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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屈原

2018-05-20

绿色中国 2018年22期
关键词:郭沫若屈原诗人

文 洪 烛

中国人每年都过端午节,端午节的三件大事:吃粽子、划龙舟、想念屈原,应该算“老三篇”了。中国人不曾忘记屈原,这还远远不够。屈原不仅仅是一个跟端午节有关的文化符号。他的意义要大得多。中国只有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在内忧外患最深重的时候,才能最深刻地理解屈原,才能真正地把屈原作为一种精神来歌颂,来提倡。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乃我们当代的国歌。正是在这首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屈原的形象又一次得到放大与复活。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重树屈原精神,以抵御天崩地裂、长城失陷的厄运。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新诗的创始人之一郭沫若功不可没。尤其是1942年1月2日至11日,郭沫若仅用十天时间,一气呵成五幕历史剧《屈原》。他实际上是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借饱受强秦凌辱的楚国,来暗喻正遭遇日寇侵略的中国之现状。国民党《中央日报》,随即从1月24日至2月7日,每日连载《屈原》剧本。文艺界全力以赴,选派金山、白杨、张瑞芳等明星日夜赶排,以使《屈原》尽早出现在舞台。

4月2日,《新华日报》头版刊登以“四大空前”为广告语的消息:“《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4月3日,横空出世的《屈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隆重亮相,引起轰动,剧场内外挤满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观众。由于国民党党报已先期全文刊登剧本,做了预热,《屈原》在国统区连续公演了十七天,座无虚席,掌声雷动。而且每一场,剧场门外都挤满买不到票的人,直等到演出结束,才跟散场的观众一起离开。有人说:一流的广告、一流的剧院、一流的剧本、一流的效果、一流的演员,一一闪亮登场。

难怪能让雾都重庆万人空巷呢。重庆各报纷纷报道:“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周恩来、柳亚子、董必武、田汉、黄炎培还即兴赋诗赞美。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若是写文艺界大事记,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轰动效应,值得大书特书。谭家斌《屈学问题综论》一书,有一篇《郭沫若对屈原有哪些情结?》,提到:“《屈原》史剧的大获成功,不仅冲破了国民党的文禁,而且以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行径……”

不管怎么说,无论屈原还是郭沫若,诗人对抗日战争,还是起到了不亚于城墙、不亚于炮弹的作用。以身殉国的大诗人屈原,为了再一次靖国难,又在舞台上复活了,唱响《雷电颂》。国破山河在,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呼唤屈原,就像呼唤护国之神。

亲爱的屈原,尊敬的三闾大夫,你能看见这一幕吗?你投水时能想到这一幕吗?你虽然写了《离骚》,但你并没有真的离开啊。中国人不让你离开啊。每个时代都在挽留你。每年的端午节都在挽留你。即使在抗日战争中,你也为祖国与人民立下了不同凡响的战功。如果谁忘掉了你,还能叫中国人吗?那不等于忘掉了自己的祖国?忘掉历史的人在现实中也会无力。历史正因为有许多像屈原这样的人,而变得有力量了,甚至能抗衡住现实的困难。

史剧《屈原》应该算郭沫若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潮。在对社会产生现实作用而言,并不亚于他早期的白话诗集《女神》。《女神》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东风,开辟了中国诗歌史的新天地。史剧《屈原》则代表整个中国文化界,在精神上为抗日战争助了一臂之力。

郭沫若写《女神》,气吞宇宙、激情洋溢。写《屈原》时,也仿佛有诗神附体,在超时空的想像中成了空前绝后的大诗人的替身。屈原为天地立心,郭沫若则力图为屈原代言。他在谈起“我怎样写五幕剧《屈原》”时,追忆那电闪雷鸣的巅峰体验:“各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不仅写第一幕时还没第二幕,就是第一幕如何结束都没有完整的预念。实在地奇怪,自己的脑海就像水池开了闸的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涌到了平静为止。”

郭沫若的史剧《屈原》也相当于史诗啊,他在早期《女神》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离大诗人屈原更近了,也离即将成为大诗人的自己更近了。不管别人怎么评价郭沫若,怎么瞧不起他的后半生,说他只能算半个大诗人,我都对从《女神》走向《屈原》的郭沫若充满敬意。抗日战争中他没有拿枪上前线杀敌,可他拿起了笔,对于诗人而言,笔就是枪啊。正如对于屈原,笔就是他的剑啊,剑就是他的笔啊,把历史都给捅穿了。直到两千多年后,战国时的青铜兵器全锈蚀了,可屈原的笔锋与剑锋,依旧寒光闪闪。

郭沫若对屈原的感情,并不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才产生的。早在1920年,二十多岁的才子郭沫若,就写了剧本《湘累》,为屈原的反传统精神击节高歌。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的郭沫若随军路过湖南汨罗,在汨罗江畔举行祭奠屈原的仪式,为远征壮行,他还特意写了《过汨罗江感怀》一诗凭吊屈原。

