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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

2018-05-28于君博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行政论坛 2018年3期

◎于君博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时代的政治危机常常与学术危机彼此交织,两方面的严肃工作互相渗透”[1]。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共同揭开了西方“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的序幕。由此,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反思也在社会科学研究者间展开。其中既有偏重经验层面的政治危机成因解释,如全球化加剧贫富悬殊、知识经济的“幂律”固化赢家通吃的不平等格局、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推动舆论极化、“循证决策”(Evidence Based Decision-making)的专家治国模式制造公众与政府间隔膜等,也有偏重规范层面的价值批判,如对新自由主义蔓延的担忧、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警惕、对精英政治合法性的质疑、对民主制度前景的重构等。在这场反思中,现代政府所采用的治理手段,无论是实践工具还是价值理念,几乎无一例外地招致批评,甚至连一些前后相继、互为修正的措施也不能幸免。比如,在公共领域坚持循证决策被认为是奉行科学至上和精英主义,但更加开放和直接的决策模式又被诟病为对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想的放纵;在公共事业的运行中倡导市场化、公司伙伴关系和绩效管理被认为是偏离了政府应有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可是基于公民身份、以平等为取向的福利制度又被批评为是孕育种族歧视和社会原子化的温床……

从上述危机的反思与批判中全身而退的是依旧方兴未艾的数字政府治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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