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春慧

金圣叹对唐诗的批语皆建立在对唐诗、唐人之“文心”的综合领悟上，而贯穿其中的，则是金圣叹那独树一帜的性灵与才情。换句话说，金圣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创造精神和主体性精神，挥洒才情，得出自己批读唐诗的“文心”。但必须指出的是，金圣叹批解唐诗的独到方式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根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关于文学鉴赏差异性的命意，最早出现在《论语·雍也》，汉代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就承袭了该书“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点。从某种角度来看，“《诗》无达诂”说肯定了鉴赏主体再创作的作用。但魏晋人对此明显表示反对，如钟嵘的《诗品序》中明确表示：“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竟起，准的无依。”意即由于缺乏一定准则，鉴赏主体容易混淆作者的创作本意。直至宋代，人们才对审美鉴赏差异现象有明显改观。而真正意义上的鉴赏主体意识，则发端于梅尧臣读者“自得”的理解角度。梅尧臣以“自得”来解释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差异，强调真正的自得创作和鉴赏，能够表现自我的鲜明个性，产生形形色色的鉴赏差异。及至明清二代，文人更是将“自得”视为诠释经典的不二法则。如明代胡应麟的《诗薮》、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清代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矫然的《龙性堂诗话》等著作，便常以此观点品评诗文，亦时有创见。其中王夫之“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观点尤为典型，也标志着时人对以读者鉴赏为主体潮流的认同。然而，在鉴赏主体地位由缺失转为基本确立的过程中，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却脱离了鉴赏主体性探讨的运行轨道，在另一角度上引起诗学史上的长期纷争，最终发展成“诗妙处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的论调。促成这一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诗论素来看重直觉感悟，而严密的逻辑判断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则明显欠缺，总体上呈现出随意、零散笼统、模糊的状态。或从某种角度指出作者的灵心慧意，也易使不熟谙批评对象的读者一头雾水。而且多数学者的评论纯为一己之兴，并无明确的指向，故常表现为不拘一格的漫谈与点到即止的品赏。发展至宋代，主观感悟、寻章摘句式的品评充斥论界，诗话弥漫着似是而非的神秘色彩，故一般的读者极易莫衷一是，这样的阅读，自然难以与古人发生情感共鸣。时至明代中期，人们试图准确把握、明白揭示诗歌精神的努力最终导致了评点派的盛行。他们将讲解古文的方法应用于小说、戏曲和诗歌，对作品进行断句、圈点、眉批、夹批、尾批、总评、解题、句解，以帮助读者切实读懂文本，进而理解作品的意义。其中，金圣叹的“自造”说是一种强调鉴赏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鉴赏者自我的创造的文本阐释方法，是一种在尝试解读古人的同时也考虑后学传承性解读的独特阐释过程。将鉴赏主体意识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大致而言，金圣叹的鉴赏主体意识理论，存在如下特征：

其一，注重鉴赏主体的个体文化修养。为此，金圣叹提出了“才子”说。他在评点《西厢记》时说：“当初造《西厢记》时，发愿只与后世锦绣才子共读，曾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可见，在金圣叹看来，有能力进行审美鉴赏、发挥鉴赏主体性的前提是，读者本即为有审美能力的“文人”式“才子”，意即从阅读角度来看，是读者造就作品。如上章所述，“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是金圣叹得以将唐诗批解成“和谐同构”境界的主体意识基础，意谓如果鉴赏主体不具备丰富的情感，其阅读就无异于“以鼓击鼓”、“以桴击桴”。对此，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即是最好的例证。在金圣叹的批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具有“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的丰富情感，如《第六才子书》卷一，即《曰恸哭古人》序文，纵观全文，无不字字血泪，“借古之人之事以自传”，既是恸哭古人，又是恸哭自己，评点《西厢记》借以表达自己的悲恸。同时，“哭”与“泪”也是金圣叹常用来表达感情的字眼，其中无不蕴涵着强烈而真挚的情感，极大的缩短了他与前人、后人的时空距离感。

其二，强调鉴赏主体的“自我”意识。金圣叹反对因袭他人，盲从书本。值得注意的是，金圣叹亦非常重视著者和内容，《读第五才子书法》即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身为文学鉴赏“细读”方法的提倡者和实践者，金圣叹旨在提醒读者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能胶柱鼓瑟，死于句下，即在重视作者和文本的前提下，不能抠一字得一意，而应注意字、句、章、题之间的联系。他还认为，一个高明的作者应该通过作品为读者塑造一个广泛的艺术想象空间，让其“自得”之。如高适《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中有四句：“同官载酒出郊圻，晴日东驰雁北飞。隔岸春云邀翰墨，傍檐垂柳报芳菲。”一二句表述春日出游，一扫官衙生活之郁闷，意象具体；三四句则较清空，难以实指。圣叹评曰：“三四者，所谓心胸垒块，天地文章，借得酒杯，互为草稿，为悲为畅，我都不知，一任后来妙人，自行理会也。”这两句诗究竟意义何在，任凭后世读者“自行理会”。金圣叹此说，与文学理解中常见的“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观点可谓不谋而合。再看其对杜甫《瀼西寒望》中，“水色含群动，朝光切太虚”两句评析时写道：“‘含者谓仁，‘切者谓智，先生未必如此作，吾不可不如此读。”他把“含”解释为“仁”，把“切”解释为“智”。他知道杜甫创作时的本意（即下面所说的“初心”）未必如此，但还是作出这样的解读，原因在于，金圣嘆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历不同，因此可能在对作品的理解上，往往与原作者的“初心”不符，如果与作者的“初心”相一致，才算是欣赏了原作；如果不一致，那就是读者的再创作，是读者的“自造”：“《西厢记》不是姓王名实父（甫）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敛气读之，便是我适来自造。亲见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里恰欲如此写。”在另一处，他更加明确地表示：“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事实上，虽然金圣叹力图将原作的人物性格、情节发展纳入他的审美轨道，但由于“以意逆志”本身具有的主观性，金圣叹的批著皆打上了鉴赏主体意识的深刻烙印。

