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莹

何宝珍

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精神。建党之初，在共产主义事业萌芽阶段，特别需要革命理想信念的指引，需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支撑。在那时，正因为有一群群热血儿女传播理想、指引曙光，在前赴后继中舍生忘死，在重重困难中矢志坚持，革命事业才得以开创出一番广阔天地。何宝珍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生长在湖南的何宝珍有着湘女的勇敢、热情、大方。她较早地加入革命队伍，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播撒革命火种，用生命践行一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誓言。在短短32年的岁月里，她为革命坚定而响亮地发声，如百灵啼啭一般悠扬悦耳，鼓舞人心，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怒潮中。

★ 走上革命道路

出身贫困、家境苦寒，无碍何宝珍勤奋进取。她从小自立自强，不甘平庸，逐渐成长为一名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并用她的革命热情感染和带动着身边的同学。

1902年，何宝珍出生在湖南省道县道江镇一个底层市民家庭。从祖辈开始，家里以开小店铺为生，勉强维持生计。何宝珍出生时，家中只有两间破屋。父亲一边做小买卖一边耕种少量菜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弟弟妹妹出生后，五口之家的生活更加困难。作为大姐，何宝珍承担了许多家务。

贫寒艰苦的成长环境没有减弱何宝珍对文化知识的渴求。父亲读过几年书，思想比较开明。在他的引导下，何宝珍在家中自学《三字经》《千字文》，表现出不错的天赋。12岁那年，在父母支持下，何宝珍来到道江镇当时兴办的第一所女子小学读书。她起早贪黑，在学校辛勤苦读，回到家还要照料年幼的弟弟妹妹。由于聪慧且刻苦，何宝珍在学校成绩优秀。加上有着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经常出现在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中，表现出众。

1918年，何宝珍顺利考入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简称省立三女师，下同）。其实从小学期间的表现来看，何宝珍已经是一棵于众多同学中脱颖而出的好苗子。而正是在省立三女师的求学经历，使得何宝珍走上了革命道路。

何宝珍入学第二年，五四爱国运动轰动全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因此，当革命风潮席卷衡阳时，活跃于校园的何宝珍也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配合北京的大规模学生运动，1919年6月7日，衡阳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何宝珍当选为学生联合会干事。此后，她积极奔走在革命前列，组织进步学生，开展各种爱国宣传和斗争。1920年前后，毛泽东、何叔衡、恽代英等来到衡阳作革命活动的准备。他们在学校中开展调研，宣传马列主义，引导和组织进步青年建党建团。何宝珍成为了他们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受益者，一面当面聆听他们的报告和指示，一面积极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这些新思想大大打开了何宝珍的眼界，塑造了她的政治观。她变得更加自主、敏锐、果敢，把崭新的进步思想运用到她参与组织的学生运动当中。1922年，何宝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省立三女师团组织负责人。

在当时，省立三女师当局对学生的进步活动采取了严厉查禁的措施，这就使学校当局同进步学生之间变得对立，何宝珍学习进步思想和组织爱国宣传等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加上学校当局腐败，校方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省立三女师的校长欧阳骏平时克扣学生伙食费和书费，中饱私囊，终于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开始抗议。为了反对腐败校长，争取校园民主权利，何宝珍带领全校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这场学潮激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在全省引起不小的反响。事后，何宝珍遭到校方的公开批评。在一次集体训话时，校长欧阳骏训斥她：“你必须在全校大会上检讨，在全体学生面前向我赔礼道歉。……你告状到哪里我都不怕。”

