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宾善

在上海喧闹、繁华的淮海路边上，有一条名叫思南路（新中国成立前为马斯南路）的幽静小路，马路两旁梧桐成荫，矗立着一栋栋典雅的小洋楼。上世纪40年代，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曾一度在此居住。

1932年，梅兰芳一家自北平南迁上海，在别处暂住一段时间后，即搬来此处居住，一直住到1938年。1942年从香港回来后继续在此居住，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

①

作为初露头角的“京角儿”，早在1913年秋天，梅兰芳就到上海演出，且一炮打响，从此名声大振，以后上海便成了梅兰芳常去演出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侵华气焰甚嚣尘上，北平更是危在旦夕。人们开始四处逃难，剧院停演，市面混乱，京戏还能像以前那样舒舒展展地唱下去吗？

梅兰芳走到了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上，同是“梅党”重要成员的齐如山和冯耿光产生了重大分歧。在梅兰芳创业的前半期，齐、冯大抵还能各自独当一面，相安无事。到了抗战爆发后，两人对梅兰芳日后的去向却各执己见，难以调和。齐如山从梅兰芳艺术上尚需进一步发展考虑，认为还是留在北平为宜；冯耿光则从经济、政治考虑，极力鼓动梅兰芳南迁上海。加上日伪对梅兰芳的纠缠，也是日甚一日，“黑云压城城欲摧”，梅兰芳由是渐生南下之意。

来到上海后，梅兰芳全家在法租界的沧州饭店暂住了一年之后，决定租房居住。梅兰芳提出了“地段不要太热闹，房子不要太讲究”的觅房要求。几经选择，由冯耿光给他在僻静的马斯南路上租了房子。

那是湖南籍政要程潜的一幢中档花园洋房，四层砖红色小楼掩映在高高的梧桐树下，环境宜人。屋顶采用孟沙式，即屋面的顶部较平坦，两边则呈斜坡状，所以房间可以开足窗户，室内采光很好。楼房前有个面积颇大的花园，栽有不少花卉草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透着悠闲与舒适。这房子最令梅兰芳满意的，距冯耿光的住所很近，来往十分方便。梅兰芳很快搬了过去，作长久居住之计。

梅兰芳定居上海后，梅剧团仍留在北平，每年只有一次在上海或到外埠演出，他把其余时间用来绘画、拍曲和补习英文。

梅兰芳虽身居租界，但也只能在马斯南路花园洋房之外很小的一块天地中活动，还不时会受到日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骚扰。梅兰芳深感上海已非久留之地，因此当香港方面向他发出邀请后，他便毅然率领梅剧团，于1938年春赴港演出。演出结束，梅兰芳在香港住了下来。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陷落。次年夏，梅兰芳被迫返沪，回到马斯南路的房子。从此，他蓄须明志，不再登台演戏，仅以書画自遣。

②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日伪要“梅大王”（梅兰芳时有“伶界大王”之称）重新登台演出的阴谋，从未止息。1942年秋的一天，当时梅兰芳刚返回上海不久，汪伪政府的大头目、“外交部长”褚民谊突然来访，说是有要事相商，非要会见不可，仆人拦阻不住，梅兰芳只得下楼来见。寒暄几句后，便道出来意。原来他是奉命来邀梅兰芳在当年12月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和日本东京等轮回演出，“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兰芳用手指着自己的唇髭，沉着地说：“我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嗓子，早已退出舞台了。”褚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梅兰芳不紧不慢地回敬他：“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唱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褚民谊顿时敛住笑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支支吾吾地不知说什么好，狼狈地走了。

但日伪并未就此罢休，没隔多久，又由日寇华北驻屯军报道部部长山家少佐出面胁迫。山家掌管文化宣传事务，权势很大，每天在家里摆设十余桌宴席，聚集大小汉奸吃吃喝喝。座上客中有个北平《三六九》画报社社长，名叫朱复昌，他夸下海口，说自己能请出“梅大王”去东京“慰劳皇军”。山家少佐当即全权委托他去沪办理。不久，朱复昌打听到梅剧团经理姚玉芙刚从上海回北平，就来到安福胡同姚宅，请姚玉芙马上飞回上海向梅兰芳说明一切，他本人随后就坐火车赴沪亲自邀请。

姚玉芙听后焦急万分，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梅兰芳的表弟秦叔忍闻讯赶来。他建议姚玉芙一到上海就让医生给梅兰芳接连注射三次伤寒预防针。因为他知道梅兰芳不管打什么针都会立刻发高烧，必须卧病在床。姚玉芙回到上海后，梅兰芳依计而行，马上请来他的私人医生吴大夫给他打针，同时电告朱复昌不需再来沪。山家少佐自然不会轻信，立即打电报给驻沪日本海军部派一名军医去梅府核实情况。日本军医去后只见梅兰芳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量体温果然高达40℃，山家少佐只好作罢。

③

由于梅兰芳始终拒绝演出，不为敌伪粉饰太平，收入来源一时断绝。梅兰芳不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维持梅剧团30多人的生计，经济情况渐露窘状。戏园老板知道他手头窘迫，常上门来献殷勤。他们对梅兰芳说：“您只要松松口说声唱，‘条子马上就来啦，何苦干耗着挨饿。”梅兰芳淡淡一笑，回答说：“谢谢您的好意，我的嗓子真不成了，唱砸了，彼此都不好收场。”

此时，梅兰芳在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的住宅已经卖掉，仅依靠银行透支和变卖古玩来维持开销。但古玩、家当亦近卖完，老向银行透支又不好意思，怎么办？冯耿光等一批老友给梅兰芳出主意：何不卖画为生？梅兰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他努力在仕女和花卉方面下功夫，绘画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作画的时间，大都在午夜以后。那时，上海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晚上10点起即停止供电，梅兰芳为此专门买了盏汽油灯。晚上，梅兰芳把呢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点上汽油灯，沏一壶香片茶，研墨调色，抻纸落笔，聚精会神，全无倦容，直至东方发白。梅兰芳很早就从吴昌硕、陈师曾和齐白石等绘画大师学画，南迁至沪后，他的画又有了新的长进。1944、1945两年，他画得最多，可以说是他一生绘画的高潮。

1945年春，梅兰芳借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举行了画展。画展中包括了佛像、仕女、花卉、松树、梅花等画作，其中有和叶公绰（誉虎）合作的《岁寒三友图》。画展上，人们重其高节，纷纷选购，展出的一百七十几件画作，售出十之七八，这是梅兰芳所始料不及的。

梅兰芳的胸膛里，一直有着一颗爱国之心在跳动。1944年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梅兰芳在卧室里收听短波无线电，突然走到外间来，面带笑容地对亲友说：“刚才无线电里报告，日本又吃了一个败仗！”说着他拿出一瓶薄荷酒，请大家喝，自己也喝了一杯。然后，就提了汽油灯下楼画了一幅梅花，题作“春消息”。

1945年，梅兰芳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立即从楼上走下来，把大人和孩子们聚集在一起，他用一柄打开的折扇挡着脸的下部，高兴地对大家说，今天我要给你们表演个小节目，说罢便把那只拿着扇子的手一抖，忽地撤掉折扇，大家惊讶地发现，几年来梅兰芳唇上所蓄之须已全部刮掉，一瞬间就恢复了他本来的相貌。几个月后，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登台，恢复演出。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对作家柯灵谦逊地说：“至于爱国心，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吧？我自然也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戏剧艺术上还有多少成就，那么这成就应该属于国家的。平时我有权利靠这点技术来维持生活，来发展我的事业；可是在战时，我没有权利随便丧失民族的尊严，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信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国民最低限度应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