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永有 陈平超

当前，新一轮的技术变革、产业调整正蓄势待发，要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先机，就必须抓住历史机遇，提前谋划。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主要瞄准国家重大科技需求，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催生变革性技术的重要载体。2016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支持北京、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与此同时，成都、长沙等城市也纷纷出招，积极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的构成及支撑

科技创新中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集大成者，三者相互渗透，互为支撑和动力，共同推动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知识创新主要来源于高校与研究所等的科学研究，是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发现已经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直接动力，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成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尽管基础科学研究存在投入巨大、进展缓慢、难以转化、收益不稳定等特点，但一旦爆发就会成为一个新的、巨大的增长点，并直接影响国家的科技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比如量子信息论、高温超导、暗物质等理论。

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和工艺的发明、创造与价值实现，它可以直接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市场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与激励作用。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等高新技术快速传播，通过技术对各行业进行渗透、改造，促进了各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青岛的无人码头、东莞的无人工厂、特斯拉的150台机器人自动化工厂等。

科技创新不仅需要技术性要素，更要有大量的非技术要素作为支撑，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非技术要素有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宏观层面的管理创新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目前我国正在不断调整公共政策，积极采取简政放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业创新、积极引进国际人才、加强教育投资等措施，加速转变政府职能，克服“越位与缺位”问题。微观层面的管理创新包括科技引领的管理变革，企业、政府实施的知识管理战略、管理制度创新等。如格力公司为实现“全员创新”，在企业内部实行全员培养、全员激励，每年评选科技进步奖，重奖科技人才，鼓励员工就技术创新、工艺改进等提出相关建议，被采用即可获得奖励。

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动力源泉

作为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和高端经济的增长极，科技创新中心必须有体现创新带动性的创新能力，体现创新成长性的产业基础，体现创新持续性的金融支持，体现创新集聚性的智力资源，体现创新外向性的服务输出以及体现创新系统性的创新环境，只有将这些要素组合放大，才能生成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动力源泉。

创新能力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体现了一个城市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竞争力。创新能力是指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区域的创新能力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科技领袖企业和一流大学、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化的服务贸易，领先型专利与新产品，多元化、包容的城市文化氛围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如国内创新能力突出的城市——深圳，人口活力以及万人授权专利量一直保持国内领先，拥有众多优秀科研院所，每年吸引的高水平人才数量居于全国前列；一大批科技领军企业，如华为、腾讯、富士康、比亚迪等集聚于此，促进技术竞争、外溢、共享，加快科技创新与应用；此外，整个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优越，文化包容性强，形成了崇尚冒险、包容异质思维、激励草根的创新创业文化。

产业基础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最基本要素，体现了一个城市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转化力和创新成长性。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中心在产业基础上通常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产生一批一流的高科技企业；第二，要产生多个具有引领性的高科技产业；第三，要形成若干创新型产业集群。由此可见，产生和凝聚一批优秀的高科技企业是形成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基础。作为全球性科技创新中心，硅谷在信息科技、网络、超级多芯计算机、基因工程、大氣研究、生化及医学等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因为它汇聚了苹果、思科、英特尔、谷歌、惠普、朗讯等两万多家优秀企业，才能始终在全球独领风骚。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绝大多数是通过发展创新产业集群而实现的，形成产业集群尤其要促进各创新主体之间高效的技术流动、信息流动和资金流动。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高效流动可以形成一个高效率的创新体系，使新技术、新创意能够轻易地找到互补性创新资源，从而可以迅速地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如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拥有电信产业集群、生命和健康科学产业集群、地球科学产业集群；台湾新竹拥有半导体产业集群等。

金融支持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最活跃要素，决定着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推动力和创新持续性。发达的风险投资和可靠的信用体系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市场信贷配置效率，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注入血液。一些高成长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初创期与成长期，具有很大市场风险与技术风险，难以在传统的资本市场上融资。而风险投资凭借着分散募集、投资分散组合、专业管理的优势，能够有效规避风险，获得高利润。随着风险投资进入新兴高新产业，这些产业快速发展成熟、壮大，市场风险不断降低，一般资本就可以大规模进入。在这个过程中，新兴产业得以蓬勃发展，产业结构快速优化升级。可以说，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例如硅谷占有美国35%的风险投资，拥有60%的风险投资基金，一大批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如英特尔、微软、思科、雅虎的成长与崛起都得益于风险投资的支持。

智力资源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最本质要素，体现着一个城市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原动力和创新集聚性。在智力资源的挖掘、配置和管理中，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企业作用各不相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为人才培养提供资金和政策保障，通过制定法律确保人才政策稳定，促进人才高度聚集。高校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造性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建设跨学科协同创新实验室，通过以成果、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项目实践和常态化的区域、国际交流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企业作为用人单位，需要通过提供优厚待遇吸引优质人力资源，如推行持股制度、绩效工资制度以及阶梯式企业福利制度等。

制度环境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最丰富要素，它体现的是一个城市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服务力和创新系统性。在与创新相关的科技、人才、教育、产业、金融、贸易等诸多制度中，最为重要的是知识产权制度，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是科技创新中心建立和发展的有力保障。全球主要科技创新中心所在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都非常重视，并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与国际规则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美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还成立专业的社会服务团体，对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协调和推动作用。只有政府重视、社会支持，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形成全社会通力合作、共同参与的氛围，才能真正实现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除此之外，非正式制度环境如价值信念、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等也与创新活动的开展息息相关。

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及路径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如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组建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了一大批从事国防相关研究的骨干科研队伍与高水平科研试验设施，确保了俄罗斯在原子能、航空航天技术、等离子体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欧美国家更是不吝重金建设基础科研设施，并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如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了希格斯粒子、美国引力波天文台成功探测引力波等。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大都市都在加紧谋划和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纽约、伦敦、新加坡、东京、首尔等先后提出了建设全球或区域创新中心的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战略规划。

从实践来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核心城市带动模式和多中心齐头并进的城市群发展模式。针对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情况，我国需要结合实际，综合采用这两种模式。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可以采用前者，而江苏省南部众多城市如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本身条件优越，可以加强协同创新。從政府发挥的功能来看，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没有固定的模板，但有通用的策略。在美国两个著名的科技创新中心纽约与硅谷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法律、政策、税收、金融、公共服务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在技术创新路径选择、创新要素配置、技术转化与落实等方面具有更大优势，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我国高水平建设科创中心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做好宏观规划与引导，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加强立法执法，建设公共服务平台，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环境，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近几年来，技术发明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是推进产业化却不理想。与此同时，国内多数高校培养的学生不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几乎成为常态，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没有很好地结合市场需求。在这一方面，日本推行的产学官合作创新模式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产学研”结合，但是一直存在责权界定模糊、缺少产业技术层面战略合作、政府引导不足、缺乏金融支持等问题。从政府层面来讲，积极引导与促进“产学研”的推进，要完善政策，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和高校“牵线搭桥”，实现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发展主战场的战略拓展。

与全球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相比，国内“单打独斗”现象明显，各城市的科技园区存在重复建设、规模较小、缺乏整合等问题，其中既有规划不力的问题，也有创新资源流通困难的问题。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不仅要考虑本地区产业发展状况，还要协调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促进区域优势互补，加强区域之间创新资源流动，构建开放式科技创新网络，实现协同发展。各地政府需要进行合理规划，政府之间主动协调，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相互带动的发展格局，促进信息、知识、人才、设施以及“孵化器”等创新资源充分流动。

（作者分别系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