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雷

摘 要：文章从“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和“新诗的传播与接受”三个研究领域展开讨论，研究分析了方长安教授在长期学术研究中所形成的“立足史料，会通理论”的治学风格。

关键词：方长安;学术研究;史料;中外文学关系;新诗

在文学实践活动中，“任何艺术家都面临一个接受他人影响并影响他人的问题”①，研究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的事实以及相互影响的实例就构成了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影响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得以存在的主要理论基石。但随着全球化语境的来临，有研究者对影响研究无法应对当下文学关系的现状表现出担忧，将影响研究重新定位成文学关系学的研究，并指出它是“强调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和“继续追求一种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②从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领域，而从传播接受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内在发展则是对文学关系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武汉大学的方长安教授长期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新诗的内在生成和发展的关系，他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实践，值得关注与重视。

方长安教授于1994至2000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龙泉明教授，毕业后留在武大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多年来，他凭着赤诚之心和勤勉、严谨的学术精神，扎实钻研、勇于探索，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生成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和1949至1966年间中西文学相互解读研究等学术前沿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尤其在他把研究眼光投向中国新诗领域后，自觉突破了傳统的新诗研究视域，将以往学界对新诗内部的关注引向对新诗外部的影响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好评，成为知名的新诗研究专家。方长安教授始终秉承武大注重实证的学术研究传统，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灵活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综合研究，研究成果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本文拟从“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和“新诗的传播与接受”这三个研究领域展开讨论，以窥测方长安教授在长期学术研究中所形成的“立足史料，会通理论”的治学风格。

一、探索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新视野

方长安教授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便对文学研究产生兴趣，但真正开启学术生涯是他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他的硕士论文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小说进行深入研究，从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形式和特征等方面做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见解新颖独到。他以此为基础撰写的《论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受到学界的好评。后来他又对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性问题展开探讨，发表了多篇有见地的论文，并以《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集出版。攻读博士期间，他将学术研究的关注点放在了中外文学的比较上，尤其是对近现代中日文学的关系研究用力最勤，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发现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并以此为课题完成了博士论文《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答辩专家对这篇论文一致给予高度评价，郭志刚先生称其是他所看过的“最扎实、最厚重、最具学术功力”的博士论文中的一篇。2001年，方长安的博士论文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次年列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出版。

中日文学关系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也是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必要视角。近代以前，日本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滋润和影响，中日文学的关系是中国输出日本接受的单向形式。但到了近现代，随着日本现代化取得了成功，中日文学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中国文学开始向日本文学学习，从晚清至20 世纪30 年代正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选择·接受·转化》立足于中国文学的自身建设，对近现代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逆转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和阐发，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见解。在对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中，很多人将日本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接受欧美文学影响的桥梁和中介，忽略了日本现代文学的独立品格和鲜明的民族特性。方长安教授在著作中突破了传统的“中介说”，认为日本文学在学习西方文学的过程中，发生着双向交流和同化的创造性转换，日本近现代文学依然流淌着许多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它不是西方文学的翻版，而是体现着独创性和主体性的民族文学。如果把眼光停留在日本文学是中西文学的中介这种认识上，那么就无法深入到中日文学关系的实质，也就无法真正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方长安教授是立在一个新的高度突破了对中日文学关系的传统认知，为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确立了可靠的前提和基础。

方长安教授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以事实为依据，将局部透视与宏观把握统一起来，“深入地考察、揭示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的深层联系，即日本文学的哪些因素被中国作家所择取，如何择取、变异，化为自己的血肉的，它们在中国新文学流变发展过程中起了怎样特殊的作用，意义何在。”③在具体研究中，他注重对中国作家接受日本文学因素过程中主体意识和接受心理的考察，强调中国作家在接受中进行创造性改写的现象，“有意识地将中日文学关系的探讨与新文学传统之形成结合起来考察，辨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某些新传统之原型及其最初的积极意义和负面作用”④，中国作家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方面的得失就与中国作家根据对中国现实的需要而进行的选择有关。因此，对日本文学的选择和学习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生成，这也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作出的新的阐释。同时，方长安教授没有采用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空泛的平行比较方法，而是通过对实证材料的梳理和分析，同中求异、细中有辨地发掘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影响的转化和中国作家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的相互影响与差别以及矛盾对立的特点，既有史实的依据，也有细致的考辩，有效地拓展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空间，也深化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

