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泽卿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令世界为之震惊。随后，以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记者先后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以敏锐的目光，客观公正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的真相，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敬佩。然而，并非每位进入延安的西方记者都如此幸运，瓦尔特·博斯哈德就属于后者。

博斯哈德是瑞士《新苏黎世报》的记者，1931年来华工作。作为首位采访红色延安的欧洲记者，他的故事曾经尘封多年。

珍贵史料首度走进公众视野

1938年4月，博斯哈德辗转来到延安。他先后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许多八路军官兵和延安群众，并以《在共产主义中国》为题，先后于1938年7月31日至8月17日在《新苏黎世报》刊登了6篇长篇通讯，向欧洲详细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还拍摄了一部《通往延安之旅》的珍贵黑白无声纪录片，该片虽然时长只有21分49秒，却是至今唯一发现的外国记者拍摄延安时期的影像片，这些资料被尘封了70多年，不为世人所知。

博斯哈德保存的档案资料约2万件，其中关于中国的照片约有三四千张，1975年逝世之前，他把这些资料交给侄子保管，尔后他侄子把这些资料捐赠给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收藏。

2012年9月25日，由中央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在上海展出，展中的13位外国记者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斯诺、斯特朗等，而作为欧洲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记者博斯哈德也入选展览名单。本次展览，展出了博斯哈德拍摄的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笔签名的照片等资料。从此，人们开始了解并研究博斯哈德。

2013年9月23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副馆长聂丹寅（丹尼·奈尔里奇）带着部分博斯哈德的珍贵资料来到中国，经协商与延安市档案馆达成了合作协议，聂丹寅捐赠了由博斯哈德1938年拍摄的详细记载从西安出发到延安一路经历和所见所闻的黑白无声短片《通往延安之旅》。

职业的敏锐性驱使延安之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对中华民族实行全面进攻，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形势十分严峻。国共虽然合作，但国民党对共产党仍然实行封锁政策，阻止外国记者到边区采访，而进入共产党心脏所在地的延安审查更是非常严格。博斯哈德在文章中写道：“要到共产主义中国是比较困难的，中央政府（国民党当局）非常不愿意看到任何一篇关于八路军的报道。”

他到延安采访的前期工作是悄悄进行的，他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审查，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汉口遇到了和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经过她的推荐，在一个傍晚时分，博斯哈德见到了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周恩来。第二个原因是博斯哈德是瑞士人，而瑞士是中立国。所以在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周恩来为他签发了通行证，安排他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阿·斯蒂尔同行，并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进行了推荐。

博斯哈德在西安见到林伯渠。林伯渠通过电报向延安报告了博斯哈德一行的情况，并且派了一位战士陪同前往。就这样，1938年4月，博斯哈德随运输物资的车队实现了延安之旅。

新奇而充满艰险的旅程

西安到延安400多公里，天气好的情况下，乘车两三天即可到达。但博斯哈德一行出发之后，下了一场小雨，陡峭的山路十分泥泞，根本无法通行，不得不休息一天。住在三原小镇的旅店里，博斯哈德还遇到了一群来自6个不同省份、步行了20多天投奔抗大的学生。西安到延安的这段路程，学生们希望2周后徒步到达，他们认为那样就相当于接受了第一次训练。

在荒凉的小镇休息了一天后继续前行，旅途已经第三天了，路况依然不好，汽车不得不安上防滑链，但遇到特别陡峭的道路车子依然向后滑。一路上，大量的骡子和毛驴驮着米面向延安运送物资，博斯哈德跟随着五六个武装人员押运的车队，车子保持距离但不分散，因为那时的陕北土匪猖獗，随时要抵御沿途抢劫的土匪。

在太阳下山前来到了宜君县一个位于山口最高处的贫穷小山村，小小的村庄处于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人经过都要在此歇息，旅店已经挤满了人。博斯哈德一行在当地驻防部队的安排下把汽车停在农户的院子里，他们被安排在一所小学里歇息，寒冷的山风穿过门窗不严的教室一直吹，博斯哈德用一条薄毛毯裹住自己，躺在地面的黑板上度过了一夜。

黎明开始下雪，又走不了了。然而教室需要腾出给学生上课，博斯哈德被转移到学校尽头的一个小房间，屋内烧着炉子，稍微暖和些。下课的间隙，学生会涌向他们的房间，像观看稀有动物一样看长着长鼻子的外国人，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把门锁上，“但依然阻止不了学生们观看的兴趣，他们用手指舔点唾沫，把窗户纸捅破，继续观察这些‘洋鬼子”。博斯哈德开玩笑说，通过一路之行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动物园里的猴子在星期日被那么多人参观，是必须鼓起勇气的！”

第五天天气稍有好转，车队继续前行。先后五六次经过很深的沟壑，又驶过多条陡峭的山路和多個急转弯。终于到了洛川，这里是红白交界地带，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有驻扎。

