本地与非本地农产品有明显的特色差异，增强地方农产品的辨识度。农业生产者或与当地大型生产加工企业进行契约化种植，不断研发改进加工技术，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或与食品企业联合开发新产品，深挖农产品价值，积极探索农产品的更多用途，使农产品经过加工成为商品，再遵循一般商品营销策略进行市场信息的搜集、商品品种与价格的确立和开拓销路，最后向市场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食品、营养保健品、药品和工业原料[25]。

3）农产品出口战略。扩大农产品的出口对于拓展农产品销路、提高农户收入有着重要意义。日本政府于2015年修订的《日本再兴战略》提出了农产品出口促进对策，将米及米制品、水果、鲜花、茶、牛肉、加工食品和水产品等列为重点出口品种，以东亚、东南亚和北美各国为重点出口国，对外进行海外市场调查、参加国际农产品展销会、举办饮食研讨会与食品试吃会等，对内设立出口战略实行委员会，鼓励农产品产地间进行合作，加强农产品品牌培育，优化生产地、加工场、批发市场、流通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26]。同时，政府向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支援与信息咨询服务，制定并完善食品安全法、动植物检疫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积极寻找外国买家，在了解与发掘海外市场对日本农产品需求的基础上，强化国内生产者与出口企业的联系并进行订单式生产，以实现2020年农产品出口额达1万亿日元的目标。

2.2 以地域资源活用战略群

1）城乡交流战略。2008年日本开始实施“儿童农村交流项目”，广泛开展小学生到农村的住宿体验活动，将农村作为一个教育场所，让儿童贴近自然、接触农林牧渔业生产，培养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正确认识。针对中高等教育的学生，政府利用日本学校毕业旅行的传统，积极推广农家体验项目，鼓励、引导学生在农家吃住，体验播种、浇灌、收割、放牧、乳制品的收集制作等农业生产活动，培养学生热爱农村、珍惜农民劳动成果的思想感情。企事业单位也安排雇员定期到农家吃住学习，在体验农村生活的同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同时，日本各地的农协也积极开展饮食文化教育，提升消费者对传统饮食文化的认同感。此外，政府积极建设公益性、营利性的市民农园，让都市的百姓亲近农业、了解农业、心系农业，亲身参与到农业生产队伍中，加强农民与市民的交流，并积极开展城市与农村的交流对话，推进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主体的积极参与[27]。

2）乡村旅游战略。日本的乡村旅游也称为绿色观光，是一种到访农村、体验自然与人文交流的旅游形态。日本政府于1994颁布《农山渔村休闲法》，将国民的休闲活动与农村振兴有机结合，将农村的农业景观、农事活动与历史遗迹等开发成为观光资源，并与当地旅行社及其他社会组织联合，设计旅游线路并规范农村民宿和农家餐馆的经营，将绿色观光组建成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城市居民通过自然体验、农业劳动和加工学习，了解农村的生活方式，品味农村传统的饮食文化，获得放松身心的效果。农村居民通过提供食宿服务，实现家庭经营多样化，提高了非农收入[27]。另外，政府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对特色的农业景观与现象进行环境评价，制定观光主题，形成地域的标志化、品牌化，并在不破坏生态、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调整，以适应旅游观光需求。此外，还利用农业资源的保健效果创造新型概念，吸引都市游客来农村放松身心。

3）生物资源战略。农村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生物资源。日本政府积极推进国产生物燃料的生产与利用，于2008年颁布《农林渔业生物燃料法》，将食品废弃物、家畜排泄物等作为一种生物能源开发利用，形成资源循环型农业。农村地区对于生物能源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开发生物酒精、生物柴油、生物瓦斯等生物燃料等方面[28]。该战略一方面为农村引入了新的技术并创造出新产业和新岗位，降低了农业经营对石油的依赖度，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另一方面，通过推进耕畜结合、有效利用家畜排泄物等方式，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了能源多样化与农林渔业的持续发展。另外，将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和不符合标准的农产品作为燃料再利用，还对水产生物资源进行高附加值化利用，如做成高级天然调味料等。