《选择·接受·转化》在对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创新上，还体现在对一些学界忽视的课题进行开拓性研究，提出新的观点和论题。他发现前期创造社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但这却是未被深入研究的课题，究其原因是前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在一些场合表示过对自然主义的不满。他延续了日本研究者对前期创造社与日本自然主义有传承关系的判断，进而对这种传承关系作了详尽地分析和论证：先是厘清了日本化的自然主义与西方自然主义的区别，说清了前期创造社反对的是西方的纯客观写实的自然主义，以前期创造社自我小说受日本私小说影响为实例，具体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传承表现，即在题材的自我经验性、自我告白的行文方式和暴露现实的悲哀上。同时也指出，前期创造社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传承是一种背离式的，这是中国作家对日本文学借鉴时所进行的自我转换，符合中国五四文学的现实语境，体现出建构五四文学的努力。此外，方长安教授在研究中注重从发展的角度分析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表现出清晰的历史意识和眼光。他认为，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观的形成来自于日本崇尚自然的文化观的影响，周作人是在对厨川白村灵肉调和论、新村主义和《小说神髓》的认同中，形成了“人的文学”观。“但‘五四后，他自觉告别新村，对‘人的文学观内在结构进行某种调整，但他未意识到，他是以更地道的新村方式告别新村，于是调整后的文学观着上了更深的新村主义色素。他以调整后的文学观，整合夏目漱石、有岛武郎的文学论及俳句、川柳等，致使‘人的文学观发生质变。”⑤方长安教授在探讨文学个案的时候，不是在孤立的论述和单调的比较，而是以宏观发展的视野，把文学观念的变化置于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宏大叙事之中，展示出文学史流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揭示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历史过程。

二、对“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

研究的突破与超越

2002年开始，方长安教授以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建国后‘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冷战时期英美对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研究”为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延续着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思路，逐渐将关注目光投向了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从文学的交流互动层面考察1950—1960年代新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复杂关系。2009年，《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1966）中外文学关系的著作。新中国“十七年”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形态的表现也受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学界对这段时期的文学研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多集中于对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潮的研究上，却少有从中外文学动态交往的关系角度进行系统梳理与阐发。方长安教授在此部著作中以扎实的史料搜集和考证为基础，综合运用了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政治文化学、文化传播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进行研究，通过宏观的理论把握和微观的个案剖析，揭示出“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发展、演变的特征以及“十七年文学”的生成机制、意义转化和接受情况，在“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成就。

《冷战·民族·文学》对“十七年”中外文学交流互动的考察分析中，突破了一些以往学界对此阶段中外文学关系的简单化认识。在论述“十七年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上，以往多数研究者只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考察“十七年”中苏文学关系，在缺少对文学关系史料全面梳理和深入理论分析的前提下得出中苏文学之间存在“同期对应”关系的简单化结论，将“十七年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关系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预设事实。方长安教授突破了这种预想化的“同期对应”的观点，认为“在中苏文学关系发展过程中，以民族身份、利益为诉求的话语在有些阶段表现得相当活跃以改变‘一边倒地学习苏联文学的状况，强调文学的民族个性，凸显文学的民族形象，致使‘十七年中苏文学关系事实上变得极为复杂”⑥，是经历了一个由认同、模仿到反思再到疏离的嬗变过程，“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本质的简单判断和价值取向的单一认同，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还原了‘十七年文学的本来面目，肯定了其独特的社会价值。”⑦该著不仅论述了“十七年”中国文学同苏联文学之间存在着文学交往与相互影响的关系，还开拓性地考察了“十七年”文坛与欧美文学和亚非拉文学之间的复杂联系，而后者正是学术界很少关注的研究领域，体现了方长安教授善于发现问题的敏锐的学术眼光。他在文献搜集与阅读中发现，由于意识形态的阻隔，“十七年文学”与欧美文学并没有通过直接交往发生关系，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展开，即开展关于欧美进步作家的纪念活动、欧美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对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讨论等形式，并归纳总结了“十七年文学”未受欧美资本主义文学影响的缘由。同时，他用大量的文献材料证明，欧美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十七年”时期并未销声匿迹，在文坛主流话语背后时隐时现着有关现代派文学的话语活动，出现了以“专辑”形式对波特莱尔的集中而全面的译介、对“迷惘的一代”的译介和《夜读偶记》对现代派的矛盾言说，使读者“认识到现代派对于中国文坛正面的审美价值与意义”⑧，颠覆了学界关于“十七年文学”只受苏联文学一元影响的结论。