天黑前来到富县的茶坊，那儿属于交通要道，设有检查站，所有人都要接受严格的通行检查，博斯哈德说他想起了一个日本军官以前说过的一句话：让日本方面的间谍混入“红区”是非常困难的。

住了一宿继续北行，茶坊距离延安只有半天的路程，路上看到成群的年轻人，背着行李徒步行进，延安对于青年人来说，相当于神圣的圣城麦加。路上不时碰到捡柴的士兵背着木柴从树林里出来，延安城外，高耸的宝塔山就在眼前，就这样经过6天的艰苦旅程，博斯哈德终于到达红色之都延安。

博斯哈德的延安印象

博斯哈德一行来到延安后，受到了八路军的热情接待。第一眼看到延安城，他的印象是：“小城被陡峭的小山和一条小河包围，人们在这里过着生机勃勃的生活。”人们居住在土窑洞内，机关、学校、医院也不例外。

“这个城市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的干净整洁了，你既不会看到中国最普遍的乞丐和患有疥癣的狗，也不会看到扎着脏兮兮绷带的伤兵，穿制服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平民百姓的数量，制服即使有很多补丁，但却总是那么干净。”

当时延安的百姓总计有1.5万人，其中学生和共产党人占三分之一还要多。整个城由八路军监管，他们严查小商小贩，决不允许牟取暴利，比如，大前门香烟在延安比西安卖得便宜。

街上不时碰见穿着改过的日本制服的士兵和军官，如果不是长相有差别，还以为他们是日本战俘，原来共产党物资供应匮乏，所以这些战利品就派上了用场，像饼干、水果罐头、甜食和巧克力通过袭击或者战争得到的食品，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

博斯哈德说：“在共产主义中国，人们最重视和专注的事情就是教育出政治上训练有素、可靠的下一代。自加入‘红军的那一天开始，士兵不仅要接受军事训练，还要接受政治和文化教育，他们每天必须掌握三个汉字，包括会读和会写，直到认识一千个汉字为止。这个课程不是在无聊的学校课堂上进行的，而是在行军途中或者休息时间进行，我经常看到马路边有零星的几群人坐着，他们用手指头或尖尖的石子在沙土里练习写字，以完成一天的课业。‘红军用这种方式彻底扫除了文盲，每个士兵都能读懂报纸和简单的书或小册子。”

博斯哈德特别提到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学生如果想成功地被这几所‘大学中的某所录取，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共产党员的个人推荐或者抗日协会的推荐，这种方式也是人们试图通过严密的检查体系来避开间谍，到目前为止，这些间谍确实没能成功地进入延安。”

尽管这个拥有5000个居民的“窑洞大学城”地理位置很偏远，但是，学生们对外面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了解得非常清楚。有些学生的英语或法语说得很流利，这让人们感觉到，富有爱国精神的年轻一代正在这里成长起来，他们将在未来的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采访毛泽东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博斯哈德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住在延安城中部凤凰山麓的一座简陋且不起眼的窑洞里，他当时坐在窑洞里一张大写字桌后面，桌子上到处堆着书籍、文件、报纸、信件、图纸等，还有一个烟斗，桌子后面是一个土炕，还有一个中式橱柜和三把不稳的椅子，这就是屋中的全部家当了。

应博斯哈德要求，毛泽东开始了长达3小时的采访。毛泽东首先谈中国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思想。毛泽东说日本有三大弱点：第一，兵力不足;第二，日军在中国粗暴野蛮;第三，指挥笨拙。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够尽快结束战争，对日本是大有好处的，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就如同骑在老虎背上，如果没被提前扔下来，就不得不走到最后，日本人越是深入中国内陆，他们的困难就会越大。日本人始终以为能用钱收买国人，但是现在农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而且战争拖得越长，他们就会组织得越来越好。日本还高估了拥有重型现代武器的作用，他没有想到它在游击战中丝毫派不上用场。所以，毛泽东坚信中国一定可以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关于战争走向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认为，目前的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进攻或者前进阶段。共产党的军队在前线进行抵抗，游击队则在后方支援;学校和占領区组织起来的义勇军进行独立作战，这导致日本人只能占据城墙围起来的城市、铁路线和主要交通线路，这将会持续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日本将为此花费大约150亿日元。第二阶段，游击战将发挥重要作用，日军在中国不可能获得稳固的地位，在平原地区的战争中，共产党要做好会有巨大损失的思想准备，但在山区的战争中，日本人无法和共产党抗衡。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反攻阶段。共产党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地区，通过快速进攻紧逼敌人。

毛泽东还用较长的时间，谈了对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的看法以及中国的重建设想。

最后，博斯哈德要毛泽东谈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看法，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当然希望继续前行，通过社会主义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但那当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首先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为只有提高4亿人的购买力，本土工业才有可能茁壮成长。

通过3个小时的长谈，博斯哈德认为：“毛泽东更像一个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