2.3 新技术战略群

1）技术革新战略。农业生产领域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加速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创新生产与流通体系、创造使用并保护知识产权、推进农业生产安全作业4个方面。加速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是重点研发推广满足生产者需求的机械与技术，推动中央、地方、高校与企业间的合作，促进生产者参与技术的规划、研发、普及和信息反馈。创新生产和流通体系，即实现规模化、省力化、低成本化的生产技术导入，实现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的加工流通技术导入，实现降低自然灾害影响的管理技术导入。在知识产权方面，制定与完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活用研究成果和特许技术，强化海外日本农业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农业生产安全作业对策的目的在于减少农业生产作业中伤亡事故，对已发生的事故进行调查分析，提高应对作业事故的劳灾保险投保率，强化农业机械和农业设施的安全操作流程。

2）企业合作战略。首先，农业生产部门积极吸引能将农产品多元化利用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资源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形成一条稳固的农业产业链；其次，将食品产业进行细分，稳固扩张成熟的产业，整合开发薄弱及新型产业，吸引中小企业和创业型企业参与；最后，加大政府的扶植力度，设立公共基金，改善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的基础设施，建立农企共同利用设施，导入革新技术，确保产业活力，对“地产地消”进行小规模定点实验，定期对观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逐步建立成熟稳健的“地产地消”模式，确保农业生产大部分利润保留在农村地区。

3）农业带头人培养战略。为应对农民高龄化、农村人口稀少化的困境，保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日本政府制定了《认定农业者制度》，明确了培养地方农业带头人策略。同时，日本农协也与官办农业推广部门共同开展对农业带头人的技术培训，聘请有经验的企业员工和研究人员对农村生产经营进行指导与规划，并邀请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它业界的高级人才参与监管，制定更全面合理的人才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农户法人化与农村集体生产，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培养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经营体来改善农业生产结构，稳定农业生产经营[29]。

2.4 农业的六次产业化

农业 “六次产业化”作为现代农业经营的一种模式，最早由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今村奈良臣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当时，消费者对加工食品的购买与外出就餐日趋频繁，餐饮支出不断增加，但农产品的市场规模与市场价格并未发生变化。能够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的加工业、流通业和餐饮业多位于城市，而产业匮乏的农村与农业生产者并未享受到利润的增加。因此，为了让农户参与到农产品的加工、流通和服务业当中，日本各地开始了以农业作为产业轴心、以工商业为辅助、广泛吸引社会投入、做到三产融合的 “六次产业化”（1+2+3），一方面让农户直接获得食品加工收入和流通利润，另一方面有助于打造农产品品牌、开发特色农产品、开展农产品直销，将农业产业化与农村振兴有机结合[30]。

图1 日本六次产业化的具体形式Fig. 1 Description of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Japan

农村资源同产业的结合是农村地区进行六次产业化的基础[31]。六次产业化的具体形式如图1所示。首先，与饮食相关的六次产业化最为普遍。在农业生产部门，农协指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和食品加工需求，转变生产方式，生产高品质农产品和适于加工的农产品；在工业加工部门，采用新技术保证加工环节中食品品质与口感，同时引进HACCP等认证体系，确保加工环节的安全卫生；在流通与销售环节，广泛采用农产品直营店、农超对接、交通枢纽特产店等销售方式，扩大农产品及加工品的销路，并在商品包装上附上原产地标识，加深消费者对农产品与农村的印象。

其次，农业与观光产业融合，共享农场、体验农场、观光农场、农家餐馆和农家民宿等新型农业经营形式不断涌现，既能避免农地撂荒、提高农地利用率与生产率，又能创造出新的旅游需求，传承农耕文化，保护生态环境。