从比较文学理论看，文学关系研究实际上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但“文学事实本身并不具备彰显意义的功能，因此文学关系的研究也不能满足于站在某种固定的学术立场来选择事实，而是要从某种学术立场出发来发现事实，尤其是找出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发现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逻辑。”⑨在研究思路上，《冷战·民族·文学》并没有停留在对文学关系史料的搜集和现象的罗列上，而是将文学关系研究和话语研究结合起来，以“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为国际背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国内语境中，梳理“十七年”中外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和反思，这对于深化认识新中國“十七年”文化思潮和文学特征具有启示性作用。方长安教授指出，在世界“冷战”思维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十七年文学”在对外交往中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学立场，而且向世界表述了中国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文化认同。在“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中所表现出的目的诉求则与该时期中国对于现代性的认知有着密切关系。五四时期对外文学关系的目的是着眼于引进西方民主、科学的启蒙理念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学习西方艺术经验，摒弃旧文学、创造新文学，通过改造国民性的方式构建中国现代性的图景。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期间，中国对现代性内涵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性中的理性内容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启蒙观念，而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严厉批判，也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反思和质疑。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与接受，中国深化了对现代性内涵的认知，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就变成了把中国建设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十七年文学”正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学，此时期发展中外文学关系的目的也是基于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文学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一种政治文化关系。方长安教授准确阐述了“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民族意识和文学三层话语关系与特征，为深入解析“十七年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学的交流和影响是相互性的，文学关系研究是基于实实在在的事实性联系，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聚焦在两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十七年文学”不仅吸收外来文学资源的影响，也在向境外进行自我输出。方长安教授重点考察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研究了“十七年文学”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传播接受现象，探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十七年文学”的介绍和言说以及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误读现象，这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难点。通过阅读大量国外历史文献发现，虽然“十七年文学”是与社会主义话语生产互动中产生的文学，但它在世界格局中的传播并非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而是扩散到欧美西方世界里，“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运动与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曾进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读者的视野，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⑩不过，这种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某种政治动机，故意误读新中国文学，认为“十七年文学”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物，缺乏文学性和艺术性，形成了贬斥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态度。但也有少数立足于个人阅读感受的阐释与言说，对新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作较为客观的评价，肯定新中国文学中符合西方文化审美标准的部分。在方长安教授看来，这种对立的思维逻辑真实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冷战语境，英美言说者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其对东方的解读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投射，也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更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可以说，以西方学者的眼光来反观“十七年文学”，为重新审视“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开拓新诗研究领域的新路径