学潮惊动了省里，最终取得胜利。校长欧阳骏被迫辞职，但何宝珍也因此丢掉了她珍爱的学业。校长欧阳骏辞职前夕，行使最后的权力开除了何宝珍的学籍。对此，1922年10月8日的湖南《大公报》进行了报道：“第三女子师范校长欧阳骏接办以来，无甚成绩，且多不合之处，早经该校第五班毕业学生宣布其罪状。欧阳骏乃照例向省署辞职，省署亦照例慰留。欧因此恨五班学生刺骨，乃将伊等毕业文凭扣留不发。欧又为在校学生所揭发，乃先发制人，突于前日借故将该校学生何宝珍、萧腾芳、邓金芳等开除。该校学生亦噤不敢声，且通信会客，均不自由，学校顿成囚室。闻何宝珍等业已来省，发表宣言，哀诉学界并呈请官厅惩办欧阳校长云。”

丢失学业并不意味着何宝珍进步的终止。从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中，何宝珍收获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为她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论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离开学校后，何宝珍经衡阳地下党负责人张秋人引荐，搭船来到长沙。在长沙，毛泽东、杨开慧看重何宝珍的才学、胆识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收留她住到家中。这一时期，何宝珍得到毛泽东、杨开慧、何叔衡等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热情鼓励，因而有机会直接学习革命思想、参与革命事业，并结识了琴瑟和鸣的革命伴侣。

毛泽东是将何宝珍引向革命道路的人之一。早在衡阳读书时，何宝珍便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在衡阳的每一次报告何宝珍都会去听，她非常敬重毛泽东；毛泽东也对热情、开朗、勇敢的何宝珍印象深刻。在长沙，在毛泽东介绍下，何宝珍进入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的湖南自修大学补习班学习。何宝珍在自修大学有幸聆听了毛泽东、何叔衡、恽代英等讲授的课程，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达尔文物种起源》等。上课之余，毛泽东对她的要求同对自己的弟妹一样严格。何宝珍经常同毛泽覃、毛泽建等一道听毛泽东讲革命道理和工人、农民受压迫剥削的困难状况，一起阅读进步书籍。她的政治觉悟突飞猛进，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政治理论素养得到很大提升。

毛泽东对何宝珍欣赏有加，提议她改名，将“宝珍”改为“葆贞”，取“永葆革命的贞洁”之意。何宝珍欣然接受：“我一定牢记你的话，为中国革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谁想这一改，竟暗合了何宝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舍生取义的悲壮命运。何宝珍确实用生命践行了她对毛泽东的承诺。1923年春天，何宝珍坚定宣誓以马列主义为信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前不久，刘少奇从苏联回国。适逢江西萍乡安源大罢工前夕的关键时刻，中共湘区委员会把他派往安源。1922年10月，安源罢工胜利后，刘少奇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安源工人罢工斗争情况，也因此结识了居住在毛泽东家中的何宝珍。何宝珍与刘少奇年龄相仿，前者聪明伶俐、热情大方，后者彬彬有礼、谦虚随和，两人皆被彼此身上的革命气质所吸引。

★ 伉俪情深咏家国

与刘少奇结识后的何宝珍转战革命事业的前沿阵地。

何宝珍与刘少奇相识不久，有意撮合两人的杨开慧建议安排何宝珍同刘少奇一道去安源工作。刘少奇热情欢迎。毛泽东也向何宝珍表示：“安源俱乐部极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于是，何宝珍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与刘少奇共同前往安源。在安源并肩作战的日子里，何宝珍与刘少奇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两人于1923年4月正式结为连理。

在安源，何宝珍任安源俱乐部书报科委员，在路矿子弟和补习学校教书，在工人夜校初级班讲课，教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为了让课程更加通俗易懂、让革命思想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何宝珍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开展教学。她发挥了自己聪明大胆的优势，借助读书期间积累的丰富的活动经验，用图画展示、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研究讨论等活泼有趣的教学方式传授知识、宣传革命。她还改编当地人传唱的歌谣教工人们唱：“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有病赶你走，死了不如狗。”“人说安源好赚钱，一来就是好几年，想要回家看父母，身上没有盘费钱；来是强壮的小伙子，回时腰弓背驼不像人。”这些歌谣贴近工人生活，真切地反映了工人们的现实情况，唱出了工人们久藏于心的苦衷，很快在工人中传唱开来。他们意识到遭受资本家的压迫，决心站起来勇敢同资本家斗争。深入浅出、丰富多样的教学使何宝珍深受学员们的欢迎和喜爱。

