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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历了中国从一穷二白到“新中产时代”，常年从事企业史研究，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激荡四十年”

对许多人来说，财经是个略显枯燥的领域。但吴晓波的财经书籍，却常常像小说般引人入胜，令人手不释卷。作为当下中国最知名的财经作家之一，吴晓波不仅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洞悉事物本质的穿透力，更善于发现并把握企业和它背后人物所具有的戏剧性。这与他的记者从业生涯不无关系。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他，曾在新华社做过13年商业记者，多年从事中国企业史研究。他30岁开始写书，20年来，不少作品一直位居畅销榜前列。

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末的吴晓波，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成长。他亲历并见证了这段历史，更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加以记录。他于2008年出版的《激荡三十年》，记录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间的中国企业发展史，销量超过200万册。今年，其续篇《激荡十年，水大鱼大》问世，至此40年风云激荡的中国企业发展史，在吴晓波笔下完美收官。

“从0到1”和“从1到n”

今年刚满50岁的吴晓波，是饿过肚子、吃过苦的。小时候，由于家里孩子多，父母薪资微薄，平日家里吃的主食是二米饭（糙米加小米）和窝窝头，菜是土豆和腌白菜。只有到了生日的时候，妈妈才给做一碗面条，卧上两个鸡蛋。少年时代，吴晓波曾因交学费的问题挨父母打而离家出走：踢足球踢坏了眼镜而不敢回家；读大学期间，趁晚上熄灯后跑出去卖面包挣学费。“那时候，国家也穷，老百姓也穷，大家都穷怕了，这40年来，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对贫困的恐惧，开始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吴晓波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在吴晓波的笔下，40年改革开放历程被分为前30年与后10年两个阶段。他把前一阶段称为“从0到1的过程”，将后一阶段定义为“从1到n的过程”。“2008年我们有一部电视片《大国崛起》.30年的发展使我们有底气认为自己是个大国了，这是从0到1；而从1到n就是，国家的强大跟老百姓生活的美好如何形成一个对应关系。”

两个阶段的写作体验也截然不同。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吴晓波感觉到的是一种热血澎湃、酣畅淋漓。

《激荡三十年》里写到这样一个例子，时至今日，吴晓波在公开场合演讲时还常常拿出来分享。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作为新华社记者到温州龙港的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调研，那里是全国最大的铜火锅集散地，大约有2000户家庭在里面生产铜火锅。吴晓波一看，这个农民城从土地的审批到城市的规划、房屋的出售、工商注册，“十件事儿有八件是违法的”。

调查完的第二天，吴晓波准备离开，农民城的创办者陈定模请他吃饭。席间，这个朴实的乡镇干部对吴晓波讲了一句话。“他说：吴记者，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几乎所有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你看我们这儿经济发展得这么好，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吴晓波被这句话深深震撼，他将这次调查访问的经历写成内参.得到了中央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作出批示，中央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最终肯定了农民城的模式。

陈定模的故事，在那个30年里，在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和奇迹。“那30年是充满诗意的30年，破坏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道德性和正义性。就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进行到10年时所说，这10年改革最大的意外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这就是对整个旧体系的破坏所带来的结果，前面的这30年充满着这种创世纪的特征。”如今回味起来，吴晓波这样总结道。

“水大鱼大”的10年

而在写作《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时，吴晓波的心中却没有了10年前的快意江湖。这10年所发生的很多景象都令他觉得非常陌生。

甚至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去总结这10年都成了困扰他的难题。为《激荡三十年》写续篇的想法早已在他的脑海中酝酿，但他一直没想好书名用什么。偶然的一次机会，在杭州举办的一场“互联网+”峰会上，吴晓波与北大教授周其仁同席，便向周其仁请教：“对于过往的10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答案是什么？”周其仁略微沉思了一下，吐出4个字：“水大鱼大。”

这4个字一直萦绕在吴晓波的脑海中。的确，这是水大鱼大的10年。吴晓波告诉记者，在这10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2.5倍，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人民币的规模总量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增加了1.5倍，汽车销量增长了3倍，电子商务在社会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增长了13倍，网民数量增长了2.5倍，高铁里程数增长了183倍，摩天大楼数量占到了全球的七成，中国消费者以39岁的平均年龄每年买走全球70%的奢侈品。

大水之中，必有大鱼。在互联网及电子消费类公司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别增加了15倍和70倍，闯进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全球排名前十大的房地产公司中，中国公司占到了7家；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前四大银行都是中国的。

