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邹德奎

作为闽南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音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海内外弦友和华人社群的共同努力下扎根繁衍、传承不息。

2018年1月6日，由厦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指导，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厦门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厦门市曲艺家协会主办的“厦门市第二十届南音比赛”决赛在厦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最终评出“十佳选手”20名、“十佳团队”10组、优秀表演奖18个、优秀指导老师奖30个、优秀组织奖12个。

每年一届的厦门南音比赛，从1998年至今已连续举办20届，是厦门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为“非遗”南音的传承发展与推广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闽南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音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海内外弦友和华人社群的共同努力下扎根繁衍、传承不息。

厦门市南乐团演出

听，来自历史的声音

南音，也称“弦管”“泉州南音”“南乐”“南管”，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音乐，发源于福建泉州，用泉州闽南语演唱，其唱法则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其唱、奏者的二度创作极富随意性。

南音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活化石”，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典型代表，南音还屡屡出现在世界性的各大舞台上。

“南音”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应该出现在汉代，张衡《南都赋》云：“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高诱注曰：“南歌，取南音以为歌也。”《吕氏春秋音初》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南音。”

南音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这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

南音起源于前秦，兴于唐，形成在宋。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的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

这种中国最古朴的乐种，并未随时代演进而变化，在演奏上仍保持着唐宋时期的特色。据学者研究考证，从南音的曲牌名称、格调韵味和所用乐器的制造特点、演奏姿势等方面看，都足以说明南音与唐宋大曲、法曲、宋词、元散曲有着密切关系，“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它保留着唐宋古典曲牌，有浓厚的中原古乐遗风，间或融入某种异域情调。

南音的音乐主要由“指”“谱”“曲”三大类组成，是中国古代音乐比较丰富、完整的一个大乐种，是“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其工尺谱记法自成体系，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之遗存；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十目九节的洞箫，二弦、三弦击拍板等，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

南音曲目有器乐曲和声乐曲数千首，蕴含了晋清商乐、唐大曲、法曲、燕乐和佛教音乐及宋元明以来的词曲音乐、戏曲音乐等内容。南音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曲调优美，节奏徐缓，古朴幽雅，委婉深情。

在历史中海纳百川

经过千年的岁月洗涤，南音这种极具历史价值的古乐能世代相传，久唱不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还与它长期与梨园戏交融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南侵，汴京（今开封）沦陷，北宋覆亡而迁都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赵宋皇族南外宗正司也自临安迁往泉州。遗臣、遗民们纷纷南移，一时泉州成为南宋的陪都。这时泉州港处于兴盛时期，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美誉。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繁荣。以南音为基础，以带浓重的中州洛下正音的泉南腔为唱词吐音，并加以故事化了的梨园戏，应运而生。

宋室南迁不仅给泉州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将宫廷文化带进了泉州。而宫廷文化中的家班戏（家庭班）让南音走进了王公贵族的生活。此后，南音又吸收了部分民歌以及其他戏曲声腔，诸如弋阳腔、昆山腔、青阳腔、潮调来丰富自己，而形成“上路”“下南”“小梨园”流派。

由于南音与梨园戏在历史长河中互为渗透吸收，互为交融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某方面而言，梨园戏对南音所作的改革更贴近现实生活，群众也更乐意接受，这无疑起到完善南音和充实南音的作用，让南音艺术更具生命力。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音从中原走到闽南，从民间走到宫廷，又从宫廷走回民间，再从民间走上舞台，但无论经历怎样的历史洗涤、朝代更迭，南音不管是表演形式还是音乐内容，都始终保持着古代中原的古风古味，仿佛一本记录着中华传统古乐精华的历史典籍，最终呈现在今人面前。

沿着丝路唱出去

泉州，古称“刺桐”，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南音早在宋代时，便沿着这条“路”流传到东南亚，远达欧美。南音那抒情悠长、具有“古士君子之遗风”的音调，最能唤起海外游子对故土及亲人的思念之情。

早在唐末五代，福建的泉州港就已成为这条丝绸之路的起点，不仅众多闽南人梯航万里到南洋各国经商，而且泉州城也吸引了许多海外不同国度的商人前来贸易。事实上，通过这条海上贸易之路不仅仅带来了商品的交易，同时还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繁荣，其中包括音乐。

到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盛行，随着闽南人向外迁徙，南音传到了台湾、港澳和东南亚等地区。

