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观性和普遍性

1050年——1150年间，封建法的发展呈现出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伯尔曼先生以采邑的继承为例子，论证了当时封建法律的发展。在9世纪之前，封臣死后，他的后嗣是否可以继承他的采邑需要领主的新的授权，而这种方式逐渐演化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又逐渐成为了习惯法，最终成为封建法的一部分，封臣死后其采邑自然的被后嗣所继承。这种演变自然也是力量的博弈，骑士阶层的崛起，迫切的需要土地，而骑士阶层所代表的军事力量是领主所觊觎和需要的。反之，“11、12世纪军事形势和法律形势都更加有利于骑士阶层，因而也更加有利于封臣，因为领主有赖于他们去装备服役的骑士。”12世纪的晚期，英国法院以特殊令状的形式确立下继承人对采邑的占有权，其他地方也确立了长子继承权。

（二）领主权利和封臣权利的互惠性

“主要是在1050年和1150年之间这一段时间，封臣对领主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转变为各种财产义务，同时，领主对封臣各种形式的直接的经济支配权转换为征税，这实质上，是给封臣留下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这种转变便是近代化的发展方向的趋势，封建化的色彩逐渐的淡化，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逐渐趋向于平等。

11世纪形成了“实际占有”的概念，以刻划那些“持有”土地或物品但并不拥有他们的人的占有权，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完整的所有权，在不享有所有权的基础上持续占有动产或者不动产。“实际占有”概念的产生从法律上明确了封臣所享有的绝对排他的权利，“这些朝着权利具体化方向发展的法律显然促进了封臣的经济自主性的增大。”“然而，对封臣日益增加的法律保护不应该解释为是一个经济阶级对另一个经济阶级的胜利”，因为领主和封臣式相对的，领主是他人的封臣，而封臣是他人的领主。

“这些朝着增大封臣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性方向的发展，尤其表现在使领主——封臣关系中的互惠性因素合法化上。”而这种“契约性互惠”是基于某种身份上的，很多法学家将其类比为婚姻契约，基于婚姻关系的忠诚契约，不过这里需要注意区分效忠与忠诚，“效忠上的互惠是由这样的实施构成的”，前文讲到的通过仪式确立领主与封臣关系，而“封臣保证对领主忠诚则是另一回事，他的报酬是领主也保证对封臣的忠诚，而且领主还常常授予封臣一处采邑。”

（三）参与裁判制

上文提及，欧洲并没有中央司法机构，因此司法权同样在地方，“每个领主都有权主持法庭，即有权在法庭诉讼中统辖他的封臣——或统辖他的佃户而不管他们是否是封臣。”国王或者皇帝曾尝试回收审判权，但是经过法律训练的官员所作出的裁决并不能被人们所认可，因为当时的审判原则规定“一个被指控犯有谋罪或应承担某种责任的人有资格获得他的同伴——地位相等者——的裁判”，正是基于这种原则，领主裁判的公正性才能体现，即使出现领主与封臣之间的争议的情况下，领主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因为一个人有权得到“与他地位相等的人的判决，而使得这样的案件同样能够保证公正。”

这种领主与封臣之间的互惠性最重大的意义是对西方法律意识发展的贡献，这种法律意识由于牢固地附属于作为一种解决纠纷方式的对权利的正式裁判而区别于许多非西方文化的法律意识。

（四）整体性

“‘封建法律整体性这一用语指的是西方法律意识的这样一种发展，这种发展使人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把与领主——封臣关系相联系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看作是构成了一种相互结合的统一体的东西。”即封建法律逐渐的体系化，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的产生，这种法律体系包括“效忠和忠诚、利甘替、所谓的封建负担（服兵役或兵役免除税、采邑继承税、捐税、婚姻、监护和其他义务）、采邑的可继承性和可转让性、土地转归领主规则、撤回忠诚、法院诉讼、以及其他相关的概念和制度。”这些规定又由各种特许状的颁布成为成文法的渊源。

（五）发展性

封建法的发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封建法一旦在11、12世纪得以系统化，就迅速发展起来。”“封建法与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新的教会法共有许多基本的法制特性，这些特性给处于形成阶段的西方法律传统打上了烙印”。二是封建法与教會法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较之于教会法，封建法在系统性、自觉意义上的完整性、专业性和精确性这四个方面都更为逊色”“另外，封建法是世俗法，是仍然处于缓慢而痛苦的被拯救过程的尘世的法律”，因此作为调整领主——封臣关系的封建法，它不仅是与教会的宗教法相对而言的世俗法，而且还只是若干个并列的世俗法体系的一个。

作者简介

李雪颖，单位：烟台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在读。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