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

摘 要： “时空矩阵”是哈维对空间概念“进行一般性的厘清”的阐释框架，同时也标志着哈维空间理论的成熟。绝对空间中的物质实在作为“时空矩阵”话语理论批评阐释工作的逻辑起点，是为其最根本的批评特征。这为我们理解后现代理论中的“空间隐喻”、阐释“奥斯威辛”等文化创伤记忆的旧命题提供了有益的反思和新思路。

关键词：大卫·哈维 “时空矩阵” 物质实在 空间隐喻 奥斯威辛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厅级）之“当代‘空间转向视域下的文学空间与媒介诗学研究”[YCSW201709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时空矩阵”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中提出。文中，哈维（David Harvey）依据对空间作“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空间”的三重划分以及列斐伏尔所确定的“体验到的空间”、“概念化的空间”和“经历过的空间”的三重划分，提出了一种“冒险性的跳跃”，结果是“一种三乘三的矩阵，在其中，交集点使人想到理解空间和时空含义的不同属性”[1]141。在对“时空矩阵”话语理论的阐释中，哈维表示，物质空间（绝对空间）只有在相关的条件下才有意义，反过来讲就是指获取意义的逻辑起点理应为绝对空间中的物质实在。这很好理解。一方面，文学艺术来源于物质的社会生活空间，立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另一方面，对文学艺术的批评必然以其客观实在为基础。哈维由此认为，我们可以借此重新反思后现代理论中的“空间隐喻”。同时，“时空矩阵”话语理论也为我们阐释“奥斯威辛”命题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一、对“空间隐喻”的反思

哈维认为，随着卡西尔、朗格、列斐伏尔等人对社会空间、想象空间乃至神话空间的阐释，后现代“空间”概念似乎已经从“理解实体地理学的唯物主义规划中的一个实质性要素”完成了向“社会、文学和文化理论中广泛使用的空间隐喻”[1]137的含义的转变。霍金指出：“想象的时间真正的是实在的时间，而我们称之为实在时间的那种时间只是我们想象的一个虚构。”[2]101如果霍金的言论可以成立，那么同样的，我们完全可说（艺术）想象的空间真正地是实在的空间，而我们日常称之为实在的那种空间不过是我们想象的虚构罢了。在这种想象的空间里，我们无需设置时空的界限。哈维指出，“城市里发生的大部分事件都是象征性的”，狄更斯的作品就能够精准地传递城市生活中感觉、嗅觉和运动。[3] 122

在哈维看来，空间概念并非简单地建构，而要结合具体人类实践来解决。“‘什么是空间的问题，要由‘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了空间以及怎样利用空间的不同概念化的问题来取代。”[1] 133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的结尾，哈维更是告诫性地指出：

渴望在世界上行使某种权力的各种政治运动，在它们坚持一种物质存在之前，都不会获得成功。……只有当关系性与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绝对空间及时间联系起来之时，政治才会活跃起来。[1] 151

绝对空间中的物质实在的消逝对人类记忆将会是巨大的挑战，对文学艺术乃至人类社会与文明而言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所谓“空间隐喻”将失去根基因而面临质疑。

维姆·文德斯的电影《柏林苍穹下》（1987）以创造性破坏导致的“寻找”主题向我们揭示了空间的特殊意义。在柏林，一位老人作为历史的经历者、集体记忆的保护者，把自己看作是讲故事的人，却没有听众；他努力寻找波茨坦人广场，试图根据的记忆重构它的场所感，却在一块空荡的雜草地面前感到迷茫。图书馆（一个历史知识和集体记忆的物质贮藏空间）成为唤醒记忆（心理/情感空间）的殿堂。书籍和照片制造了二战造成的死亡与破坏形象。久而久之，历史真实也自然退化为对照片中形象的想象和虚构，而我们也无法体验真实事件带来的创伤感。要知道，看到的现象完全可能是经过筛选的景象，面具下的生产过程和阶级关系的实情则可能被遮蔽和内在化。物质实在的消失对空间的隐喻和象征意义的消解，如时间会对记忆构成自然消解一样。

繁花在时光中凋谢，却在记忆中盛开。艺术创作始于绝对空间中经历过的回忆。因此，不同于后现代理论中侧重考察审美、政治、文化等内在性关系视域，哈维的“时空矩阵”话语理论将考察的逻辑起点设置为绝对空间中的物质实在，并注重使两者之间的张力辩证地结合起来。记忆总会走向其反面——遗忘。对某一现象/事件的记忆只有通过物质化才能有效抵抗遗忘，避免意义的缺席。

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返魅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发生于绝对时空当中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尤其是“奥斯威辛”、“五月风暴”和“9·11”等）引发了当代文艺理论深刻的批判性思考。这催生了一系列以“大屠杀研究”、“创伤记忆研究”为主题的文学与文化理论。

