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从竞争到协调，日中关系今天进入了协调时代”，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9日晚，在与到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的话。他还说，“去年两国关系迎来改善的机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不断向好发展”，“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兩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日关系正在经历回暖，这是两国“相向而行”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安倍对华外交的调整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的回暖能走多远。

安倍所说的日中关系“进入了协调时代”，或许带有外交辞令的成分。不过，回顾安倍再次就任首相以来的对华外交可以发现，其鲜明特点是从全方位的防范甚至对抗，开始逐渐转向有选择地接触与合作。

外交弧线

安倍是一位有着战略雄心，具备战略思维的政治人物，其对华外交的变与不变，应该放在这个视角下来解读。他就任首相后首次访美期间，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说：“日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沦为二流国家。这是我今天在这里最想说的话。再次重申一遍，我重任日本首相，日本也将东山再起。”他还许下一个誓言：我将让强有力的日本归来。

“日本归来”这个颇有气势的表述，承载着安倍的战略雄心，也勾勒出他的战略轮廓。虽然安倍靠“安倍经济学”重登首相宝座，但正如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所说，“许多人都明白，安倍首相的真正兴趣不在经济。”事实上，外交和安保才是最能凸显安倍战略意图的领域。今年1月22日在国会发表讲话时，他对自己的外交成绩单做了一个统计：5年间到访76个国家，参与600多场峰会。安倍的出访纪录创下日本历任首相之最。

不过，从外交出访记录也可以看出，这些年安倍的外交态势划出了一条弧线—从气势如虹到收敛锋芒。粗略统计，安倍就任首相的第一年（2013年），到访了25个国家（不重复计算多次到访的同一国家），创下日本外交史的记录。但此后安倍外访次数整体上呈递减趋势，2014年至2017年，年均到访国家约12个，数量不到2013年的一半。

安倍的外交弧线，在具体外交行为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虽然就任之初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独立于美国的“有主张的外交”才是安倍外交的底色。换句话说，当时的安倍有着以自己的意愿处理外交事务的强烈意愿，而不是事事听命于美国。2013年4月，他在国会上质疑“日本是否存在侵略行为”的问题，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暴走”，以至于美国副总统拜登不得不公开发警告。

对于当时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安倍没有停留在积极配合层面，更像是践行日本版的重返亚太战略。他就任首相后第一个出访对象，不是日本历任首相通常选择的美国，而是东南亚（越南、泰国、印尼）。就任首相第一年，安倍就遍访了东盟十国。这样的外交操作，在日本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或许未来出现第二次的几率也不太大。

安倍是一位有着战略雄心，具备战略思维的政治人物，其对华外交的变与不变，应该放在这个视角下来解读。

“现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日渐富裕，而在这一区域，日本作为规则的推动者必须具有主导性地位。”安倍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那次演讲中这样说。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对日本“主导性地位”的最大潜在威胁。就任首相两天后，安倍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只有强化与周边邻国的合作，才能遏制中国的抬头，让中国回归到国际秩序中来。”彼时安倍强势的东盟外交，目标的指向正是中国。

进入2014年，在奥巴马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有所收敛。通过美日韩三边首脑会晤的形式，安倍在同年3月首次与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会面。与此同时，中国的强势回应，迫使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出现缓和。11月7日，中日就双边关系达成“四点共识”。随后，借出席北京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安倍实现了就任首相以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面。此后直至2016年底，中日关系进入缓慢解冻期。

外部冲击

如果说安倍外交划出弧线的原因之一是外部压力，另一个同时也是更为关键的则是外部冲击。这个冲击源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局势的巨变。安倍的核心政治理念是要让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正常国家”。但这个过程需要美国—更准确地说是日美同盟—的配合。如今日美同盟有动摇之虞，对安倍的冲击可想而知。

“东北亚外交局势的突变，日本有充分的理由比任何国家都焦虑不安。”《经济学人》在最近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该文认为，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对安倍的“无视”，暗示其尤其不重视美日同盟。的确，安倍曾是特朗普对朝“极限施压”政策的密切配合者和坚定支持者。但特朗普突然同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以及随后的美朝互动，整个过程日本基本上都是局外人。