最后，依托日本发达的医药研发生产体系，日本政府开展“医福食农联合”，促进医疗、社保等相关产业与农业合作，在生产环节鼓励农户种植药用作物，在加工环节依靠药品生产企业开发功能性食品、医疗看护食品、其他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及中成药，并以新鲜安全的农产品和医疗食品为基础，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农村地区设立养老院、疗养院，开展医疗养护健康产业。为了保障六次产业化的稳步推进，日本政府于2008年颁布《农商工联合促进法》、2010年颁布《六次产业化法》，并于2012年成立农林渔业成长产业化支援机构，设立农林渔业成长产业化基金，为六次产业化进行融资与经营提供必要的支援。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网站2017年8月份公布的六次产业化综合调查的最新数据可知，2015年六次产业化相关销售额为1.9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 160亿元）。其中，农产品直营店的销售额为9 974亿日元，农产品加工增加额为8 923亿日元，休闲农业营业额为378亿日元。自2010年正式开始开展六次产业化以来，农业生产相关活动的年均销售额的增速达到18.4%。从总体来看，2016年农业·食品关联产业的生产总值为115.96万亿日元。其中，农林渔业的初级农产品产值为12.7万亿日元，占比11%；农产品流通业产值32.68万亿日元，占比28.2%；食品制造业产值37.68万亿日元，占比32.5%；餐饮业产值为28.53万亿日元，占比24.6%。综合来看，在与农业和食品相关产业里，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所占比例高达89%。因此，日本政府提出农业应保持自己的主体性，鼓励将第二、三产业所创造的附加价值，尽可能多的回流到农村，进一步使传统的生产型农业向现代的综合型农业产业转变，以提高经营者的收入并有效地活用农村、山村和渔村区域的资源。

3 日本农村振兴的效果与存在问题

3.1 日本农村振兴的效果

日本农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将各项工作进行整合与细分，确保所有环节得到落实；民众、企业和政府各主体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农产品附加价值的提高与农业生产成本控制相结合，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政策共同完善，质量与效率共同提高；国内国外市场并重，注重品牌的建立与差异化建设；树立农村新形象，发挥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使城乡形成良好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村的活力。日本的农村振兴战略使农村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消除了城乡社区环境方面的差别。从基础设施建设上看，在农村振兴背景下，日本政府注重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一方面针对农田水利生产设施，广泛开展农业基础设施修整促进活动，提供农山渔村地域修整补贴，包括向农户提供土地改良无息贷款、农业机械购机补贴，以及区域农产品加工、储藏和运输的设备工厂提供修整补贴；另一方面，为促进城市居民移居农村、增加乡村旅游的游客人数，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为中心，日本政府提供农山渔村振兴项目支援补贴以完善交通、民宿、观光农园、饮食店和零售商店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等基础设施方面已趋于完善，与城市差别不大，2016年到访农村的游客高达2 404万人。

第二，增加了农民收入并促进了青年劳动力参与农业经营。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17年发布的《农业经营统计调查》可知，2016年日本农户户均年收入为521.2万日元，同期全国户均年收入为563.3万日元，可见日本的农户与城市工薪家庭收入相差不大[32]。另外，该调查显示，2016年个体经营农户的经营收入有了显著提高，如与2007年相比，水稻种植户的农业收入从184.2万日元增加265.8万日元，旱地作物种植户的农业收入从688.1万日元增加到863.2万日元；农业企业法人的数量从8 571个增加到18 857个，其销售收入增加了12%；农产品销售金额为5 000万日元以上的农业经营者的平均年龄降低到55岁，且随着销售金额的增加，经营者的年龄呈下降趋势。农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成就还包括开拓了农村市场。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需，而农村的振兴为农民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同时为农村带来了强大的购买力，刺激了农村消费的多元化。

3.2 农村振兴战略下日本农业部门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的发展

虽然日本农村振兴取得巨大成就，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日本人口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和农村老龄化问题依然突出（2017年日本农业从业人口平均年龄为66.7岁），农业劳动力不足始终困扰着日本农业；第二，粮食自给率也并未提高（2016年日本粮食自给率为38%），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粮食自给率仍为今后日本农业亟待解决的难题。尽管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水平和生活环境上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农村产业的振兴仍挡不住青年劳动力外流的趋势。

日本正在推行的六次产业化概念也存在许多可优化的空间，目前日本仍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探寻六次产业化更多的可能性。现阶段，日本正着力于制定大力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和培养农业接班人的政策（新规就农政策），希望从非农行业吸收青年劳动力, 以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为鼓励更多外国游客深入到日本的乡村旅游（乡村国际化），日本政府积极制定优惠政策，开展各种项目并积极向海外进行宣传，如农林水产省2016年建立“SAVOR JAPAN”制度，以地方所生产的原材料烹制的“美食”为核心，配合当地的旅游资源，打造“SAVOR JAPAN”来吸引访日游客。

