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锋

中医药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羚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维政主任药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有了更高的健康需求，2017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应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常见病、疑难病预防保健和治疗方面的独特优势，为患者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强调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但熊维政代表认为，与中央要求相比，目前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仍旧突出，急需构建优质高效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全面小康提供坚强保障。

熊维政代表通过对革命老区河南新县的调研发现，我国基层医疗服务工作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贫困地区专业人才匮乏。同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收入偏低，极大地影响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2017年新县仅招回7个本科生。全县16所乡镇卫生院中，6所卫生院的执业医师为1人以下，5所卫生院的执业护士为1人以下，2所乡镇卫生院的执业护士甚至为零。村医老龄化严重，295名在岗乡村医生中，55岁以上的55人，占比达18.6%，30岁以下的则无一人，且每年都有乡村医生转行或外出务工。二是医疗设备不足。乡村卫生院业务用房陈旧，医疗设备老化，缺少彩超、DR等必需新设备。三是服务能力较为欠缺。新县大多数乡镇卫生院基本科室设置不健全，仅有内科门诊，全年住院总计不满1500人，无法为下转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基本医疗服务。村卫生室由于村医素质偏低，也难以为群众提供基本的诊治服务，导致群众往往患感冒等小病都需要转到乡卫生院或县医院诊治，一些普通病甚至直接转往武汉、郑州等大中城市医院。四是运转经费压力较大。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县财政每年需拿出2000万元以上经费，保障乡镇卫生院正常运转，由于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80%以上的支出靠上级转移支付，财政保障压力较大。2016年，16所乡镇卫生院中13所负债运行，2017年更是全部负债运行。在广大发展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亟待改革提升。

对此现象熊维政代表认为，提升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应比照义务教育均衡薄弱学校改造做法，从中央层面出台加强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机构的意见，设立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助力度，将村卫生室建设管理模式由“民建公助”转变为“公办民营”，持续推进标准化建设，为基层医疗机构配备必需的医疗设施设备；加强乡镇卫生院全科医学建设，确保至少开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五大基础性业务科室。着力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布局，加强医联体建设，鼓励基层探索建立智慧医疗体系，建设互联网医院，引导二级以上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会诊、远程病理诊断等服务，建立健全“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合理就医秩序，提高医疗服务均等化水平。同时，还要建立引导医务人员到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工作的政策机制。出台基层和贫困地区医疗人才定向培养政策，通过报销学费、发放补贴等激励方式，引导高等院校医学专业毕业生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业。在收入待遇、岗位设置、职称评定、教育培训等方面向基层医务人员倾斜，提升中高级职称晋升比例，使基层医务人员才有所用、才有所识。实施乡村医生培训计划，建立在岗乡村医生定期培训制度，鼓励乡村医生参加后续学历教育。将基层服务经历作为职称晋级和评审的重要条件，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省级、市级医院副主任以上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开展多点执业服务，完成门诊、手术、会诊、带教指导及健康教育等任务，帮扶指导基层进行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形成公共卫生资源下沉的“省—市—县—乡—村”一体化模式。

让癌症患者在无痛中生活

国家癌症中心于2017年11月最新发布的《中国肿瘤的现状和趋势》显示，当前，肿瘤仍是中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不仅中国癌症发病人数已位居全球第一，癌症死亡率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除了治疗难度大之外，缓解疼痛仍是肿瘤防控研究的难点。我国的肿瘤患者初诊时中晚期的比例占70%以上，这些病人已经失去根治的机会，而癌痛是肿瘤患者最常见的伴随性疾病，我国有80%的中晚期患者有疼痛，其中50%的疼痛为中度至重度疼痛，仅有1/3的患者得到一定的有效治疗。

