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编辑部：

墨学有一些必须回答而又难于准确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墨经”、“墨辩”、《墨子》、墨子、墨家，其中包括：

——《墨子》书中的七十一篇是否均为墨家作品？特别是《亲士》《修身》和《所染》前三篇、《迎敌祠》至《杂守》等最后四篇是不是墨家的作品？

——晋人鲁胜所说“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的“墨辩”，是不是同于《庄子·天下》所言天下墨者所共诵的“墨经”？如果不是，那么“墨经”到底是什么？今本《墨子》是否保留了其全部或一部分？

——《墨子》中被当今学界主流称之为“墨辩”（有人称之为广义墨经）的《经》上下、《经说》上下、两《取》等六篇的著者，到底是谁？为什么《经》《经说》四篇不含“子墨子曰”字样，而两《取》却含“墨子”字样？

——《墨子》的编者到底是谁？他（或他们）何以能够收集到三套十论与守城十二术的全部材料（在《备城门》中，禽滑厘问墨子防守“临、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輼、軒车”之术，从今存《墨子》的编目序号看，这十二术原本是收录齐全的）？《非儒》为何只有上下两篇而没有中篇？

——根据《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所说，发生在楚国的车裂吴起事件，严重地影响到墨家。《墨子》诸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为何止于该事件？《墨子》为何提及该事件却不提及该事件发生时的巨子孟胜和后续巨子田襄子的活动？

——禽滑厘当过墨家巨子吗？

如果禽滑厘没当过巨子，墨子为什么传巨子于从事者孟胜，而不传给谈辩者或说书者中的佼佼者？

——巨子孟胜和巨子田襄子，

分别是墨子的亲传弟子还是再传弟子？

——《韩非子· 显学》说：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墨家三分距墨子之死到底有多远？三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三家都是真墨，还有没有统管三家的巨子？墨家在三分前后到底是甚么性质的组织？

——墨子为什么要身体力行地在墨家实行严格的节俭制度？笔者认为，《墨子》的篇次或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回答上列问题，兹述如下。

·壹·

《墨子》是为墨家树碑立传的书，收文71 篇，其编者必为墨家成员。墨家凡事讲究法仪，《墨子》的编次当不例外。反过来说，《墨子》的编次必反映其编者的编辑思想。笔者在读得《墨经》中有大量论述或涉及施工技术的条目，这些条目既可证明《墨经》为墨子著，也可证明墨家在建筑施工中已贯彻了“中间至尊，左大右小”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可得到《墨子》的篇次有如图示的层级结构。

·贰·

从图可以看出，《墨子》编次的对称塔式层级结构，严格地遵循了辈分第一、地位第二的原则：上层属墨子；中上层和中下层都属墨子的及门弟子，但中上层的地位高于中下层；下层属墨子的再传弟子；中轴左侧的地位高于右侧。据此，可以直接判定各组文章的作者：

第一组：处于上层至尊位置，四篇的作著者是墨子。由此可知，《庄子·天下》所言墨家后学所共诵的“墨经”，必定是这四篇，鲁胜所言的“墨辩”，就是《天下》所言的“墨经”。

第二组：三套十论和《非儒》上、下等32 篇的作者是墨子的三位谈辩族及门弟子。

第三组：两《取》的著者当是墨子的及门弟子禽滑厘。两《取》在结构图中的地位低于三套十论，说明其作者禽滑厘不曾当过巨子。

第四组：《法仪》至《三辩》等4 篇，作者是墨子及门弟子中的说书者。

第五组：《耕柱》至《公输》等6 篇、《备城门》至《备蛾傅》等12 篇的著作者，分别是墨子及门弟子中的谈辩者和从事者。

第六组：《亲士》（提到了“吴起之裂”）、《修身》没有“子墨子曰”之类字样，《所染》采用引用格式“子墨子言……曰……”，作者应是再传弟子中的说书者、任巨子的田襄子。

