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 刘斌

前一晚没睡好，余秋雨发了点起床气，说好的拍照不乐意去了。

“我照片拍得太多了，当时在凤凰卫视每次出去半年，天天拍无数的照片，到处都拍，永远在拍照，不想拍了！”

工作人员好说歹说，把老头儿哄到了摄影棚。摆了几个pose，他高兴了起来，“央视说我是中国最上镜学者。”

亲自删掉了闭眼的、反光的、脖子歪的、看上去有点假的照片之后，他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剩下的照片发给妻子马兰看一下，“让她看看我拍的怎么样。”拍摄结束，他做了总结，“拍照很开心！”

余秋雨今年72岁，放在上海，这是一个可以申领一张老年公交卡的年纪。但他似乎不曾老去，除了头发有些花白，听力有点下降以外。他腰杆依然挺直，服饰一丝不苟，作为一个爱漂亮的上海人，有着严格的自我形象管理。四月的上海飘着小雨，工作人员想用文件夹帮他挡雨，他说别别快拿开，“影响我形象。”

然而，他那么爱惜的自我形象，早在漫长的时光里变得复杂难辨。自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以来，他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趣味，也在声名的巅峰之上遭遇断崖，急转而下。他在多年后回忆，“余秋雨三个字，当时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一些人自觉经历了偶像的幻灭，长大后不愿意承认曾受过他影响，一些人依然一本又一本地读着他的书，帮他一次次登上畅销作者的榜单。

在接触过他的人眼里，余秋雨确实呈现了某种分裂，才华和弱点同样醒目，前者把他带到了最好的地方，后者把他扔进了最糟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