熊维政代表说，我国每年有200多万新发肿瘤患者，现有患病人数近600万。我国虽然对抗肿瘤治疗十分重视，但极少关注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长期以来，“重癌症治疗，轻癌痛治疗”的理念，使得约有70%的疼痛患者未接受规范化的镇痛治疗，这也给癌症患者造成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痛苦，极大地影响到患者抗肿瘤的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疼痛被医学界认为是继“呼吸、脉搏、血压、体温”之后的人类第五大生命体征，消除疼痛既是医生的责任，也是患者的基本人权。尤其在治疗中晚期癌症患者的过程中，姑息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癌症控制方面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熊维政代表指出，目前阿片类麻醉镇痛药是姑息治疗中控制疼痛不可缺失的药品，但患者却不能达到“物尽其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因为一线医务人员缺乏疼痛用药系统教育，癌痛治疗意识薄弱。二是因为“药占比”“一品双规”等限制性要求，阻碍了麻醉镇痛药的使用率。对此，熊维政代表建议：国家应加大重视肿瘤姑息治疗力度，从教学培训和临床实践彻底改变我国肿瘤治疗的现状；具体可由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发文指導癌痛规范化治疗工作，指导临床医生规范化治疗癌痛，合理用药，让广大癌症患者在无痛中有尊严地生活。同时，取消医院对麻醉镇痛药品一品双规的限制，癌症病人应用中重度麻醉镇痛药不纳入药占比计算。经调研，基层人民医院药占比为40%～49%，癌症中晚期患者每天的镇痛药物治疗对于患者是必须的，而后期的检查不必天天进行，因此，应根据临床需要增加镇痛药物用量。在医疗机构中设立姑息治疗科目或科室，并配置专业姑息治疗医务人员。可将姑息诊疗科室作为医院级别评比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配置受过专业培训的医务人员开展姑息治疗。

支持儿童专用药械研发

近年来，国内儿童药品短缺、研发动力不足问题时常被提及。有数据显示，我国现有3500多种药品制剂，儿童专用的仅有60多种。由于缺少专门的儿童用药，绝大多数患儿只能按照一定比例服用成人药，而成人相应比例的用量却又很难拿捏，用成人药品，“剂量靠猜、药片靠掰”的现象是国内儿童用药的真实写照。

熊维政代表介绍，2016年的《儿童用药安全调查报告白皮书》显示，我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率为12.5%，是成人的2倍，新生儿的药物不良反应率更是达到成人的4倍。与成人相比，儿童并不只是个子小、体重轻，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儿童机体许多脏器功能都没有发育完善，肝、肾的解毒和排泄功能以及血脑屏障的作用也不健全，对药品的适应性要求更加苛刻，对药品的安全性要求更高，不合理用药、用药错误反而会造成药物性损害，甚至更严重。遗憾的是，直到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用药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均未对儿童用药提出特殊规定。在医药工业领域，儿童用药投入大、产出低，由于缺乏法律激励和保障，儿童用药的研发缺乏后劲，商业回报较低，企业也缺乏足够的动力生产，经常出现投入与产出倒挂现象，导致儿童专用药少。随着“二孩”政策放开，解决儿童用药问题更是迫在眉睫。

熊维政代表建议：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号召，加快制定我国儿童医药目录，这样不仅可以为儿童临床用药提供依据和参考，还可以激励医药企业研发和生产儿童用药。将儿童用药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政策范围，通过采取专利保护、生产补贴、税费减免、健全儿童医保、引导社会捐赠等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发布科学规范的儿童用药指南并定期予以更新、规范医师的儿童用药处方行为，以提高科学诊疗和合理用药水平，同时应加强儿童用药医生与医疗器械生产商之间的互动和溝通，尤其在基层医疗机构领域，为儿童专用医疗器械研发创新提供思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引进国际上儿童新药和新的临床研究方法，逐步实现儿童用药审评、上市与国际同步，使我国患儿能够同步受益于世界最新研究成果。