4 日本乡村振兴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和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全面解决“三农”问题，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早日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战略全方位涵盖了农业发展、农村治理和农民生活，是一项系统且复杂、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为解决“三农”问题，稳步开展乡村振兴各项新举措，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科学规划，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

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农业生产大国，在生产规模、经营方式和种养品类等方面相似度较高，也同样面临农业农村衰退的问题，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农村环境较好、耕作方式更先进、农业产业化与市场化程度较高，但农村空心化严重，而中国农业资源丰富、粮食自给率高、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但农村较落后。基于中日两国农业农村的异同，参考日本农村振兴成功经验，提出中国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几点建议。

4.1 以打造区域特色农业为基础，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

中日两国皆为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农产品附加价值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也符合消费需求。日本的农业资源较贫乏，农产品品种相对较少。日本政府针对农产品制定了生产、加工、销售和出口策略，依托其完善的农产品质量监管制度、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成熟的生产工艺，重点打造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引入医药、美容、健康等产业进行精深加工，深挖农产品多种用途，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在农产品品牌营销上着重拓展农产品价值产业链。

中国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种类多。目前，从整体来看，农产品精深加工行业存在规模小、技术落后、资金和人才缺乏等问题，农业加工品的质量和档次不高，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缓慢。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国土面积大，各地区拥有特有的自然资源和生态条件，造就了品种多样、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现阶段，中国应立足于地方资源的特色和比较优势，打造区域特色农业，建立健全地方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巩固特色农产品生产，提高特色农产品质量水平，做大做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形成优质特色农产品产区，以质量和特色为抓手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和促进农民收入提高。针对农产品的战略设计，日本重在“精”和“深”，而中国应注重“广”和“特”。

4.2 以激发农业发展活力为重点，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兴旺，通过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以产业带动农村和农民实现自我持续发展。日本农业劳动力短缺且老龄化严重，政府在制定农产品产供销策略、实施城乡交流与乡村旅游战略、发展六次产业化时，一方面培养地方农业带头人，鼓励青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经营，另一方面推进农户法人化，培养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并强化农村集体生产概念，以企业带动村落共同参与产业建设，达到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稳定农业生产经营的目的。

在中国，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受让主体。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作用，组织并引领小规模分散农户参与生产。现阶段，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政府也出台了《“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加强职业农民培训，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以实现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推进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的作用不应仅限于构造现代化产业经营体系，还应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发展上升到农村整体发展的高度，在进行产业化经营的同时，也应投身开发区域性资源、打造农村区域品牌、创建宜居乡村等活动之中并带动广大农民共同参与建设，汲取和发扬群众智慧，使“以大带小”、“以点带面”的榜样效应从生产到生活实现全方位覆盖，通过产业兴旺来达到区域兴旺的目的。

4.3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夯实都市绿色农业发展的基础

日本在实施农村振兴战略时，十分注重城市与农村的交流，从教育、体验、旅游等层面入手，以新鲜的农产品和良好的自然景观为中介，引导城市居民移步农村，接触农业，感受自然。加之日本国土面积小，在布局完善的交通体系支撑下，城市与农村间的通行时间被大大缩短，城市居民出行方便，积极响应政府“体验三农”的号召。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城市与农村之间距离较远，城乡交通一体化尚未实现。要实现城乡交流，在继续发展高质量乡村旅游的同时，还应着力打造都市绿色农业，为城市居民创造就近接触体验农业的机会。

