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巍

近日，拥有981个微信公号的某新媒体公司被一家上市公司作价38亿收购，遭到上交所出函问询。社会最为关注的是，在“问询函”中显示，这家新媒体公司仅有50个编辑每天却在运营近千个公众号，每篇文章平均到个人工作量仅有三分钟时间。

公号传播是新媒体的重要载体，10万+、100万+成为衡量一篇文章或公号是否成功的标配。网络公号传播矩阵盈利模式，决定了其流量至上而忽略原创内容，关注度为王而忽略社会和法律责任，低俗、公关、水军、数据作假、抄袭、虚假信息等负面效果也就浮出水面。

广告收益，包括广告联盟的获利是公号最主要的盈利方式。而点击量与广告收益挂钩，催生“标题党”成为现象级公号自媒体的标配。一般来说，越是耸人听闻、光怪陆离和剑走偏锋的标题，也就越能诱导用户点击，广告收费也就由此而生。各种治理效果时好时坏，根本原因就在于动摇公号的盈利模式很难。

一个传播公司将近千个“大号”控制手中，这种传播一旦形成矩阵，产生的舆论影响力是非常惊人的。众口铄金、颠倒黑白在新媒体传播中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有了舆论影响力，网络公关的业务也就成为公号获利的应有之义。几乎在每一次的企业“互黑”公关大战、引发社会舆情的事件，甚至在一些社会悲剧性事件中，都能感到公号传播矩阵的影子。

按照“沉默的螺旋理论”，社会大多数被极少数公号制造的舆论所裹挟，极易形成传播信任危机。社会企业对此更是苦不堪言，也曾联合发布过“反黑稿联盟”，但在公号昌盛的江湖，独善其身、忽略连锁反应似乎不可能实现。

从监管实践上看，长期以来监管大都局限在时政类新闻领域，缺乏对社会类传播有效监管和立法。近期对直播平台的集中整治，说明自媒体等非时政类传播越来越受到主管部门的关注。然而，传播伦理成为法律底线还差得远，立法的空白不能完全靠各种专项行动的后知后觉。一方面，在缺乏传播法直接渊源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应将历次整治的成果汇编总结成“既判力”，以类型化案例来划清传播边界。另一方面，对涉及传播低俗、公关水军、黑稿、标题党、侵害版权的公号加大处罚力度，仅仅罚款不足以震慑。同时，对类似于文章开头这类已经形成传播矩阵、具有社会动员能力和舆情影响力的传播源，应加强监管，全面建立总编辑负总责和审稿制度。▲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