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新伟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各种新思潮传入中国。三湘大地的有志青年，纷纷投身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期盼能求学报国。机缘巧合，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和任弼时因此相识。在投身革命的实践中，两人成为尊重彼此、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相互信任的亲密战友，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

志同道合的校友

“识量过人，不好计较”，是少年任弼时自勉的信条之一。1915年夏，任弼时在序贤小学毕业。这时，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高小部正招收新生，任父决定让任弼时报考。第一次出远门的任弼时在父亲陪同下，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阴的小乡村到达省城长沙。这个12岁的少年对省城和学校的一切充满好奇，在新环境中学识渐涨。此时，毛泽东也正在第一师范就读，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有志青年一同在校内传播革命思想，成为当时长沙学生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人物。

对学校颇有名气的毛泽东，任弼时早有耳闻。1917年，在第一师范大礼堂，毛泽东率领200多名学生志愿军，智缴了3000余名北洋溃兵的枪械。在当年全校学生人物互选中，毛泽东票数最高，得票项目最多，言语、胆识两项更是唯他独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任弼时见到了这位高年级学长。在学生自治会的讨论会上，他看到毛泽东和几名同学正在慷慨激昂地谈论国家大事，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驱使着他和一些同学前去请教。毛泽东热情地向这些低年级的弟妹们介绍了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情况，同时勉励他们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改造社会而奋斗。学长毛泽东给年少的任弼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长沙学生运动的一批骨干纷纷集会。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人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同时深入民间宣传。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任弼时则联合长郡中学、明德中学、第一师范、甲种农业学校等多所学校里的湘阴籍同学，组成一个宣传团，回湘阴老家向民众进行宣传。毛泽东和任弼时都以很大的激情，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五四运动的洪流，使任弼时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投身到革命实践斗争的行列。在湖南，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等人一道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宣传十月革命，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这段时期，毛泽东通过各种途径接受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分子，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和从青年学生、教员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

当时，勤工俭学运动席卷全国各大城市。任弼时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俄罗斯勤工俭学。毛泽东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准备赴俄学习。任弼时在这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共同的革命志向促使这些进步青年走到一起，他们很快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的骨干。

1924年，在苏联学成归国的任弼时到上海团中央工作，毛泽东则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当国民革命凯歌行进时，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奔赴农村，实行武装斗争。毛泽东回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任弼时则被调往白区工作，两人分别在农村和城市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通力合作的同志

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27岁的任弼时，受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团负责人，收拾行囊匆匆离开上海，于1931年3月中旬到达闽西。

3月的闽西山区依旧春寒料峭，这里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带。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任弼时，亲眼看到党在农村开辟出来的苏区，心中不禁热乎起来，毛泽东和任弼时这两个昔日的校友，而今的革命同志在长汀的一间农家土屋里再次相逢。毛泽东身穿粗布红军制服，快步走过去紧紧握住任弼时的手。残酷艰苦的革命斗争，早已褪去了毛泽东脸上的书生气，多了些干练和坚定。望着又黑又瘦的毛泽东，任弼时不禁感慨万千。

到任不久，任弼时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当时，国民党调遣20万大军步步进逼中央苏区，而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前委内部就对敌战略方针一直争论不休。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中央局作出坚决进攻、艰苦斗争、持久作战、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策。这对政治上支持反“围剿”战争，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时相当困难”。随军行动的任弼时，亲眼目睹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势如破竹，歼敌3万余，乘胜攻占了赣东北、闽西北的广大地区。

通过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任弼时深感到自己缺乏作战经验，而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洞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萌生了向组织推举毛泽东为苏区党的主要领导的想法。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和任弼时同住在瑞金叶坪的一栋小楼里，二人秉烛夜谈，共同筹备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来自全国各苏区的29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然而，王明的“左”倾路线，使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受到排挤。1932年10月，毛泽东离开前方回后方养病。但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有很深的影响，任弼时在前线指挥期间，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仍然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由于多次推荐毛泽东，在“配合”王明路线反“毛右倾”不得力，1933年5月任弼时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

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攻击和诋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分裂行径，作为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的任弼时坚决抵制，维护中央权威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名誉。他指示红二军团，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他们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文件材料只保留一份，其余全部烧掉。同时，任弼时坚决抵制张国焘分化和吞并红二、红六军团，反对张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红六军团。红二、红六军团和紅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后，在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会上，张国焘又公开诋毁毛泽东。任弼时严厉警告说；“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在任弼时的一身正气面前，张国焘一筹莫展。

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立即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报密码本，从此和党中央有了直接联系。在甘孜的日子，任弼时、贺龙等人和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斗争非常讲究艺术。任弼时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致力于促进红二、四方面军的团结。他想方设法解救被张国焘关押隔离进行迫害的干部如廖承志等人，对他们关怀备至。在过草地时，任弼时冷静而诚恳地和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交谈，同时向广大指战员宣传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北上与中央会合的重要意义，使大家对目前形势和中央的策略路线认识趋于一致。张国焘日渐孤立，最后只得表示同意北上。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任弼时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说：“你们出发时1万人，走出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默契的主帅和助手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坚持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方面存在着分歧，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曾两次赴莫斯科且有抗战实践经验的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加强相互了解。

