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圣:对历史的缄默是中国人特有的世故
2018-05-17王霜霜沈佳音
看天下 2018年13期
关键词:历史
王霜霜 沈佳音
“仅仅三四十年的时间,
为什么两三代人之间对同一段历史的认知已经如此天差地别?当年的实况被现在85后、90后认为荒诞,这个议题本身就值得好好想一想。”

在上世纪70年代,能榨油的花生极其金贵。铁面无私的民兵王奎生为集体看护花生地。有一天,他看到了自己八岁的闺女彩云正蹲在地里偷吃花生,一气之下,打了闺女一巴掌。彩云“哇”的一声哭了,结果花生豆卡在她的气管里,噎死了。这个偶然事件被村里包装成一个大义灭亲的故事往上报。一张奖状为全村换来救济粮,而王奎生却不堪精神重负,疯了。
1982年,村里要重唱老戏《打金枝》。王支书愁眉不展,只有他知道表面上领导要“听戏”,实际上要“分地”。谁都想分到最好的地,但全村最好的九亩半却属于“奎疯子”。
为了“瓜分”九亩半,村民要把“奎疯子”送到精神病院。支书于心不忍,让曾经的指导员老鹤想法唤醒他。老鹤为王奎生排了一出《钟馗打鬼》,并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闺女”。刚有好转的“奎疯子”因此又疯了。这是导演郑大圣的电影作品《村戏》。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村民偷偷摁下手印“包产到户”,由此开始了中国农村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到今年,时间刚刚过去了四十年。
郑大圣邀请了自己高中的语文老师,一位曾在安徽凤阳插过队的“老三届”观看了影片,这位当年的亲历者对他说,“你拍得很真实,但仅仅只是掀起了那个时代小小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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