大力扶持中药材种植养殖产业

近年来许多地区更是把中药材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来重点思考、谋划和推进，形成大面积的规范化、集约化种植、养殖。中药材不仅为我国中医发展奠定了物资基础，也带动了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熊维政代表介绍说，随着人民群众对传统中药用药需求的不断增长，保护和发展中药材种植业显得尤为重要，它不只是满足中医药原料供应，更具有传承中医药的深远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中药材种植开始向基地培育模式发展。“九·五”期间，科技部曾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自1999年我国提出中药材GAP概念、2003年开始实施认证以来，中药材规范化生产逐渐为社会各界所认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些年由中药材资源枯竭所引发的中药材市场的无序竞争和价格上涨现象，也牵扯到了中药材的品质和安全，其背后则是深层次的中药材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等问题，长远看，直接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熊维政代表指出，目前中药材在种植、养殖、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缺乏统一管理布局，中药材市场紊乱；二是栽培技术落后，田间管理不到位，农药、化肥滥用现象较为突出；三是中药材种质混乱，缺少特色、优良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四是技术推广与指导体系不健全，科技带动力不强；五是技术标准、操作规程建立不完善，药材质量难以保障；六是中药材野生资源保护压力大，有些野生药材已处于濒危灭绝边缘。

熊维政代表呼吁大力扶持中药材种植、养殖产业，并建议：一要统筹涉农及扶贫政策性扶持资金，提高标准，支持企业或种养大户规范化种植、养殖中药材；加大对中药材种养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高从业者的积极性。二要制定中药材资源保护政策。制定全国中药材发展规划，对中药材实行总体调控；建立野生中药材资源的监测和预警体系，对常用的野生药材资源进行监测和预警；对中药材资源紧张甚至枯竭的品种设置保护机制，开展珍稀濒危中药的系统研究及保护等级划分。三要划定道地保护区域。严格按照GAP标准，以中药材种植、加工企业为依托，走“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建立中药材重点示范基地。同时，根据各省或区域中药资源特点，建立相应中药资源自然保护区，实行中药资源的就地保护。

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和普及

熊维政代表说，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魂，是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医药行业凝集力量、振奋精神、彰显形象的重要抓手，但目前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专门权威的宣传机构，老百姓只能通过非主流媒体了解中医药的有关知识，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准确性，有的小报、广告在宣传上误导老百姓上当受骗，影响很坏。二是缺乏专门的监督机构，一些不是正规学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幌子非法行医，制售假药、夸大疗效，不仅造成患者经济损失，还耽误病情、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三是缺乏专门的传播队伍，既然是一种文化，就需要能够把中医理论进行通俗讲解的专门人才，宣传中医药科普知识，传授简单易行的养生保健方法，使老百姓一听就会、一学就懂、一用就灵。

对此熊维政代表建议：一要以落实《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20年）》和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教育为抓手，强化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医药产业做强、做优、做大。二要加紧培养中医药文化专业人员，制订和实施人才培训计划，建设一支涵盖研究、教学、传播、推广、科普宣传、管理等专业结构合理、业务素质较高、思想作风过硬的中医药文化建设专业队伍。三要进一步完善基地建设标准，建设一批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及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使之成为展示和传播中医药文化、培养中医药科普人才、普及中医药知识的重要阵地。四要整合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化中医药文化产业结构，开发中医药文化科普创意产品，打造中医药文化产业链和中医药文化品牌。五要健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体系，加强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地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海外中医药机构的合作，拓展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渠道。六要净化和规范中医药文化市场。七要打造健康旅游基地，传播中医文化名片，鼓励发展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及医疗养老、健康养生产业，积极构建和打造以中医药景观为主的中医药生态观光旅游基地，以中医药人文景观为主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基地，以旅游区中医药特色服务体验区域为主的中医药服务体验旅游基地，以中医药教育、科研、企业、文化传播等机构为依托的中医药科普研学旅游基地等四种健康旅游基地；支持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医药“走出去”战略；呼唤中医药文化的回归与继承，推动中医药文化与科学相结合。

专家简介

熊维政，中共党员，主任药师，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羚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仅用了十余年时间就把一个作坊式小工厂、科技扶贫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内知名制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