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行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倡议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更为刘三姐文化“走出去”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广西刘三姐文化无疑可以成为外国友人深入亲近广西民族特色、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良好媒介。而已有的《刘三姐》译本是否“走出去”了呢？其效果如何？我们应如何把握时机让刘三姐“走出去”？本文力求对以上几个问题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刘三姐》英译；“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C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5918（ 2018） 04-0097- 03

一、《刘三姐》及其英译者简介

壮族不仅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更是一个酷爱唱歌的民族。壮族人有赶歌圩的习俗，也就是歌会或者歌节，以男女对唱山歌为主。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便是刘三姐，从民间故事到戏剧、歌舞剧、小说、电影，出自不同的考量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广西特有的歌圩文化。而今，每年的南宁民歌节、桂林的印象刘三姐都给了我们深入认识和了解刘三姐文化的机会。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国外友人也比以往更加殷切地想要感受我们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刘三姐的英译无疑能为中外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

至今出版的《刘三姐》英译本是由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 Cladys Yang）合译而成，外文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ThirdSister Liu： An Opera In Eight. Scenes，根据歌舞剧《刘三姐》译出。尽管其书名译为An Opera in Eight Scenes，但实际上仅包含七场，从其文字及插图看，应是在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7场剧本基础上译出的。

杨宪益（ 1914 - 2009）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文学翻译家，于1934年赴英国留学，并在此期间认识了戴乃迭（Cladys Yang）。戴乃迭的父亲是英国传教士，曾在燕京大学教书，戴乃迭就是1919年出生于北京，5岁后才到英国学习生活。两人在牛津大学相识相恋。1941年杨、戴二人在重庆喜结连理。1944年夫妻双双加入国立编译馆，由此开始了共同的翻译生涯。

二、《刘三姐》走出去了没？

首先，我们应明确《刘三姐》“走出去”了没，关键在于“走出去”，而不是“送JH去”。郭建宁指出，所渭“送JH去”，就是“以‘送为目的，而不顾及别人的接受方式和文化习惯，往往是政府买单，组织华人和留学生观看，而对国外主流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发展先进文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于《北京日报》2011年10月17日第017版）吴白选也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翻译人才这一点，他指出，要让中国文学“走出去”，一要有一流的翻译家；二要实行中外合作。（《翻译与翻译之外：从<中国文学>杂志谈中国文学“走出去”》，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86—90页）

但从唯一的《刘三姐》英译本英译效果来看，翻译人才并不是全部。杨宪益夫妇都是国内的顶尖翻译家，一中一英，珠联璧合，堪称中外合译的典范。他们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所做出的贡献不容置疑。但并不是他们的每一部译作都成功地“走出去”了。分析过后我们发现，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作为受雇于外文JH版社的翻译人员，翻译什么其实并不由他们做主。其二，在某些特定时代背景下，他们“没日没夜地译书，快得像发了疯似的。这当然会影响翻译的质量”。（《杨宪益自传》，杨宪益著，薛鸿时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其三，直译或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是他们在翻译时最为大加采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杨氏译本在西方的接受度。然而，杨氏夫妇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翻译策略的问题，只是他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翻译策略。戴乃迭在霍克斯（ David Hawkes）翻译的《红楼梦》译本The Story of theStone出版后曾指出，“在我看来，西方读者需要这样的帮助”，但是，“当我要采取同样的做法时，被我的中国同事们否决了。”由此得知，他们采用如此的翻译策略并非本意，而是受制于编辑才不得已而为之。江帆曾指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所受到的种种掣肘并非孤立的行为，而是贯穿了他们的翻译生涯。（《文学外译的助力/阻力：外文社<红楼梦>编辑行为反思》，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50 -65页）

由此可见，优秀的翻译人才储备虽说极其重要，但并不能完全保证文学很好地“走出去”，翻译策略的运用直接影响着读者对译本的接受度。杨氏夫妇将《刘三姐》英译为An Opera in Eight Scene，其译本是否具可唱性也是译者应该考虑的。然而，“可唱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准则，也要依具体受众而定。

就中国少数民族歌剧的翻译而言，其外文读者有的可能想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有的可能想了解少数民族的戏剧语言，有的可能想了解少数民族的歌剧艺术。即便是翻译一个仅用于阅读的剧本，译者也应该考虑服务的读者是怎样的群体。那么，杨氏夫妇翻译《刘三姐》时有怎样的翻译目的？在《刘三姐》英译本中，仅有前言没有后记，前言中也只有原剧本前言的英文翻译，没有任何译者的声音，我们无从得知译者的翻译目的，外文出版社通常如此。一位美国读者说过，“我读了外文出版社系列中的一部分译作……很显然，最终的英文版本不是由以地道英语为母语的人所审定，尤其是这一系列作品的导言部分更是如此。”这样编辑和出版限制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刘三姐》“走出去”。