特朗普执政一年多以来，安倍已经与他见面5次、通话20多次。安倍本想通过营造亲密私人关系，来应对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但截至目前的事实证明，这种亲密关系已经不存在，或者说本来就不存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布兰德·格罗斯曼认为，特朗普看起来是想背着日本与朝鲜达成交易，“这再次表明，在他想创造历史时，盟友关系没什么意义”。

对于刚刚结束的中日韩峰会，日本媒体援引美国学者的话称，“在东京举行的三方首脑会谈对安倍来说是一个机会，使他以不依赖与美国总统关系的方式，重振自己在快速发展的地区政治中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调整对华外交显然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某种程度上说，被特朗普“无视”，成了安倍“正视”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动力。

在某些日本学者看来，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与特朗普外交的不确定性，是中日关系加速解冻的关键因素。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福田圆近日撰文称，随着由韩国充当中间人的美朝峰会举行趋势的出现，日中关系对日本和中国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对于东京来说，与中国合作对协调施压朝鲜至关重要，日韩因慰安妇问题关系恶化，日本把缓和对华关系放在了优先位置”。

如果说特朗普处理朝核问题的方式，增加了日本的战略安全担忧，那么在贸易问題上来自美国的压力，则事关日本的经济安全。安倍4月17日对美国的访问，虽然获得了与特朗普打高尔夫球的待遇，但却被日媒调侃为“尴尬峰会”。一方面，特朗普在公开场合把相当多的时间用来谈朝核问题，而不是美日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安倍游说特朗普豁免对日本钢铝征税无果，使日本成为唯一一个未得到豁免的重要盟国。

就在安倍飞赴华盛顿的前一天，中断8年的中日高层经济对话在东京举行。除了双边经济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为两国不言自明的共识。2017年，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牵头的日美高层经济对话举办了两轮，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日美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也未进入实操阶段。在经贸问题上，日美的分歧点在扩大，日中的契合点却在增多。

5月中旬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虽然着眼点是中日关系大局，但焦点还是经贸合作。安倍政府认可的以个案处理的方式参与“一带一路”，是其与中国有选择地合作的鲜明体现。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发表的联合宣言写道，“我们重申将进一步加速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于日本来说，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进度，无疑会增加其抗衡美国施压的筹码。

因势而变

即便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也看不出日本“格局塑造者”的历史案例。在地缘政治变动中，日本也从未扮演过掌控局面的角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德·柯蒂斯，对日本的外交曾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美国等其他世界大国不同，东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是通过界定国际议事日程、宣扬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推销自己的世界格局观来实现，而是基于既定的外部环境，做出在他们看来符合时代潮流的、务实的政策调整。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中写道，“特朗普是否顽固地决意要推动他事先宣扬的孤立主义及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等，将极大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及军事秩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福山的判断或许正在变成现实。而安倍的外交弧线，也正在印证柯蒂斯的判断。从追求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美国的“有主张的外交”，到因担心被美国“抛弃”而极力向特朗普示好，再到为可能的“被抛弃”而做应对。

对于日本来说，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进度，无疑会增加其抗衡美国施压的筹码。

“在寻找自己的新角色时，日本将再次仔细、冷静、不动声色地评估各国物资和心理力量的对比，充分考虑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以及这一切对日本安全的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这样写道。基辛格认为，日本的分析将着眼于三个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日本将如何抉择，“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评估，而不是美国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证。”

就区域安全问题而言，目前东亚地区的现实是，“日美同盟是区域安全基石”的说法已经过时。即使没有“特朗普冲击”，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在下降。相比之下，中美是协调还是对抗，对东亚安全问题的影响更具决定性。这一点在朝核问题上已经得到体现。安倍不可能不明白，日美同盟已不足以确保日本利益不受损，与中国的协调不可或缺。

安倍政府加速调整对华外交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学者船桥洋一近日撰文称，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使美国从日中矛盾中渔利成为现实可能。“东京已经开始严肃地考虑没有美国主导的全新外交。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没有什么比稳定对华关系更重要。”如果他的判断正确，那么短期内中日关系可能会加速升温。

不过也应看到，虽然安倍表示日中关系从竞争进入协调时代，但这只是口头表述而非政府政策。安倍在处理对华外交上“政经分离”的原则并没有改变。至少截至目前，安倍在对华外交表态中，经济因素依然是其改善日中关系的主要动因。很显然，安倍目前还没有做出政治决断，日本的“抉择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仍需要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