第七组：《迎敌祠》至《杂守》等现存的4 篇，著者是墨子及再传弟子中的从事者、曾任巨子的孟胜。

·叁·

按照《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的记载，前381 年发生在楚国的车裂吴起事件，令时任墨家巨子的孟胜在率替鲁阳城君守城的众墨者以身殉义之前，传巨子位于其所称的贤者田襄子。禽滑厘不曾当巨子，说明孟胜之巨子位为墨子所亲传。

墨子的抱负是主要通过他本人和谈辩者的活动去影响诸国统治者进而达成义事。问题是他为什么不为此而传巨子位于谈辩者，却传巨子于从事者孟胜。

答案只有一个可能：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墨家是一个包括从事者弟子（人数最多）、谈辩者弟子（人数不多）、说书者弟子（人数最少）的经济上自立的实体，高峰时至少共有三百多人，墨子卒时减少到二百人左右。墨子希望在身后能够维持这个实体以支持谈辩者去完成他所未竟的义事，而墨家实体的经济基础有赖于从事者族，基础不稳，实体自然难以维持，所以可以设想，他说服了亲传弟子谈辩者和说书者，让他们接受和支持较为年轻的再传弟子、从事者中的佼佼者孟胜担当巨子。

墨家實体的经济来源靠的是从事者所从事的建筑业（后来有来自外派谈辩弟子的献金作为补充），而建筑业是一个收入丰歉极度不稳的行业。为了在收入丰歉时都能维持墨家数百人的实体和所行义事之正常运行，墨子采取了厉行节俭并身体力行的措施。

对于墨家的生存来说，笃行节俭具有战略意义，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什么宗教行为和个人癖好。

·肆·

在《墨子》编次的层级结构中，存在两个异常：其一，压低禽滑厘而突出十论作者；其二，田襄子的巨子位既是孟胜所传，其地位理应在孟胜之下，而在编次层级结构上却表现得相反。

这两个看似不合常理的“突出”，可能正是《墨子》编次采用层级结构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在保证墨子至尊地位的大前提下，一切着眼于墨家的未来。具体地说，它暗示了如下4 点：

1. 《经》《经说》四篇，是墨家的祖著，是全体墨者的必读书。

2. 三套十论的著者是墨子的亲传弟子，是合法的按地域将墨者分成三片的负责人，所有墨者在墨家三分后都应该尊重、服从；十论则是三分后墨家的法宝。

3. 《亲士》等三篇非常重要，三分后的墨者，须注意勤读善用。

4. 三分一旦正式实施，三分墨家的田襄子将和做过暂短巨子而未给墨家增光的孟胜一样，其著作只按辈分与谈辩者、从事者的位置排列在最后。车裂吴起事发之后的墨家，有条件主编《墨子》、有资格在《墨子》编次中以层级结构作出以上决策的，唯时任巨子田襄子一人。

·伍·

在墨子的晚年，建筑业的不景气已经使墨家陷入经济困境：年老的墨子曾不得不在身边弟子的陪同下亲自去荆地向派到楚国的入仕弟子耕柱索要献金，虽终得区区十金，却遭到耕柱羞辱般的冷待（事见《耕柱》）；墨家从事者的人数也从高峰时的至少三百缩减至孟胜时期的不到二百。接任巨子的孟胜，为了缓解危及墨家实体生存的经济拮据，不得不改变墨子生前不依附于任何官方的一贯做法，实际称臣于鲁阳城君（孟胜自己的说法是“吾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亲自带领墨家的全体从事者共一百八十多人按照约定替阳城君（此阳城君曾以孟胜为师，非早年与墨子为友的阳城君）守城。

前381 年，楚悼王病死，随即发生了朝中仇恨改革的势力在办悼王丧事的地方射杀吴起的事件，射杀吴起的箭也射中了悼王遗体。楚肃王继位后，“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参与者阳城君畏罪逃亡国外，其国被收。逃亡的阳城君，未按约定给孟胜发出指示。孟胜在未获指示的情况下，为了守约而“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守城的墨者183 人随其自尽，受孟胜之命传巨子于贤者田襄子之令的二人，也不听田襄子的制止而返死（见《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