哈维对世贸大厦遗址的重建作过相应的思考。在9·11事件中，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政治经济体系遭受到恐怖主义的挑战与打击。这使“世贸大厦”的物质重建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世贸大厦遗址”的重新设计是一种物质的绝对空间的重建，它考虑到了区位（相对位置）、交通、土地空间和资产增值等诸多方面，而且一旦变成人工物质制品会经受关于它的审美判断（需要概念化的空间与对空间的体验）；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还原当时的绝对时空，遗址的重建无法还原被经历的特定时空中的情感效果，这也是那些遗址的死难者家属所无法接受的。因此，哈维表示，重建世贸大厦必须考虑对空间的理解。针对巴黎圣心大教堂在蒙马特高地选址，哈维表示：“抹去帝国记忆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其旧址上修建圣殿。”[3]110这恰恰说明绝对空间中的物质化的重要意义：它既可以很好地保存历史记忆，又可能对记忆进行重构。这也自然不难理解为何哈维认为圣心堂的物化形象是“种族、社会正义与和解的和谐理想”地代表，亦或不过是一个“令人怨恨的象征”。[4]359

或许，我们可以就某个对文学艺术与文化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作典型的时空讨论，尝试将其散点式地分布到整个“时空矩阵”的阐释框架之中，以此推及对创伤性文化事件的研究。

阿多诺就“奥斯威辛”事件提出了“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著名命题。在提出“奥斯威辛之后”命题过后，阿多诺又做过这样一次重申：“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那个说法不能把握得过于绝对，但可以确定的是，奥斯威辛之后欢快的艺术则不再是可能的了，因为奥斯威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是可能的。”[5]133我们知道，战后德国的建筑物很快得到了重建，然而文化重建却需要以现在的文化为基础，这让阿多诺对战后德国国内出现的新神话——过去大屠杀的历史根本就没有发生——深感痛恨。“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由来也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对此文化重建的批判。如果诚如阿多诺指出的，奥斯威辛在可以遇见的未来依然可能，那么，我们该怎样才可能有效避免其可能性的发生呢？

本雅明将“历史”（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与“记忆”（一个相关的时间概念）作了区分。放在本雅明的语境下，我们该把“奥斯威辛”事件历史化还是把它作为记忆呢？或许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思考“奥斯威辛”命题的逻辑起点。探讨“奥斯威辛”命题的先决条件理应是其在绝对空间和时间中的物质实在。政治的、审美的、文化的等非实体性的关系性研究只有同社会与物质生活的绝对时空联系起来时，“奥斯威辛”命题才有生命力，才会活跃起来。遗憾的是，“奥斯威辛”事件距离我们太远了，在世的我们已无从感受和体验特定时间（历史）与特定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五月风暴”、“南京大屠杀”、乃至距离我们较近的“9·11”诸事件当中。或许，正因为如此，不得已才有了上述我们该把“奥斯威辛”历史化还是作为记忆来研究的问题。可是，这并不应该、也不能回避物质实在（绝对时空）是我们对“奥斯威辛”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学理性问题。因此，“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作为物质化的绝对空间（虽然集中营的绝对空间不可避免地被历史化了），或许可以作为我们对“奥斯威辛”命题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们不应该把集中营仅仅作为某种纪念物（历史化），这种在绝对空间中的强加叙事有把未来排除在外的危险；“记忆是一种潜能”，它以一种对空间的体验与复杂的关系性将绝对时空中的事件内在化，从而具有了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因此，阿多诺对“文化重建”的怀疑以及“不经过否定之后的文化重建无法进行”[5]103的观点，要立足于对绝对时空中的物质（如遗址）的体验以及由此获得的记忆的潜能。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虽然鲍德里亚的警世之语与阿多诺关于“奥斯威辛之后”命题产生的时代语境有所差异，但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除非我们自己（在绝对时空中）亲身经历了，否则如何确证大屠杀/战争的残酷与真实？由此，我们自然也就不难解释德国国内从1948年开始出现的“新神话”了。“遗忘”或“记忆”的选择在这里产生出强大的张力。同样的，我们可以联想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否认（包括日本在国内修改教科书等）。文化与创伤记忆需要依托绝对空间中的物质存在（如遗址），物质存在可以激活并反思文化记忆，使历史上发生的罪行无所遁形。

对于“奥斯威辛”等历史命题的讨论，无论是将其历史化还是作为记忆，都不能只在纸上谈兵。如哈维所言，“建筑无言，所有秘密都沉寂其后。唯有活着的人、对历史有感知的人，才可体味和理解建筑中所凝结的无数先辈的思想肌理，也才能穿透在此埋藏的种种传说，于寂静无声处听见丰富历史的呢喃，又将此种种声音汇成如婴儿从摇篮中传出的希望之声。”[3]122“时空矩阵”话语理论对物质实在的强调和审视使“奥斯威辛集中营”在绝对时空中得以返魅。

参考文献

[1] （美）戴维·哈维.作为关键词的空间[J].载汝信.外国美学（第22辑）[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

[2] （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3] （美）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4] （美）大衛·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 赵勇.法兰克福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