其三，相对于其他评点家而言，金圣叹的文学鉴赏主体理论发源于他对文学评点事业的珍视。从他的《绝命词》可以看出他以评书实现自己的文学主体性和人生价值的价值取向，也可以看出他将所批的“唐才子诗”与未竟的“庄骚马杜”对等同观。事实上，金圣叹在与友人的多次书信交流中，表达他对唐代律诗尤其是七律的推崇，表明金圣叹对“唐才子诗”同样倾注了自己的才思和学力。在唐代诗人中，金圣叹犹崇杜甫，并以孔孟自喻“诗圣”与自己的关系，其志趣可见一斑。

在艺术践行中，金圣叹改变了传统诗学重臆想、轻思辨的艺术定势思维，大胆运用时文写作和分解说诗，根据诗语层次与诗思开合来仔细搜寻字里行间的意义，创新了批评方法，为格律诗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诠释方式，并将宋明以来的评点学提高到新的理论高度，从而对当时及之后的诗学产生重要影响。如清人徐增的《而庵诗话》及《而庵说唐诗》、赵臣瑗的《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等书，无不借鉴了金圣叹的学说，他们或引金圣叹之评语，或借用金圣叹的分解批评法，由此可见，金圣叹的学说对清代诗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金圣叹的诗歌批评，理论中蕴涵着独特的时空观念，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以自我为角度，以文学鉴赏为中心，同时与先人和后人进行精神交流，充分体现出鉴赏主体的审美本质力量。为此，清代两位重要的小说鉴赏家和批评家张竹坡和脂砚斋都视金圣叹为精神先导并踵武其后。脂砚斋还在《红楼梦》第五十四回总批中提到这位前辈：“噫，作者己逝，圣叹云亡，愚不自谅，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尊崇之情溢于言表。

其二，在鉴赏主体性的审美创造方而，金圣叹以其“自造”说立一标帜。“自造”强调鉴赏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鉴赏者自我的创造，是一种在尝试解读古人的同时也考虑后学传承性解读的独特阐释过程。前文有引：“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并以留赠诸多批注的方式张扬了后学的鉴赏主体性，无怪乎与张竹坡的《竹坡闲话》的评论如出一辙：“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唱《金瓶梅》也哉！”与圣叹的说法如出一辙。

其三，金氏倡导“挚情”的文学鉴赏审美情感基础，亦对后世产生的重要影响。他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有叙：“记得圣叹幼年初读《西厢》时，见“他不瞅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又迷，迷人于此又悟者也！不知此日圣嘆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者，皆此七字勾魂摄魄之气力也。先师徐叔良先生见而惊问，圣叹当时恃爱不讳，便直告之。先师不唯不慎，乃反叹曰：孺子异日真是世间读书种子！”幼年即表现出强烈鉴赏情感的金圣叹“真是世间读书种子”。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后世学者身上。《红楼梦》脂评有正本第五十七回回末总评说：“写宝玉黛玉呼吸相关，不在字里行间，全从无字句处；运鬼斧神工之笔，摄魄追魂，令我哭一回叹一回，浑身都是呆气。”

其四，金氏非常注重文学鉴赏审美修养，所提倡“才子论”、“文人论”对后世影响较大。他认为，只有天下锦绣才子才能读懂、领悟《西厢记》的内涵特质，诸如贩夫皂隶等没有文化的人只能看到《西厢记》的表象。这种要求鉴赏者必须具备特定艺术水准和创作能力的观点同样也发生在强调“鉴赏即创作”的张竹坡身上：“夫做不出好文，又何能批人之好文哉？”正因为鉴赏主体的审美修养不同，金圣叹才会高度赞扬被道学先生目以“淫书”的《西厢记》，张竹坡也才会以同样语气反驳对《金瓶梅》的“淫书”论调：“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己其为淫耳。”“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正知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二者对照，在思想上他们的承继关系很明显。

综上所述，金圣叹的鉴赏主体意识包含了审美情感、审美修养、审美创造和鉴赏时空观念。而这意识落实到诗歌具体批解中，即表现为金圣叹从字法、句法、章法入手解读诗歌，将诗中的史实、典故融于串讲，并重在艺术分析，或作剖析，或作渲染，或借题发挥，使读者易于抓住形象，进入意境，领略作者的文心，使后人在审美欣赏过程中学习到诗歌创作艺术。换句话说，在对唐律诗的解读中，金圣叹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诗美变成了可见的形式。金圣叹的这种诗歌批评模式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注入了理性分析的血液，做到了对传统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妙处不必可解”批评模式的一种反拨。不可否认，金圣叹的诗歌批评也出现了一些缺憾，最明显的是受时代的局限，认识有所偏差，如将杜甫的《月》诗附以政治内容。另外，作者创作时并不一定会先预定一个起承转合的定式，然后把情思依次序一一放置。如果过分恪守这一程式，会割裂作者思想，伤害诗意。因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金圣叹诗歌观的方法论意义大于其具体批解。

（作者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