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一向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排斥，但为了分析和研究中国局势，维护日本在华的利益，尤其是为侵华服务，当时形成的日本档案中有关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基本遵循真实性这一原则，并非十分负面。

在日本著名的三大档案馆内，保存着大量日本战败投降前由其政府搜集整理成的有关毛泽东情况的档案，涵盖了从1893年毛泽东出生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52年。这些档案是日本当时在中国搜集的有关毛泽东的情报，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局势，维护日本在华的利益，尤其是为侵华服务，日本政府各部门在搜集情报时，基本遵循真实性这一原则。

日本三大档案馆有关毛泽东的档案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九一八事变”之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每一个时期毛泽东的形象都不同。

“九一八事变”之前

据考证，日本档案中最早出现毛泽东的有关情况是在1928年7月13日。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在向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交的报告中说：“由茶陵、攸县转移到江西省内莲花、宁冈等地的朱毛红军据说拥有数万人，五千余支步枪，此外还有迫击炮、机关枪等武器，兵强马壮，不可轻辱。”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档案中毛泽东的形象主要是作为红军中最为知名的部队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而出现的。

对于当时红四军建军的准备，日本档案是这样记录的：“为了执行此次紧急会议（指八七会议）中通过的暴动政策，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在省内各地组织农民参加暴动，于是各地暴动频发。同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成绩在四省（即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中最为出色……”

日本留存档案认为，由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在“四省中最为出色”，这也为红四军今后的活动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是红四军主要缔造者。

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毛泽东的权威评价来自一份报告书，即《关于华中华南地区共产主义行动状况的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是外务省集驻长江中下游所有使领馆之力，于1930年12月由日本驻华公使馆提交给外务大臣，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调查的集大成者。报告书中对毛泽东作出了如下论断：

“毛泽东沉默寡言，敏而好学。醉心于军事理论知识，谨慎沉稳。民国13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指国民党一大）以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候补委员，和武汉政府时期的农业部部长（应指谭平山）、湖南省共产党委员夏邑（应指夏曦）等人极力从事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在湖南的农民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在湖南南部二十余县的指导基本上深入人心。”

“武汉政府和共产党合作破裂后，毛泽东和霍秋柏（应指瞿秋白）、苏兆征在江西九江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批评了机会主义思想，决定付出实际行动来推动暴动政策。之后回到湖南指挥秋收起义，发动广东的农民起义，在各县都树立苏维埃政府的四个省（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在秋收起义中，湖南被评为成绩最好的省份。当时毛泽东等人感到最困难的就是缺乏武器。于是他们为了壮大实力，开始实施招安土匪的策略。首先就是和湖南各地方实力雄厚的土匪周文、陈光保取得联络，然后说服江西实力雄厚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等，取得成功后选择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与朱德合作组建了红军第四军。”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6年间，日本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主要与西安事变有关，其形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推动者。

首先，日本认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是东北军和西北军潜入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密报，于学忠部与杨虎城部已经相当程度共产主义化。于学忠作为中心人物而被共产党员推举。”另一份报告指出：“陈中校（所指何人不详）在西安事变前奉中央之命对东北军进行宣传安抚，前去西安。但东北军已经相当程度的共产主义化，导致宣抚工作无法进行。”

中共在此期间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良好的配合，力图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方对此是有觉察的。一份报告指出：“事变初期杨虎城等人与共产党是全面性的合作的……在西安，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公开。周恩来在此地也极力隐藏了各类活动。他主持的红中社一直在秘密发报。”这里的“秘密发报”当然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保持的联系。

日本方面也关注到：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局势逐渐朝着对日本不利的方向发展。一份报告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除西安危机给西安各紧要人物发送电报，聚集南京各派代表，提倡召开和平会议……各派就救国抗日提出自己的意见。”

甚至连远在纽约的总领事井上益太郎向外务大臣报告当地的情况时，都提到了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推动。报告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电报给南京政府领导人及在西安府的兵谏运动领导人，倡议召开一次所有党派的和平会议，包括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提出了两个问题作讨论：即如各党派、派系和军队所倡导的，中国应以抗日自保为先，而蒋委员长应遵循国家统一为原则，以统一战线抗日，停止内战。”

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

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档案中毛泽东的形象主要是抗日战争的理论家和战略家。

这一时期，日本最为关注的就是毛泽东所写的有关抗战的各类文章。1942年，陆军省向在华各作战部队下发资料，指出：“毛泽东所著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与战术问题》对共军的影响甚大，特此節译，供各部队参考”。这里的“供各部队参考”当然是希望各作战部队能充分理解和掌握“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与战术问题”，以便为“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时提供理论支撑。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编译毛泽东著作的集大成者是于1944年7月由日军参谋本部制作的题为《毛泽东抗日言论选集》的内部参考资料。

日本对毛泽东有关抗战理论和战略的看法不仅仅局限于其所写的文章，也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1940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第三课编印了题为《欧洲战争与抗日中国》的资料。其中写到：“毛泽东于（1939年）9月1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正式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态度。”该资料指出：“毛泽东的谈话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为苏德协定辩护的态度，是以德国停止援助日本为前提的，在呼吁调整德华关系的同时，对英国采取戒备的态度，事先打预防针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即害怕英国牺牲中国而对日妥协，又出现了慕尼黑会议上的那一幕，并有必要通过游击战争来大规模开展对日作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确实是通过毛泽东谈话来分析中国抗战的战略。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前，中共还不是执政党，对一个非执政党人物毛泽东，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并非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下，持续关注长达17年，这从侧面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影响之巨。

（《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彭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