何宝珍始终在工作中成长，在成长中工作。投身革命一线后，她更加注重求真务实的作风，有针对性地开展革命工作。她在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妇女解放运动，写作出了《宁乡县城的鬼迷社会》《女子教育与社会改造》等文章。在文章中，她把矛头直指“黑暗龌龊”“恶浊腐败”的湖南当局，指出“夺取政权，总是不可免的一种过程”。她的思想中闪烁着男女平等的光辉，指出“妇女问题，乃社会问题中的一部分；妇女问题不解决，实行社会主义，定要多一层障碍，而支那的妇女，因为男女不平等受到的虐待，更加厉害。故欲使我们彻底解放，非格外努力，使我们渐渐地明白自己的地位不可，且此一番的努力，尤其是非假女子不可”。

1925年初，刘少奇到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何宝珍随同前往。在上海，何宝珍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这年11月，由于积劳成疾，染上肺病，刘少奇不得不回湖南养病，何宝珍全程陪伴。在湖南养病期间，刘少奇不幸遭赵恒惕反动军阀政府和戒严司令部逮捕入狱。何宝珍保持一如既往的沉着、勇敢、机敏，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开展了积极有效的营救。通过自己在衡阳省立女三师的老师欧鸣高，何宝珍见到了当时的湖南省参议长欧阳振声，又在欧阳振声的帮助下见到了赵恒惕。在赵恒惕面前，何宝珍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赵恒惕无力反驳，只好答应放人。在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中共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关押了2个月的刘少奇终于被保释出狱。

大革命期间，北伐军经过湖南时，何宝珍四方奔走，救助伤员。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何宝珍随刘少奇转战多地，颠沛流离，先到庐山、天津、沈阳等地做地下工作，最后来到上海，从事党、工会、妇女和群众工作。自始至终，何宝珍紧紧跟随刘少奇，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他寂静无声的支持和帮助。两人为国家前途竭尽全力，毫无怨言，并肩作战，舍生忘死，四海为家。

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使何宝珍一家无法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她与刘少奇育有3个孩子，但出于革命所需、形势所迫，不得不忍痛割舍浓浓母爱，与亲骨肉分离于战火硝烟之间。出生不久的孩子，一个被送给了武汉的工人，一个被送给了上海的贫民，最后一个在何宝珍被捕前临时交给了邻居大婶。何宝珍常常因陷入对孩子的思念中而泪流满面，但革命救国的信念支撑着她：人民不解放，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不管多苦，只要孩子能生存下来，等到革命成功，就能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

何宝珍故居

★ 狱中绝唱

何宝珍一生轰轰烈烈，直到生命的尽头，也不曾停止对革命的期盼、歌颂和呼唤，不曾停止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坚贞和奉献。纵使身陷囹圄，她也婉转放歌于敌人的牢笼，坚持与敌人周旋，用生命最后的绝唱留给同志生的希望，抛给敌人无情的嘲笑。

1932年，组织安排刘少奇从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为了革命需要，何宝珍继续留在上海。这一次分离，是两人的永别。在上海担任全国互济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的何宝珍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为营救被捕同志积极奔走。然而，她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这年冬天，何宝珍身份暴露，敌人严密封锁她的家，围堵逮捕了她。被捕的何宝珍首先被囚禁在上海公安局。多年的革命经历使何宝珍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面对敌人的审讯，她临危不惧，坚称自己是普通教师。当敌人训斥说“不对，你是政治犯”时，她巧借谐音机智回答：“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想尽办法逼她承认自己的身份，但她绝不屈服。无奈之下，敌人将她判处15年徒刑，关进南京的监狱中。

