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亮

当欧盟外交官太太很无聊

吕途1968年出生在吉林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业于媒体行业，母亲是大学老师。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毕业后，吕途被派到荷兰海牙读妇女与发展硕士。毕业后，她回到中国农业大学当了一名老师，自编教材，开设了妇女与发展社会学课程，同时做研究和咨询，一路从助教升到副教授。

其间，作为中国学者，吕途执行过大量驻华机构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围绕着中国的扶贫事业展开的。项目给了她不菲的咨询费，也让她有机会跑遍国内的各个省份。后来，吕途成了家，有了大女儿，但因为种种原因，她的婚姻失败了，与此同时她也结束了在大学任教。

2001年，吕途前往荷兰读社会学博士，那一年的圣诞节她应邀去了德国，在好友艾克乐家度假。在此之前，艾克乐曾在欧盟驻中国使团工作，两人在执行欧盟援华项目中相识，吕途的精明能干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次相聚让他们最终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2002年，吕途的二女儿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出生。作为欧盟外交官，艾克乐一般每4年轮值一个国家。当年年底，吕途带着两个女儿陪同老公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因艾克乐是就任驻印尼欧盟使团的参赞。作为外交官夫人，吕途是不能在丈夫的任职国就业的。因此，她开始了家庭主妇的生活。

身居雅加达的豪宅，吕途百无聊赖，当时除了写博士论文，她几乎无事可做。豪宅内外都有佣人打理。吕途说，那段日子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天我该如何度过？”花园里的棕榈树、香蕉树、各色的鸡蛋花、偌大的游泳池等，眼前的这些美景丝毫激不起吕途心中任何的涟漪。她说：“当我的生命本身失去社会意义的时候，这一切美景和舒适又有什么意义？”

外交官太太们来自世界各地，除了身份特殊，她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闲到无聊。她们曾相约喝过几次下午茶，吕途也参加了。后来，想到那些聊购物、聊健身的聚会，吕途就再也不愿去了。无所事事的生活让吕途痛苦无比，她不止一次地想，大好年华应该是用来工作和奉献的，而不是用来虚度。她总想做点什么，后来她就把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正式出版了，题目是《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没想到，此举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另类“卧底”，女博士进厂打工

2003年，吕途取得博士学位。也许是那本书影响很大的原因，当时，福特基金会的亚洲扶贫项目找到了吕途，希望她能担任中国区的负责人，由此吕途的生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吕途选择了中国数量庞大的打工一族。回国后，她来到北京的“工友之家”做调研，这是一家专为打工群体服务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是打工者。打工者一般不拒绝访谈，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与热情，吕途最初也只是将他们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她能明显感觉到作为学者和打工者之间的距离。

吕途第一次到北京皮村访谈是2005年冬天。那天，吕途开车来到村里，访谈村里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职工王德志。吕途见到王德志时，王德志正拿着喷火枪在烤暖气管道，由于天气严寒，学校里的暖气管道被冻住了，如果不及时化开的话，暖气管道就会冻裂，第二天学生就无法上课了。虽然对方热情接待了吕途，但吕途却觉得非常不自在，她觉得自己是在占用人家的工作时间。

陪吕途来访谈的一名“工友之家”的打工者非常坦率地对吕途说：“你们这些学者搞的访谈就像是拿了照相机来照相，框到照相机里的就是你们的认识，但那不是我们的全部世界，而仅仅是被你框进去的那一小塊。”这话听起来刺耳，但吕途却觉得很有道理，不能深入他们的生活，这样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此后，吕途和“工友之家”的女性工友们住在了一起，八九平方米、没有水龙头的小屋就是吕途的生活空间，她跟大家一样上旱厕、一星期不能洗一回澡……一段时间后，吕途发现工友们的生存现状很尴尬，用她们的话说：“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调研中，吕途还发现不少工友都不愿向她讲自己的打工场景及生活细节，似乎总有些难言之隐不便诉说。吕途决定深入工厂，当一名一线女工，亲身体验一下女工的生活。

2012年5月，吕途来到苏州，一开始，她试图排除掉所有上夜班的工厂，后来她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工厂机器一开就是24小时，工人需要两班倒。为了不曝光自己的身份，吕途通过一个黑中介找了一份别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进入一家台资电子厂，且不用付中介费，因为工厂缺女工。吕途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贴标签，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吕途的双手纤长而白皙，一看就知道没做过什么粗活。下班回到宿舍，由于怕露馅，吕途也不敢给亲友打电话，蒙头就睡，其余时间，她就把本子藏在书后面做笔记。室友看到吕途看书，觉得很奇怪，因为她们通常会在网上看电视剧。工厂里别的女工都是结伴而行，只有吕途形单影只。吕途说，同宿舍里有两个甘肃女孩，老家是同一个村子的，她们上同一所职高，一起进厂打工，无论进哪个厂，如果分不到同一个生产线上，她们宁愿共同离开。

在吕途看来，工厂里“做伴”比工作要重要。有次培训，几百号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培训师在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有几个彼此熟识的女工在下面交头接耳说个不停，随后她们被呵斥出去，但她们看上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吕途说：“我就不相信她们不难受，但是大家一起不被当人看，她们就可以忍受。”吕途认为这时候的陪伴实际上是对心灵受到伤害的转嫁。

吕途对生产线上的有毒黏合剂过敏，以至于腿部出现红点、红肿，当她跟工友说起这个事情时，大多数工友的反应是沉默，同宿舍女工的反应是，让她自己去看医生。吕途说，她感觉好像所有人都和工厂达成了一种共识，要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咬牙坚持十几天后，她不得不过早结束了工厂的生活体验。

作品卖疯，感觉最对不起的是女儿

为搜集到更多的素材，2013年，吕途又到一家德资电子厂打工。有一天晚上实在太困了，吕途就找了一个箱子坐下来，趴在工作台上睡着了。没想到，她睡得正香，主管一拍工作台把她震醒了。吕途遭到主管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也许因为她是新人，才没有让她立刻卷铺盖走人。吕途发现，其他人表现得都没有她这么糟糕。

其间，吕途在这家工厂还观察到一种情况：这个厂里本地人居多，很多老工人已经干了十多年，但新工人流动很快。生产线上几乎所有的老工人都是吕途她们这些新工人的监工，无论是谁，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吕途，老工人会告诉她要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吕途上厕所回来，老工人会问她为什么不从这边走，走那边绕远了。在这家德资厂，本地户籍及资历是两个横行的盾牌，切割开了本地人与外地人、老工人与新工人。

其间，吕途边打工边写作，先后出版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被学者们誉为近年来罕见的叫好又卖座的纪实文学作品。2015年，吕途因病动了一次手术，身体刚痊愈，她又去当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女工。

2017年年底，吕途出版了《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是她“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她深入访谈了100多人，记录了34位女工的所思所想和生命故事，她们是从50后到90后的普通人，也是亿万中国女工群体普遍命运的缩影。书中展现了女工群体坚忍的精神面貌和顽强的生命力。吕途最大的心愿是能让工人群体读到自己的故事。

每每谈到自己的两个女儿，吕途总会红了眼睛。她的亲朋批评她这样做有点自私，对此吕途表示只能部分认可，因为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全身心投入陪伴女儿。她说，相对于女儿，还有亿万广大女工群体需要她这样的人呼吁全社会去关注，这么做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