厦门市南乐团演出

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由于外寇的不断骚扰和入侵，福建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逃亡海外，从而将乡音泉州南音也带到了海外。例如，菲律宾有20多个南音社团，历史悠久的南音社团马尼拉长和郎君社从1820年一直延续至今；上个世纪40年代，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组建，众多的南音演唱人才汇聚于此，精湛的演唱表演享誉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音界；创立于1887年的毗叻太平仁和公所，在19世纪末期就把南音带到马来西亚，并在其影响下，在马来西亚各地建立了多个南音社团，为南音演唱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上，千年间，海外社团已经成为南音这一古老乐种走向世界的桥梁。在客居他乡的游子心中，南音就是华夏传统，是精神故乡。

“在我心中，南音是一种很好的音乐。海外游子若能记得它，就会总想回家乡。”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的会长陈锡石如是说。这位80多岁的老人不仅出资参与协办，还亲自带团回乡参加活动。

海外南音社团组织的建立是源于对家乡的思念，是中国及海外有闽南人的地方拥有的共同精神信仰和感情支柱。泉州南音乐府社长夏永西说，“在海外,‘南音’就是最亲切的字眼，听到南音就会找到家乡人。”

厦门市南乐团演出

海外南音艺术家们在保持传统南音高超技艺的同时，对作品及演唱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曲目内容大都包含着思乡之情。通过这些作品凝聚海内外台胞、侨亲的爱国力量，使其成为连接海峡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一条重要文化纽带，在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作用，对于不断提升南音的影响力、创新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实，如今南音在海外闽南华人居住地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南音本身存在的艺术价值，而南音社团的成立不仅仅是对闽南华人感情和精神的寄托，是海外闽南华人团结互助、增进友谊的桥梁，更是加强中华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与融合之举，增进了与家乡人民的感情沟通，推动了家乡事业迅速发展。

同时，伴随着南音传承发展的海内外理论研究，它与南音技艺传承构成了南音传承发展的两个轮子，也是南音传承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融入世界

2017年12月，大型交响合唱《长安门》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上演，泉州南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蔡雅艺演唱第三部分《出汉关》，首次将泉州南音带到金色大厅向世界展示。

《长安门》是印度裔奥地利指挥家、作曲家维杰·乌帕德亚雅，应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创作的，分为4个乐章：《五常》《渴望》《出汉关》和《道德经》。其中，《出汉关》是根据泉州南音《出汉关》创作而成，原汁原味的南音演唱和西方管弦乐交相呼应。

“演出结束后，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光谢幕就长达10多分钟，听众迟迟不愿散场。”蔡雅艺说，此次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自1980年代以来，南音文化交流与传播得以不断拓展，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了南音作为中国古老乐种代表的价值与魅力。如：中国南音艺术团参加 “亚洲民族艺术节”，泉州南音乐团赴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举行南音专场演出，厦门市南乐团南音乐舞《长恨歌》参加欧洲第14届“布拉格之秋”音乐节，泉州师院南音专业师生应邀参加“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等表演和学术交流活动。

同时，海外南音社团在南音进一步融入世界舞台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加坡湘灵音乐社曾以南音谱为舞蹈配乐，并拍成电影送到伦敦放映；参加在英国北威尔斯举办的第37届兰格冷世界民族音乐及歌唱比赛。中国台湾的南声“国乐社”前往法国演出，成就了“欧洲音乐史上最长的一次音乐会”；之后南声社又到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地巡回演出，激起了欧洲音乐界极大的震撼与回响。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南音自带的“海上丝绸之路”基因，再加上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使得南音的海外传播与世界影响获得更多关注。这对古老而具独特地域文化个性的南音的传播、展示与交流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然而，南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跟其他传统文化样式一样，如今同样面临着传承与变革的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南音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印迹。

事实上，随着国家各项非遗保护措施的不断推进，非遗已成为社会热词，也是2018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黄梅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韩再芬提出，“中国戏曲文化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所积淀下来的程式化体系有一定规范。在这个时代，如何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去品味、感知和了解，是戏曲工作者首要考虑的问题。每种地方戏都应首先构建好本土的文化生态系统，才能让更多人接受喜爱。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人会慢慢体会到戏曲的魅力所在，所以在推广宣传方面不可急于求成。只有沉下心深耕细作，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才会让带有中国基因的文化根植在国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