发展都市绿色农业，建设高科技农业园区、观光农园和教育农园等集生产、观光和教育功能为一体并能同时推进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都市绿色农业产业示范基地，首先拉近了农业与城市居民的距离，使城市居民对于农业农村的参观体验活动变得容易，为农业产业升级创造先决条件；其次，该基地可向城市提供农产品，减少了农产品流通的环节和成本，保证了农产品的新鲜度，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有效对接，让农业生产者能快速掌握城市市场需求情况并及时进行生产经营上的调整，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高品质的农业商品；最后，依托城市的科学技术与人才资源，促进农业技术创新和可持续集约发展，夯实农业产业基础，实施旅游与教育产业差异化运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都市绿色农业发展道路，为城市增绿，实现城乡融合和都市绿色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利用城乡融合新途径实现乡村振兴。

4.4 以提升乡村自治能力为重要内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上深入着力。在日本农村治理的过程中，农协功不可没。农协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通过县级联合会及全国中央会的多层网络将全国农民联合成一个整体。农协不仅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予农民指导，也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代表农民群体来争取政府的各项支持，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纽带。日本农协与行政系统形成了一种相互合作的模式，在日本农村治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日本农村振兴战略里包含了相互扶助系统，强调集体主义，即在基层杜绝农民孤立的状态，号召农民融入集体，结成生产、生活、人际交往上的互助网络，在地区层面，促进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横纵向联合发展。

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农协发展的经验，提升乡村自治能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十九大报告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在尚未建成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当下，应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推进村级、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村经分离，充分发挥村两委作为连接政府与村民的纽带，提高村民政治参与度和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积极性，还要注重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促进村民就业增收、提高村民福利等方面的作用。

相比日本，中国的农村还面临着贫困问题。中央政府提出，脱贫攻坚要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扶贫首先要“扶志”，要从根本上唤醒农民努力生产、改造乡村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挖掘乡镇政府、村两委、村民个人以及各种民间组织的治理潜能，做到还权于民，培育和保护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激发农民主人公意识，才能进一步推动农民积极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凝聚起振兴乡村的内部力量，使农民主体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4.5 以重塑乡村风尚为保障，复兴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的保全和传承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日本政府为此颁布了《农山渔村休闲法》，以保护乡村文化、弘扬地方民俗特色为出发点，打造成熟的农村旅游观光商业模式，将乡村文化振兴寄于国民的休闲活动中，并与农村振兴有机结合。同时，日本通过鼓励城市居民深入农村参加农业体验、农业学习等活动，强化各行业、各年龄层的城市居民对农业农村文化生活的再认识。

基于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重视挖掘本地的人文资源、保护乡村历史文化，传承和弘扬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乡村文化振兴策略。基于各乡村的民俗文化特色，探索具有可实践性的“风景+文化”式的农村旅游商业模式，在扩展休闲活动多样性的同时，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鉴于目前中国学生集体出游难，可鼓励农耕文化教育走进校园，建设农业教育和体验实验室，增强农业的趣味性，引导学生参与农业科普与农事体验，使学生了解农业生产概况，增加对“三农”的认识和情感。此外，还应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普及和文体娱乐活动。以卫生创建为载体，组织农民参与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提高农民群众的整体素养，使乡村呈现整洁有序、地方特色突出、勤劳朴实、热情友好的乡村新风尚。

4.6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引领，打造生态宜居新农村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农村环境、将农村改造成与城市无差别的宜居地是日本振兴农村的首要任务，也是其成功经验之一，为农业产业、旅游产业和医疗康复产业的生成发展奠定基础。

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在尊重农村地区现状和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如修整道路，推进互联网建设，加快水电气增效扩容改造，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实施环境治理等。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管理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也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良好的硬件支持与创业环境。此外，要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实施振兴战略的积极性，促使农村居民对本地资源再认识并培养地区建设意识，激发广大村民参与宜居乡村建设的热情，努力把农村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5 结语

日本的农村振兴战略起步较早，积累了一定的先进经验，也在发展的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日本农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做法和优化方向，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布局与实施路径提供参考借鉴。对于人口数量多、国土面积大的中国而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既有挑战，也具有长远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各地在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规划过程中，以打造区域特色农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都市绿色农业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复兴乡村文化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等为抓手，因地制宜打造农产品品牌、创新农业发展技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有序引导社会其他产业与农业有机结合，延伸农业产业链，深度挖掘农产品附加价值，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激发农业发展新动能，打造适应市场需求的农村新产业和新业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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