2004年，方长安教授在《河北学刊》上组织了一次“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专题讨论，从学理上系统分析民族主义与20 世纪中国文学间的复杂关系，并逐渐调整了学术研究的中心方向，将宏观的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转到关注中国文学内在发展的微观研究上来。与此同时，他沿承了武汉大学的新诗研究传统，从《死亡之维与新诗研究反思》一文开始，将中国新诗研究作为自己新的学术研究方向。但在新诗研究的路向上，他并没有采用与陆耀东、龙泉明等前辈学者相同的研究思路，而是独辟蹊径，将对新诗的内部研究延伸到对新诗外部关系研究上，正如他所说：“在新诗教学、研究中，我反复追问自己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的问题，追问诗在何处、诗人何在的问题，在解诗以探寻答案的同时，我将视线转向了‘传播现象，试图从读者、传播场域等层面推进自己的思考。”{11}他突破了以往注重诗人、作品的传统新诗研究模式，转向了读者与传播领域，重新阐释了新诗的生成与建构。这种研究思路的转变是受比较文学理论中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的影响。在文学关系研究中，传统的影响研究只是局限于已经完成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但接受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影响研究的发展，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它可以指明这些作品和它们的环境、氛围、作者、读者、评论者、出版者及其周围情况的种种关系。”{12}方长安教授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思路作进一步深化，将文学关系研究中“传播”“接受”的概念引入新诗研究中，开拓中国新诗研究领域的新路径，打开了重新审视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新视角。

方长安教授对新诗的传播接受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相关课题而进行的。2009—2012年他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的一般项目课题“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其结项著作《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15年，他的“近百年文学史著作与新诗经典塑造关系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将中国新诗的传播接受研究进一步细化，从文学史的书写角度考察新诗的生成和经典化之路，拓展了新诗研究的空间。2016年，方长安又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旨在通过对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最终建设集成型数据库，绘制百年新诗发展传播的新蓝图，进一步推进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新诗传播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的出版标志着方长安教授在新诗传播研究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该著以史实为依据，借用了传播学、阐释学、文化心理学和接受美学等诸多理论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新诗生成、发展的特点与内在规律。方长安教授综合考察了文化生态、现代传播场域与新诗发生、生成的关系。他不同意新诗是用汉语写作的西方诗歌、是西方诗歌的延伸的说法，而是将中国新诗视为一种新生的文化形态，而新诗“就是发生在中国文化生态在世界文化生态谱系中失去原有序位的时期。”{13}在他看来，诗歌革命目的不在诗本身，而在文化生态，五四前后胡适等人对诗歌的革命，主要是为了救治与西方文化生态相比处于弱势的旧的文化生态，在思想层面上用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等观念替代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具体在诗歌体式层面表现为废除文言格律，提倡白话自由体诗。但是，对传统文化生态的反叛并不容易，造成了新诗创造依然受传统文化的滋养，新诗接受域外思潮的影响也是系统的文化生态问题，这就是新诗内在的矛盾张力发生的重要機制。在论述中国现代新诗的生成问题时，方长安教授从现代传媒的角度考察新诗的生成规律与内在变化，认为社会性、公共性的现代传播场域参与文化、文学生产，搅动了中国诗坛格局，加速中国新诗的发生与生成的演变。“现代传播场域、传播方式和读者阅读批评相当程度地改变了诗人的生存方式、创作心理和诗学观念，使新诗生成相应的情感空间和审美品格等。”{14}新诗的流变、新诗史上重要诗人的遴选、新诗经典的塑造以及新诗的得失都与读者阅读反应有着深刻的关系，对读者的接受活动考察成为定位新诗生成机制的重要视角。此外，他还关注到了新诗生成阶段的译诗现象，认为译诗为中国诗坛输入了西方现代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爱情自主观念，撼动了中国旧诗坛的精神架构和价值取向，不仅有效地推进了中国诗歌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还为新诗现代情感空间和审美形式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除了对中国新诗的传播进行整体性考察，方长安教授还将新诗传播研究落实到具体个案分析上。诗人形象的塑造是新诗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文学史、选本和读者对诗人形象的塑造与改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新诗史上，胡适是个典型的个案，他是新诗史叙述的起点，他的诗人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书写方式，呈现出时而简单，时而复杂的现象。方长安教授抓住胡适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个案分析，从选本和文学史两个维度考察胡适诗人形象塑造的变化轨迹，以窥测中国新诗传播路径的复杂语境。他以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大量文学选本的梳理和钩沉，发现胡适被选家看作白话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而这种“尝试者”形象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漫画化的特征，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被建构、刻板化以及一定程度的修正趋向的丰富的轨迹。而关于文学史著作中的胡适形象，在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阶段里，具有截然不同的书写态度和塑造策略。各种民国文学史著对胡适诗人形象的构建，呈现出多种面貌，但在共和国时期的文学史里，胡适的文学史形象却变成单一化、雷同化，体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价值立场的叙述者对于文化、诗歌的理解和想象诉求。”{15}同时，在新诗传播过程中，读者也参与到对诗人形象的塑造，如艾青就是一位有争议的诗人，他的诗人形象常处于变动之中，这与诗人的创作转向有关，也与读者的阅读批评分不开。方长安教授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考察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于诗人艾青的阅读阐释，揭示出多种多样的艾青形象及生成过程，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气质与风貌。此外，他还将新诗中的形象塑造放置在文化传播的视域中进行思考，从《女神》中解读出神话“强力”的原型和异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形象”，用文化人类学的眼光研究新诗，从而揭示出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深厚联系。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是方长安教授在十余年间对新诗的传播接受历史进行不断思考、研究的产物。该著从读者阅读接受的维度观察透视新诗创作发展史，重新审视新诗的生成、发展与本体构建，填补了长期以来系统研究新诗传播接受史的学术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历史连绵性并不在于文学事实的编年式组合，而在于不同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持续接受经验，文学史的实质就是读者的接受史。新诗接受史旨在揭示诗人诗作在不同时代和阅读群体的接受中所体现出的命运变化和生命状态，研究者就是要寻绎出这种变化性规律，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中把握诗歌的精神实质。不过，以读者阅读为中心的新诗史研究，其难点在于读者的接受经验是分散、不确定的，难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这便需要研究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重新发掘、整理与辨识，运用调查、数据统计和实证的研究方法，来理清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脉络，以达到认识新诗发展本相的目的。方长安教授以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等现代主要诗人为中心，考察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的读者对这些诗人形象的塑造以及嬗变的现象，构建出新诗接受历史的整体面貌。在梳理新诗接受历史线索的同时，他还关注到一些关于新诗本体建构的问题，如郭沫若接受史与白话自由体诗合法性的关系，李金发接受史与现代主义审美意识的生成，读者批评与冯至诗歌创作的关系，诗人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沉浮命运以及选本的选、评与新诗发展的内在建构等问题，这些都是百年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又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方长安教授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进行重新思考，为新诗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向。