三、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让刘三姐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其实，我国多年来都有在文化输出方面发力不少，而在今天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大背景下，外国对了解中国文化方面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有增无减。秉着有需求则有市场的理念，我们更应乘着“一带一路”的合作之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播少数民族特色，让外国更好、更全面了解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实力和背后的故事。在具体分析《刘三姐》英译本后，我们得知，基于种种原因，刘三姐并没有很好地走出去，外国读者对其知之甚少，由此，筆者提出以下几点来试着改善这一现状：

（一）近些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促使中外各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于我国，一直以来都有各方力量努力传送中国文化到外国，结果却是喜忧参半，实际的国外反响并不如想象中热烈。尤其对于《刘三姐》这样具有广西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民歌，至今出版的英译本仍只有一版，并不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鉴于此，国家可以组织发起相关赛事活动，鼓励翻译爱好者、有志从事翻译人员自主翻译，而后由较为资深的翻译家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筛选、评比，此举同样也有利于发觉翻译新秀，何乐而不为。

（二）既然要把本国文化对外输出，事先了解外国市场是极其必要的，可以使译者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从而对翻译策略的运用和译文整体风格有所新思考。我们可以在线上线下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读者需求，明白他们在品读外国译本时会较为看重哪些方面，希望得到怎样的阅读体验。也可以针对外国不同群体进行走访、访谈，以求通过面对面谈话的方式来更加真实、有效地了解外国读者的所思所想。事实上，我国已经将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民族歌剧作品英译过后销往国外，那这些译本销量如何、借阅量如何、读者反响如何？相关调查少之又少，好似一旦译本出炉便万事大吉，不再反观其市场效果，不再精益求精。基于这样的翻译市场现状，我们可以就读者对译本反响和接受度进行研究调查，来找出译本和读者需求之间的差距，以求更好地满足外国市场、传有效地播民族文化。而不是硬生生地以自己的方式把我国作品英译，让外国读者读来不知所云，时常费解，进而也失了继续读下去的兴趣。更甚是，《刘三姐》唯一的英译本是出版于1962年，于如今已有将近60个年头，所处时代也已大不相同，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的英译本是否仍能满足今日之读者的阅读需求，这恐怕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以上所述都在提醒我们，发动各方力量来翻译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已如在箭在弦上，不容再缓。现今从事笔译、口译的人才大多精深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題材，几乎不把文学翻译市场的需求放在心上，作为从业志向。这也是因为文学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译者不仅要能尽可能网满地传达原文意思，更要尽可能再现原文本身韵味，凸显民族特色。我们应时刻谨记，即使前方文学翻译之路漫漫，也要不畏艰难，砥砺前行，发扬中华民族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来有所创新。

（三）通常而言，类似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英译T作常由国家外研社主办，物色合适人选来翻译并最后由编辑进行校订，然而这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翻译市场过于垄断，或者我们可以动员各大出版社来对一个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并作出对此译本上市的一系列计划书，最后哪家出版社的译者资源翻译得更贴近时代脉搏，给出的计划书更有利于此译本的大力传播，那就由哪家出版社来接手翻译、校订和出版事宜，这就像是房地产建筑商要对住房用地进行竞标来获取开发建筑权一样。其中业余翻译爱好者也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去自主翻译，无须由出版社来决定你要译什么，给予译者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权，毕竟译者才是在翻译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人，希望能通过满足译者最大限度的自由，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来酿出最为醇香的译文之酒。

（四）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笔者也希望译者在了解市场和读者需求后可以较多地发挥自主性，结合采用多种翻译策略来争取译出好的、适合国外市场的译本，能真正设身处地思考译本的读者受众是谁，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最终需要、想要呈现怎样的译本出来。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翻译过程中、还是在译本成品后，编辑都要尽可能避免大加修改，而应多与译者商量，以求和解，平衡好译者的初衷。

（五）从以上所述我们得知，《刘三姐》外译本如今只有一版英译本问世，并无其他外语的外译版本，我们需在此方面多下功夫，拓宽影响面，更加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国的真实需求，以便更好地传播广西民族特色文化。

众所周知，今日中国之时代要比过去更加快的节奏，对于文学作品输出眼光也更加开阔，无论从哪个方面，国家都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度希望能有好的译本输出来更好地让民族文化走出去。如何能有更好的文化外译作品输出，是相关外语专家、学者、翻译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力求忠实于原文却极可能致使译文晦涩难懂，还是优先使文字流畅顺达，再求对原文的忠实？于文化外译而言，我们想要实现的最终目的和功能是什么？笔者认为，白顾白地翻译，不考虑目的语国家受众的阅读感受是极不可取的，一心只求输出本国文化却不知外国读者根本不想多看一眼这样“天书”般的译本。因此，有足够翻译素养的翻译家也应积极响应国家倡议，对自己“重新定位”，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从己出发，以终为始，最终真正做到让英语文学作品走出去才是为社会各界人士所乐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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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建宁.发展先进文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N].北京日报，2011 - 10 - 17（ 17）.

[4]江帆.文学外译的助力/阻力：外文社《红楼梦》编辑行为反思[J].中国比较文学，2014 （1）.

[5]吴白选.翻译与翻译之外：从《中国文学》杂志谈中国文学“走出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4）.

[6]杨宪益.杨宪益自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