从水大鱼大里面，吴晓波看到的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水本身和鱼本身对壮大所形成的不适感。“其实中国人自己对这10年的变化也不是很适应。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现象，国有企业则处在相对保守的状态，外资企业更是变得有些无足轻重。有些（民营）公司已经大到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而30年前，这些民营企业家正是抗争那些通过行政手段达成垄断的基础设施性公司的重要力量，今天他们却通过市场化效应造成了新的垄断。”

“这种垄断，在全球范围内只出现在中国和美国，而直到今天，这样的新型垄断现象在学理上、法制上都还没有被认真地讨论。”吴晓波认为。

“新中产时代”的到来

“对于过去的10年，您感到最印象深刻、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

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吴晓波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移动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生产方式，社交、购物及金融支付方式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在新书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7年3月。杭州的地方报纸刊登了一条新闻。一对“90后”兄弟从云南坐飞机到杭州，策划实施抢劫。两人持刀连抢3家24小时便利店，只搶到2000多元，连来回路费都不够。在被现场抓获后，两人非常沮丧：你们杭州人怎么回事，出门都不带现金！

杭州只是一个缩影，在当下中国城乡，现金已变得过时，手机支付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今年初，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国新办的一场发布会上透露，2017年中国的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近15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

同时，“新零售”成为财经界炙手可热的名词。2016年10月。当马云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新零售”纯属瞎编胡扯。也有人认为这预示着马云要到线下来抢流量。吴晓波看到的，是“体验革命”和“品类革命”的发生。“它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新技术的出现.为线上和线下的交互融合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二是年轻的中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网上的廉价商品，开始愿意为高性价比的、具有个性的商品买单，同时更愿意回到真实的场景中，即买即得。”

在吴晓波看来，这些现象的背后，正是“新中产时代”的到来。

这其实早有预示。2015年1月，吴晓波创办的蓝狮子财经出版社在日本冲绳岛召开高管年会，购物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附加活动。但令他感到吃惊的是，除了买电饭煲、吹风机等日本的招牌产品外，居然有3名同事千里迢迢背回5只智能马桶盖。随后，他在微信公号上推出《吴晓波：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一文，引起轩然大波。也正是那一年，吴晓波意识到，中国的“新中产”阶层正崭露头角，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

对于新中产的概念，吴晓波从财富、审美、年龄三个维度来定义。“新中产群体，一年可以拿来做投资的资金应该在100万以上，对新事物、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好奇，年龄基本以‘80后为主力人群，上下延伸一些。”他看到，这部分人正在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因此催生的商业机会正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

未来的变革将发生在两个方面

罗纳德·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2013年以102岁的高龄去世。在生命的最后4年，他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在书中，他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对于后一个观点，吴晓波并不认同。“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一定不是偶然性事件。它不是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完全拷贝，也不是由我们内生形成的一次跟西方成熟经济学的完全对抗。它一定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有一些原动力存在。”

在吴晓波看来，这种内在动力，主要由4部分构成。“首先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创新，其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对于非均衡的容忍。第三是庞大的人口在制造业和互联网领域形成的‘巨国效应，最后则是技术变革打破垄断带来的推动力。”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4个动力源仍然存在，这使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产业变革充满信心。

事实上，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议论从未停止。在过去40年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吴晓波简单算了一下，在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起码有5次，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而比“中国崩溃论”更频繁出现的，是“中国威胁论”。“历史上这两种声音是轮替着来的，目前又到了威胁论的时候。为什么特朗普会拿中国作为战略敌人，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让他产生了恐惧，他认为伤害到了美国的利益。”

而在国内，吴晓波认为，更多人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中国的这一轮繁华到底有没有终点？

“任何繁荣都跟爱情一样，它像一个火把会被燃尽，我觉得国内的精英阶层关心的是，要让中国的繁荣得以延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比如在产业方面需要转型升级，在环境方面不能有更大破坏，在制度方面还需要更完备的建设，这是中国未来几年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当前，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红利逐渐消退，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即将到来的时代充满未知。在吴晓波看来，变革将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移动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以后，会出现很多新的应用和商业模式，好像一条高速公路建完，大家关心的是上面会跑什么车；另一方面，可能是更革命性的变化，比如人类平均寿命有没有可能突破100岁？有人说到2029年芯片的运算速度将赶上人脑，那我们人类何去何从？富士康目前已经有20万机器人‘雇员了。什么时候它们可以完全替代人类？”吴晓波已经开始了更为深远的思考。

“面对未来，我们大多数人能做的可能就两件事。让自己变得更柔软一点，多获取一些不容易被机器替代的技能；尽量多赚点钱，当新技术来临，你能够成为第一批享用者。”吴晓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