孟胜及全体从事者之死，使墨家实体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剩下的，只有人数不多的谈辩者和人数很少的说书者两族，以及由说书者保管在基地的墨家资料。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墨家，将如何运作，将如何完成墨子的遗愿，考验着临危受命的田襄子。

从《墨子》编次的层级结构可以看出，田襄子和他的前辈们研究出了一套绝地求生的办法并决定付诸实施，这套办法包括：充分发挥谈辩者族的作用，改经济自立的墨家实体为按地域组成三个各自为战、自谋发展的行会性社团；谈辩者的入仕之途，由原先的经由墨子推荐，改为由每位墨者的自主奋斗；相应地，推选出了三个地域墨家团体的负责人——三套十论的著者；编辑一本墨家经典并适当突出三套十论著者的《墨子》一书。

《墨子》的大多数篇目选自由说书者保存在基地的已有资料。为了适应新形势，田襄子决定：在北方和南方片的十论后各增加“非儒”一篇，以给将在该两地域与已占先机的儒者作斗争的墨者提供思想武器（由此可见当时儒墨版图之一斑），分别由北、南两地的负责人各自撰写；给十论补充适用于诸国的《亲士》一篇，由田襄子自撰；田襄子另站在巨子的高度撰《修身》《所染》两篇，向三分后的所有墨者提出加强自身修养以增强实力和慎重交友以防变质的要求。《所染》提出慎重交友，显然是暗示墨家成员要汲取胜绰因友项子牛而“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事见《鲁问》）的教训，汲取孟胜友阳城君而使整个墨家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

阳城君出逃的时间是在前380年（楚肃王元年）。编成《墨子》并正式实施三分，当在前379 年。墨家三分，极大地调动了谈辩者一族的积极性，创造了墨家的第二个辉煌，使得孟子惊呼“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

《墨子》由巨子田襄子在车裂吴起之后的一两个年头内主编而成，其中自然就不会有比车裂吴起更晚的涉及墨家活动的其他历史事件了。

·陆·

墨家三分，巨子田襄子主动退出舞台。墨家巨子是墨家实体经济的产物，三分后的墨家实体不再，墨家理当不会再设巨子。或许出于习惯，三组十论的作者在三分后也被时人称为巨子，但不具巨子职能，他们死后，墨家团体就全消失了。

·柒·

根据历史材料，墨子之死应在前382 年至前384 年之间，或者说应在前383 年左右。前379 年墨家三分，距墨子之死，少则只有两三年，多则不过四五年，因此，《韩非子·显学》“墨子之死也，墨离为三，而皆自谓真墨”之说在时间上虽不精准却属大体正确，但所言三分的原因是“取舍相反不同”，则与实际相违：三套十论文异而实质同，不存在“取舍相反不同”问题，确实都是真墨。至于《庄子·天下》所言“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或、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那是发生在墨家三分数十年乃至百多年之后的事情（庄子，约前369 年—约前268 年，且《天下》不一定是庄子自著），当时墨家已经早无巨子（否则不会“皆愿为巨子尸”），它只能说明墨家三分后的延续，以及那时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墨徒读不懂《墨经》（犹如今人之因读不懂墨经而互訾），不能据以说明墨家三分的原因。

墨家三分的真正原因，就是前面所講的墨家实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捌·

北大哲学系教研组的《中国哲学史（第二版）》说：“现存《墨子》这部书……其中有一部分是战国末期墨者的著作，对墨子的思想有所发展，在反对当时的诡辩论的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还有一部分是汉初学者研究攻守战术的作品。”笔者所破《墨子》编次隐藏的墨家秘密，与这些观点相左，是否恰当，盼时贤指教。

刘冲（著名起重吊装专家，正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建设部科技劳动模范，曾担任中国安装协会技术委员会首任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