1938年3月底，一路舟车劳顿的任弼时抵达莫斯科，住进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随后，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在报告中，任弼时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他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才是我们党的领袖”。远离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既是中共中央驻外的一个宣传站，又是中共中央了解世界政治风云的前哨站和参谋组。由于任弼时时常撰写文章宣传中共的方针和毛泽东的思想，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报刊對八路军抗战的宣传也明显增加了。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9月任弼时在《真理报》发表了《中国关于持久战的口号意味着什么》一文；10月，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发表，任弼时又为《真理报》撰写《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他还组织力量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有关文章译成外文，在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这年夏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罗夫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他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这次重要谈话，表明共产国际从组织上开始支持毛泽东。

1940年3月26日下午，延安北门外杨家岭的大操场上显得格外热闹，数千群众集会，夹道欢迎从莫斯科归来的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出席了欢迎仪式。毛泽东对周恩来、任弼时的归来十分欣喜。鉴于任弼时在过去的革命和战争环境下表现出的卓越组织才能，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留在延安，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从此，任弼时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任弼时从莫科斯带回了共产国际交给他的电讯密码和器材，回延安后便着手建立专门电台，以便与共产国际联系。这部电台供毛泽东专用，凡是从共产国际发来的绝密电报和“万万火急”电报，均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泽东发出的电报，翻译成俄文后，都经过任弼时校审定稿拍发。这是一项细致而高度机密的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任弼时从蓝家坪搬到杨家岭，以便随时和毛泽东联系协商工作。他兢兢业业地处理中共中央和书记处的大量工作，使毛泽东得以从日常事务中抽身，集中精力考虑军政大计。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增强领导效能，1943年3月，经过半年努力，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完成了精兵简政。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这次机构的调整和精简，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为党的七大在组织方面奠定了基础。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这一天， 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脸上洋溢着喜悦，聚集在庄严肃穆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里。主席台上方，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进攻陕甘宁解放区。1947年3月18日傍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直到1948年3月23日，从吴堡县的川口村东渡黄河，共计行程2000余里。在1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与敌人角力、周旋，曾多次遇险，几度与敌人擦肩而过，始终未曾渡过黄河离开陕北，最终兑现了毛泽东当初“不打败胡宗南，不过黄河”的豪迈誓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在一起，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跋山涉水，历经艰险，从一个山村转移到另一个山村，以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

王家湾村就是这样的一个“指挥所”。它坐落在半山坡上，坡下是弯弯曲曲的双羊河，傍山依势住着十七八户人家。老乡们的住处本来不宽敞，中央纵队一到，就更拥挤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挤住在贫农薛如宽腾出来的两孔半窑洞里。土窑一进两开，左边一孔是毛泽东的住处；进门的一孔是出入的通道，由周恩来和陆定一挤住；右边是一孔半截窑，陕北人称“爽堂”，向阳一面是土炕，炕下是个土台，存放粮食和杂物，几乎没有炕脚地，任弼时就在这里办公和睡觉。后来，毛泽东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敌人轰炸王家湾后，中共中央决定撤离。敌人从南面和东南面袭来，如果中央纵队往西转移，那里人烟稀少，粮食困难，即使能避敌主力，但不远处即是敌马鸿逵的防区，回旋余地很小。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任弼时更倾向让中央纵队往北行去绥德方向，紧急时可过黄河暂避。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尽管任弼时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很有道理，但毕竟风险太大。他极力劝阻，但毛泽东不为所动。最后，队伍只能按毛泽东的意见西行。

转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的临危不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和任弼时为保障领袖绝对安全的万一之虑，为后人广为传颂。在撤离延安后的1年多时间里，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绵延起伏的黄土高原和纵横交错的沟岔间，辗转行军。盛夏骄阳的炙烤，深秋冰冷的风霜，他们毫不在乎；月牙口的暴雨，五女河的山洪，为他们无视……他们工作繁忙，居无定所，只为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

情深谊重的战友

抗战胜利后，由于紧张繁忙的工作，毛泽东患上了神经系统的疾病。但他更关心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一再叮嘱苏联医生阿洛夫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全面检查身体。阿洛夫医生向毛泽东汇报说：“多数领导同志都还算健康，唯有任弼时一人堪虑。他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目视力，这不是好兆头，表明他的病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毛泽东听后十分担忧，深深地叹了一口氣，曾几次催促任弼时赶紧治疗。

深受全党爱戴的五大书记中，数任弼时最年轻。但是，长期繁重的工作和操劳严重透支了他的健康。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毛泽东和任弼时一同住进香山静宜园。4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抱病向大会作长篇政治报告。以任弼时当时的体力来说，这是超量的负荷。他讲罢第一部分便开始头晕、心悸和气喘，只能由其他同志代为宣读，会后不得不住进了玉泉山干休所。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在筹备新中国成立的紧张繁忙工作中派人送来一缸红鱼，并亲笔致信：“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赏，敬祝健康！”小小红鱼，寄托着对战友的无限深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任弼时在广播里听到后，无比激动。盼了多少年，他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但此时，他的病情却更加严重了。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系任弼时的治疗问题。同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任弼时送往苏联治病。临行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亲自到景山东街探望任弼时。战友情深，毛泽东与任弼时握手道别，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这年冬天，毛泽东到苏联访问，不忘专程前往克里姆林宫医院探望任弼时。任弼时乐观地向毛泽东报告：“治疗有进步，年底即可转院疗养，为恢复工作做准备。”不幸的是，一年后，任弼时在北京病逝，年仅46岁！这位党的“骆驼”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注视老战友，把任弼时最后的遗容深深地印在脑子里。在沉痛之中，毛泽东提笔写下“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在3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毛泽东和任弼时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志加战友的深厚感情，足迹遍及长沙、武汉、瑞金、延安、西柏坡、北京甚至莫斯科。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伟大的革命友谊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得到了人民的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