在狱中，何宝珍遇到了革命同志钱瑛、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他们联合起来，努力向外界传递信息，组织狱友与敌人展开了一系列坚决而巧妙的斗争。

狱中的何宝珍并不消沉，她依然坚强乐观、勇敢热情和善于感染，唤醒身边的人。学生时代学会的表演、唱歌她都没有荒废。在狱中，她会时不时唱歌给狱友们听，活跃狱中的气氛，驱散狱中的黑暗和恐惧。有她在，牢狱也变得有了欢乐，狱友们的精神也受到很大鼓舞。

何宝珍入狱后，敌人仍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刚进监狱时，夏之栩差一点唤出她的真名。何宝珍敏锐地抢过话，说：“你还认得我王芬芳吗？没想到能在这遇见你。”夏之栩迅速反应过来，改叫她王芬芳。这样，何宝珍既解除了暴露身份的危机，又有效地传递了自己化名的信息。

一日，一位地下党同志以探监为名希望与狱中的同志建立联系。路过女囚牢房时，这位同志偷偷从窗口向里塞进一个小纸团。拿到小纸团的何宝珍还没来得及打开看，看守却起了疑心来检查。慌张之下，何宝珍急中生智，迅速将纸条丢入便桶，让一位狱友坐在便桶上，自己接过狱友的孩子作掩护。她挡在狱友身前，若无其事地哼着小曲，逗弄小孩，脸上没有一丝异样的神色。这样，她们才骗过了看守，成功接收到地下党同志传递来的重要信息。

除了设法躲过看守的检查，何宝珍她们还想办法直接做看守的思想工作，缓和双方的关系。她和狱中同志们分析，女牢的看守待遇不佳，雇的人多数是受生活所迫，无奈而来，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所以，何宝珍她们决定和看守拉近关系。她们通过聊家常、主动帮忙甚至教女看守绣花的办法，使看守们放松了对她们的戒备和看管。这样一来，她们同其他牢房之间互通信息的难度就大为降低了。

何宝珍在狱中参与的影响最大的一次斗争，是支持遭受迫害的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的斗争。职工国际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是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被英国巡捕逮捕于上海租界，不久后被租界当局交给国民党法院，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入狱。牛兰夫妇为了抗议，以绝食同国民党作斗争。何宝珍和狱中同志们对他们开展了有力的声援。她们先提出改善政治犯生活待遇，要求允许中医问诊，允许亲友送书送食，允许通信，最后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在遭到监狱当局拒绝之后，何宝珍联合30多名狱友一同宣布绝食。绝食期间，由于体质虚弱，女牢的狱友们身体反应十分强烈，开始干呕。即便如此，何宝珍和狱友们依然坚持不屈。不仅绝不进食，何宝珍还不厌其烦地给看守做工作，动情地向她们讲解狱友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讲述自己贫苦的家世出身，以换取看守的同情。终于，看守们开始频频向监狱当局反映“犯人快要饿死了”的情况。为此，监狱长亲自探望绝食者，劝说大家进食，但何宝珍等态度坚决，宁死不进食。由于死了政治犯监狱难辞其咎，在集体绝食第7天时，监狱当局被迫答应了何宝珍等提出的部分条件。绝食斗争取得胜利，牛兰夫妇被送进医院治疗。

1934年秋，由于遭到叛徒出卖，何宝珍的真实身份被敌人掌握。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何宝珍的信念从未动摇。烙铁烫大腿、竹签插手指，疼得撕心裂肺的何宝珍只告诉敌人：“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尽的。”当年冬天，没有得到任何情报的敌人在雨花台将何宝珍残忍杀害。

同在狱中共患难的帅孟奇后来回忆何宝珍时，称赞她“是一个模范党员”，“具备了共产党员优秀高贵的品质，对党一贯忠实，为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当被捕之后，却忘记一切。她常说：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牲是光荣的”。刘少奇后来称赞何宝珍“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临刑前，何宝珍高唱《国际歌》，歌声久久回荡在革命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