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颖

摘 要：1872年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兴办的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作为洋务派创办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初创，代表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先进方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本文试从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缘起与背景、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历史作用三部分探析晚清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

关键词：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股份制

洋务派在兴办军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的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尤以经济困难为重。诚如李鸿章所言：“军兴办以来，凡有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也岌岌。”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庞大军费开支及兴办军工业和新建海陆军所需的经费，都需要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洋务派加深了对“先富而后能强”观念的认同。70年代，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先后兴办了以“求富”为目的的20余个民用企业，其中尤以轮船招商局为著。

1872年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成立，规定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招商集股，从而打破了晚清洋务企业完全官办的格局，并首先采用股份制。此后又在国内各大港口和海外的长崎、新加坡等处设立分局，从事客运和漕运等业务。作为洋务运动时期规模最大、最有成效的民用企业，其经营体制及经营理念极具代表性。

1 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缘起与背景

在研究近代企业时，一般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经营方式首先出现于洋务运动，但实则在清代经济中已有所体现。虽然在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前尚未出现明确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字眼，但清代在采矿业、行盐业、制瓷业等方面已较早体现出官商结合的形式，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形式与具体实行方法实则在洋务运动之前已有所运用。除历史因素的影响外，官督商办企业经营形式的确立及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

轮船招商局兴办于与外商争利的时代背景下。两次鸦片战争中共有14座城市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据《天津条约》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口岸往来，外国航运势力得以从沿海深入长江以牟取暴利。自1862年第一家外商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多家外国轮船公司相继在上海、天津等地成立，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旧式航运业濒临破产。而清廷穷于应付内忧外患，虽有心全权掌控工商企业，却无经济实力。对于船运、电报、煤矿等于国家经济至关重要但仅凭官方之力无力兴办经营者，既需借资于民、借资于商，又要以“官督”的形式保证政府的绝对控制。作为通商口岸制度产物的买办阶级在向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中积累了大量资本，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富有的阶层。买办资金成为近代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

在重农抑商的思想下，19世纪70年代清廷内部反对洋务派兴办军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力量依然强大，民族资本的发展受到保守官僚、地方士绅的阻挠破坏，清廷内部对“官”在近代企业中占主导地位仍有坚持。加之外商在中国的特权和绝对资本、技术优势对中国近代企业的打压，近代工商企业的兴办与发展离不开“官”的支持、扶植和庇护。对于“官”的因素在商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近代系统提出“商战”思想的第一人郑观应言：“国家不惜巨资，倍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商务之战，既应借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借官权为振作”、“用官权以助商立所不逮”。

要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完全官办和完全商办均不现实，而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则可调和二者利弊。“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有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股招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皆去。”以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为标志，洋务派拉开了兴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序幕。

2 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的经营与演变为例

轮船招商局创办章程中指明：“轮船之有商局，犹外国之有公司也，原系仿照西商贸易章程，集股办理。”即它是一个由众商集资、实行资本主义经营、资本持有者有一定发言权并借鉴采用资本主义的轮船保险制度的新式企业。以官督商办为组织形式的轮船招商局是由私人商股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的官股相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民族资本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混合型经济形态。在资金筹集、经营管理、盈利分配等方面均体现出近代资本主义股份制的特征。依据经营体制，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近代买办出身的民族资本家唐廷枢、徐润主持招商局事务的阶段及封建官僚出身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督办招商局的阶段。

2.1 “自主”商办——唐廷枢、徐润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

由于封建官僚的阻挠，轮船招商局在筹备之初即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在得到李鸿章和郁熙绳的资金补充后，又由于朱其昂经营不利而致亏损。为此李鸿章任用更加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唐廷枢和徐润负责轮船招商局的日常工作。1873-1883年唐廷枢和徐润主持轮船招商局日常事务时，从资金募集、规章制度、企业制度等多方面扩大“商办”的影响。

在筹资方面，轮船招商局采用入股形式，将资本划分为若干股份面向社会公开筹资。资本一百万两为率，先收五十万两作一千股，每股五百两。1874年改为每股一百两，投资入股即为股东，拥有股票。股权可以出让，但企业内原股东享有转买股权的优先权，且“不准让与洋人”，杜绝洋人入股以确保主权。唐廷枢和徐润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在资金筹集方面的特征是注重招收商股、吸收民间资本，一年内即招致商股40余万两。1881年招足100万两资本后由于营业顺利，股票面值达200万两，升值达200%以上，1882年决定另招新股100万两，在此过程中，老股东享有优惠，持有百两旧股者，每股只需再交银80两，便可领取一张百两的新股票。至1883年便已招足100万两新股。此外，招商局还十分注重在华侨、华裔中吸纳民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