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城

1 修养方法论

“知本”：止于“礼门义路”，“礼”：人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规范，“义”：向善的方向而应为之事。

中华，向来称为礼仪之邦，千百年来被小心维护而传承的若干“规矩”（如弟子规之类），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学价值，其中的精意，更是中华民族的智慧财富。但随着近代以来社会的变迁，“不守规矩”者越来越多，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管理成本巨大；而另一方面，“规矩”的社会认同度降低，见义勇为者越来越少。

故为“礼门”，象征懂礼才入于人类之门。（礼，社会和道德的底线；人类，指社会学意义上的人。）

2 “修齐治平”

讲修身的由径和推广，核心是修身。此一段是儒家人生次第论的总抓手，可以见出儒家研究和实践的范围：认识社会—修养身心—影响社会向好。

西周以还，中华民族社会制度文明高度发展。孔子慨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时的各种典章制度和规范礼仪，对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稳定和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夸大这种功能，特别是当生产力条件发生改变后，还坚持僵化的“礼”，就是先儒的悲哀了。

结论：任何时代，法律、道德规范都是必须的，但又是不断调整变化的；法律、规范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要主动而慎重地调整。主动的依据，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儒家看来，是人心的变化。西周与宋代，都是主动调整法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例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另一种极端是完全抛弃法律与道德规范，例如“文革”时期，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还极大地冲击了稳定中华社群关系的伦理规范，影响之恶劣，至今几四十年仍难以肃清，教训是极其深痛的。大凡社会风气之公序良俗，形成与维护较难而毁之极易，故所谓精英阶层的有识之士，该多用些心力呢。

3 “新民”之“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宋儒程伊川说：“亲民”之“亲”字，当为“新”。结合后面的文句，是有道理的。

儒家给人的印象，是保守的、守旧的，但在这里又有不同的气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一种勇猛精进、不断进取的劲头儿。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从《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朝气蓬勃，服务社会的精神，是儒家的特质之一。一直灌注在中国人血液中的勤奋、坚韧、追求更美好社会生活的努力精神，是同儒家对中华民族的熏陶密不可分的。后儒动不动就“法先王、复旧制”，失去了早期儒家昂扬向上的精神，被讥讽为“腐儒”，也是应当的了。“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的新，从来都是有传统的新，即要传统，又要不断求新求变，这在思想史和社会学上的意义，不可谓不大。无论是与道家的不思进取比，还是与法家的只重现实功利、割裂传统比，儒家在社会认知和治理上，都是独具特色的；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相比，也是大异其趣……在新时代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或可以基于此。

4 不学《诗》，无以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特别是《诗三百》，是先秦诗教的主体，《大学》中大量引用《诗》中的句子来说明、佐证事理。此种传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1）这首先表现为一种情感教育。

2）其次，表现为一种高效表达方式的学习。

3）再次，表现为一种通识教育。

詩歌有巨大的感染力，“杨柳依依”状家园之旧思，“雨雪霏霏”尽苍凉之今慨。儒家通过学习诗歌，诵读诗歌，用艺术的方式对子弟进行情感的熏陶，让“新人”情感丰富、细腻、优美，所以儒家的情感教育也是很突出的。

由于儒家的倡导和实践，人们都学《诗》、懂《诗》，中国文学简明、形象的特点，不只和汉字的特点相关，也和重视传统积淀密不可分。

在学《诗》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对其中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产生认同，当这种认同有了一定的普遍性的时候，会产生族群的通识，这对族群认同感的形成和共同心理的构建，都是大有裨益的。

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他所教授的六艺，基本涵盖了伦理、文学、体育、军事、数学、文字、音乐等范畴，在哪个时代，是比较全面的；他的教学方式，也是先进而优秀的；他对教育的重视与实践，对中华民族而言，意义是非凡的。

结论：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是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学派去看待的，中华文明早期的成果，相当一部分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传承，并不断发展演变，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5 关于“格物致知”

旧本说“格物致知之义，而今已亡矣。”是缺失了。朱子用程伊川的解释，说是要从经验不断探知事理的原因而形成理念的意思。

这里“格”的“物”与“致”的“知”，确已无法可考，所以解释纷纭，以至于王阳明有“格竹”的事情发生。“格”字当探究讲，大致是不差的。结合《大学》全文，“知”可试解为“明德”所包含的社会伦理原则与规范，“物”可试解为自然现象。这不是说儒家要搞科学研究。先民经常从自然现象类比、推导、甚至附会成某种社会现象的缘由，再把它抽象化，形成一种先验的存在。古人这么干，于今亦不绝。如此，将社会伦理原则与规范，上升为一种绝对的认识，而且是自己探究出来的，自然深信不疑。这就不难理解“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了。

在那个时代，是不太可能有社会学上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的。虽然这个“格物致知”有逻辑上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承认社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的。

（作者单位：天津滨海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