1935年,漂泊日本的郭沫若难忘故国,写了一部长篇学术论著《屈原》来寄托思念。该书注明写于“沪难三周年纪念日”,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后来被称为郭沫若在30年代研究屈原的代表作。郭沫若在书中表明:“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小时候就爱读他的作品。”40年代,是郭沫若研究屈原的高峰期,接二连三发表了《关于屈原》《屈原考》《革命诗人屈原》《蒲剑·龙船·鲤帜》《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招魂·天问·九歌》《屈原与厘王》《屈原思想》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屈原不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屈原的幸与不幸》等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他还出版了《蒲剑集》《屈原研究》等论著。

由此可见,历史剧《屈原》的横空出世并不是偶然的,既应和了时代的要求,又得益于郭沫若前半生的精心准备。他对屈原情有独钟:“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要推数屈原”,“我国的屈原,深信有一,不望有二。”他反观案头的著述:“关于屈原的东西写得大概过多了一点。”到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不嫌多了。不然,何以仅用十个日夜,就让祖国的首席大诗人在剧本里复活?郭沫若把自己的灵魂一举投入屈原的形象了。

1941年,郭沫若联合田汉、老舍、茅盾等文化名人,在重庆发出倡议,把端午节定为“诗人节”,专门纪念屈原。此举在文艺界、史学界、教育界等各行各业得到响应,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谭家斌著《屈原问题综论》一书充分肯定了郭沫若的作用:“郭沫若既崇尚屈原,又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是一位著述颇丰的楚辞学家,而且是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专门纪念屈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此之前,学术界不仅有人认为屈原与端午节无关,甚至彻底否认确有屈原其人。不仅否定《离骚》等作品是屈原所作,觉得是秦博士伪造的,而且否定屈原的存在。大概在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前后,就有人对作为历史人物的屈原表示怀疑,觉得屈原不过是一种传说,是虚构的人物。郭沫若在《屈原研究》里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第一个是四川的廖平。”

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学家廖平(1852-1932),率先提出“屈原否定论”后来得到胡适的响应。胡适1921年6月在某“读书会”作了演讲,又将讲稿整理后刊登在1922年第1期《读书杂志》上:“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他指出《史记·屈原列传》“五大可疑”之处,来说明屈原只属于传说:“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

郭沫若1935年应上海开明书店之约而写的长篇学术论著《屈原》,反击了此前经胡适推波助澜而一度浮出水面的屈原否定论,并点名道姓批判了怀疑论者廖平、胡适的观点。尤其针对胡适所谓“五大可疑”逐一反驳,认为胡适对于《屈原》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过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不能成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学术界掀起的,其实是一场“屈原保卫战”。和郭沫若一样以论著坚挺“屈原的存在”的,还有陆侃如、游国恩、周而复、姚雪垠等人。“从古至今,对屈原其人、屈原作品、屈原评价等,可谓百家争鸣,异说纷纭,但郭沫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屈原。针对一些异说,郭沫若广征博引,缜密考证,有理有据地进行反驳,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一针见血,捍卫屈原的思想始终不动摇,可谓根深蒂固。充分说明屈原在郭沫若的思想上已留下深深的烙印。”(谭家斌语)

为了证明“屈原的存在”是历史事实,郭沫若根据《离骚》中的诗句,考证出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夏历正月初七,又依据《哀郢》考证出屈原卒于公元前278元(顷襄王二十一年)五月初五。还确认了屈原的诞生地:“屈原的故乡,据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是在秭归县境内……乡里的说法大约是正确的。”至今,关于屈原生卒时间及出生地仍有争议,但郭沫若的观点一直占主流。

“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人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这就是郭沫若心目中的屈原。恐怕同时也是他对自己的理想。

1953年,中国派代表团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于会议期间大力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走向全世界、成为世界级的大诗人,多多少少还得益于郭沫若的推崇。确切地说,郭沫若是代表伟大的中国向全世界推荐伟大的诗人屈原。而跻身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列的屈原,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还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之一大象征。中国为屈原而骄傲,屈原亦将为中华文明而骄傲。

1965年,湖北秭归县计划修缮城东的屈原庙及归州城内的屈原牌坊,特邀郭沫若题字,郭沫若热情洋溢地题写了“屈原庙”“屈原故里”,他很乐意自己的手迹出现在屈原的故乡。1977年,郭沫若身患重病,听说秭归县修建屈原纪念馆,仍抱病题写了“屈原纪念馆”馆名。还委托夫人于立群为秭归县乐平里题写了“楚大夫屈原诞生地”、“乐平里”、“读书洞”、“照面井”、“玉米田”等屈原遗址的碑名。

1978年春,郭沫若在北京医院治疗期间,想念屈原了,特意让夫人于立群把他早年的《屈原》剧本带至病榻前,一遍又一遍重读,爱不释手。他是怀念屈原呢,还是怀念那个以屈原为偶像的自己?怀念自己赶写史剧《屈原》时充满生命力与创造力的那十天十夜?他告诉于立群:“我风风雨雨几十年,是个即将就木的人了,我也要生得光明,死得磊落。”还让于立群代他记录了集《离骚》原句构想的一副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谭家斌说:郭沫若留下的这副集句联是他一生勤奋耕写生涯的绝笔,可见他对屈原的热爱之甚、崇拜之深。

这一年的6月21日,郭沫若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离开了他想像中的屈原。据说,在他离世之前,还一遍遍地低声吟诵屈原的《离骚》。他是借用屈原的《离骚》,来跟这个世界告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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