方长安教授在揭示新诗传播接受的规律时，始终思考着新诗的经典化问题，并将这个问题贯穿于具体诗人诗作的传播接受过程之中。他认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诗“经典”是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经由传播和读者阅读接受的过程塑造出来的，新诗在读者的阅读传播和接受的行为中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换言之，“新诗经典化是在传播中完成的，传播的主要途径包括报刊发表、结集出版、大中小学校讲坛、教材、广播、电视朗诵、报刊新诗评论、学术著作等，是这些传媒因素、途径的合力决定了新诗经典化”，而“中国现代诗人、诗作被经典化的过程，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一个建构的过程。”{16}因此，他通过对具体诗人、文本经典化路径的考察来探究中国新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传播机制与话语建构，为诗人、作品的重新定位寻找出可靠的依据。在他看来，阅读传播《女神》使其成为经典的文学行为是一种培育民族自由意识的实践活动，闻一多及其《死水》被经典化是规整现代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力行爱国精神的过程，而“穆旦接受史、经典化过程是中国对于现代性由误读到重新辨识、认定的艰难蜕变史，是一种文化整合与现代意义生产。”{17}在经典化研究中，方长安教授不仅梳理了诗人、文本在走向经典化过程中的传播序列，还凝练出新诗经典化所“化”出的那些现代意识与文化品格，为重新审视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思考。同时，由于新诗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质疑与批判之声，直到今天还有人对新诗持有怀疑的态度。但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新诗经过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批评阐释凝结出一些谈论中国新诗时绕不开的“经典”，如《人力车夫》《凤凰涅槃》《再别康桥》《雨巷》等。人们在承认这些作品为“经典”的前提下，进行不断地解读、阐发与言说，却很少有人质疑它们的经典地位，也没有人去反思它们成为“经典”的历史。方长安教授把对百年中国新诗接受史的梳理与经典化反思结合起来，从文学批评、选本、文学史著作等层面考察新诗接受与经典化途径，以揭开了新诗“经典化”的面纱。他指出，新诗经典化是在新诗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以各自的方式作用于新诗所共同遴选出的现代诗歌“经典”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专业读者来完成的，在遴选、阐释新诗经典过程中产生了相当大的正面作用，但大众读者的接受体验却在无形中被剥夺。同时，在读者接受过程中的非文学因素的参与，使得新诗经典化历程变得不纯正，产生了一些“伪经典”现象，在接受史中起到了负面效应。因此，“专家视野、变动不居的传播接受场域，以及外在话语的参与，致使新诗的经典化历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使所遴选阐释出的某些‘经典作品的经典性并不完全可靠。”{18}可以说，方长安教授重新考察认知新诗经典化现象，揭示出诗性和非诗性因素作用于新诗文本传播接受中的复杂性，对于重新审视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治学理念与学术追求

