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丽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为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益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

一、《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简介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显著的则为中国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們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和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以文章主要看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

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0余篇近800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