方长安教授的学术成就反映出他的治学理念和学术追求。陈寅恪曾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19}只要以史料为基础，是非得失自有评判的标准，这远非主观臆说所能比拟的。正如前文多次提及，方长安教授秉持用事实说话的学术理念，注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作严谨地学术论断，从不空谈阔论，也不臆想猜测，而是扎扎实实地从材料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将文献史料作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养成了史料先行的学术理念。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训练学生上，方长安教授总是把掌握第一手材料作为第一要务，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并在熟悉材料的过程中，产生研究方向，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也体现出武大学人重考据、实证的治学风格。

方长安教授的治学理念还表现在对理论方法的重视上。在武大求学期间，导师龙泉明教授曾反复督促他研读新的理论书籍，以提高理论素养，他也通过对某种理论的深入阅读，练就了一双敏锐的学术眼光，能够在驳杂的文献材料中找到研究的关键所在，也能够透過大量的文学表象，透视出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在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和新诗传播接受的研究中，以史实材料为基础，结合相应文学理论的综合运用，是方长安教授一直坚持的治学方法，形成了立于史料、会通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思路，始终保持对本学科动态的关注，追踪学术前沿，不断更新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不断地提出新问题，扩展新的研究领域，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新鲜的活力。

同时，方长安教授的治学理念也与他的勤勉、严谨的治学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求学还是从事科研教学，“他相当刻苦、勤奋，读书、研讨、写作，他都抓得很紧，从不懈怠。他最大的长处就是很努力，有韧性，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富有钉子精神，一旦抓住某个学术问题或课题，他就会咬住不放，执着地顽强地钻研和探究它，直至完成。”{20}正是因为有了钉子般的钻研进取精神，他能够保持学者的独立性，不盲从、不跟风，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认真钻研学术问题，用科学的眼光和严谨的态度做学问。在教学过程中，他把自己优良的治学风格传递给学生，从细处、精处训练学生，要求学生广泛占有材料，要对某一种理论有深入研究，在论文写作中要做到字字落实，表述精准，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推敲，以培养学生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

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新诗研究多年，方长安教授以深厚的学识、开阔的理论视野以及不断进取的科研精神，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积累了宝贵的学术研究经验。但学术研究没有止境，如今他带领学术团队勇于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对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及系统性研究，并建立数据库资源，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功德无量的学术工程。我们相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他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学术境界，定会给学界带来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

注释：

①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②曹顺庆：《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

③④{20}方长安：《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第4页、第1页。

⑤方长安：《形成、调整与质变——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⑥⑧⑩方长安：《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第61页、第219页。

⑦邹小娟：《文学政治关系考论——评方长安著〈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福建论坛》2010年第6期。

⑨王本朝：《多维视野下“十七年”文学的丰富图景——评方长安的〈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1}{13}{14}方长安：《新诗传播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第1页、第39页。

{12}U.维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15}方长安、余蔷薇：《文学史著作中的胡适诗人形象——围绕中西血脉问题的考察》，《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6}{17}{18}方长安：《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7页、第19页、第484页。

{19}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