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有少数干部在不贪不占的同时，不愿负责、不敢碰硬，见困难就躲、见矛盾就藏，平时做“敲钟和尚”、遇事当“甩手掌柜”……这种“不贪不占也不干”的“干净官”和贪腐受贿的“大老虎”又有何区别？

“为官不为”的表现：“怕政”、“懒政”、“庸政”

腐败并不一定要“收钱”。“不收钱不办事”也是腐败。一些不贪不占也不干的领导干部，被形象地称为“干净官”、“太平官”，这其实也是一种腐败的表现。

总结起来，“怕政”、“懒政”、“庸政”是“为官不为”的三大表现：

一是畏首畏尾，不敢为，是为怕政。反腐重拳之下，官场气氛一时肃然。有的领导干部甘当“逍遥官”，遇事“难”字当头，遇难“退”字当先，碰到矛盾和问题要么东闪西躲，要么“击鼓传花”。这些官员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自保逻辑，消极怠工，不敢作为。

二是能拖则拖，不愿为，是为懒政。有的领导干部在落实上级部署上敷衍塞责、行动迟缓，开展工作懒散消极、虚于应付。于是，对于自己分内的职责，有的官员假借“简政放权”之名“简政弃权”，能不办则不办，能推脱则推脱，想着法子绕道而行，不愿作为。还有的领导干部甘当“滑头官”，拈轻怕重、挑肥拣瘦，只想捞好处不想下气力，抢着做易出政绩的事情，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三是厌研怠学，不会为，是为庸政。在思想观念上，有的官员疏于前沿理论和知识的学习，排斥理念的更新，多做眼花缭乱的纸上功夫，却不开展实际调研，在做事方式上，善搞“一刀切”，当现实情况复杂牵扯多方利益时，简单粗暴的思维易致利益冲突而徒增社会风险。

曾任济南市委书记的王文涛分析说：“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无论是‘太平官、‘逍遥官，还是‘滑头官，都是不负责任、不敢担当、不愿作为的昏官、懒官、庸官……实际上是一种‘软腐败，与党员干部承担的责任不相符，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不相符，不仅贻误事业发展，对个人成长进步也有百害而无一利。”

思想上犯了糊涂，行动上就会走弯道

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少数干部在不贪不占的同时，不愿负责、不敢碰硬，见困难就躲、见矛盾就藏，平时做“敲钟和尚”、遇事当“甩手掌柜”……各种“不贪不占也不干”的现象，俨然成了官场潜规则。

“近年来，庸政、懒政和怠政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俊生说，部分党员干部之所以染上“懒庸之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岗位竞争“短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

另一方面则由于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机制。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诉讼法专家马怀德表示，由于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监督和制约，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壓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官员庸政懒政现象在某种程度已经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例如，中央政策已经到位，土地有了，资金批了，项目却因地方官员不作为得不到全力支持和配合，难以落到实处，或将导致地方错失发展良机。

李克强总理也指出，“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事实表明：思想上犯了糊涂，行动上就会走弯道。“不贪不占也不干”，与干部的公仆身份格格不入，与党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背道而驰。长此以往，必然会损害形象、伤透民心、贻误机遇。

对“不贪不占也不干”须下“猛药”

有分析人士指出，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吏。“对“不贪不占也不干”，党和政府须施之以“猛药”。一是“有案必查，查实必究”，对踩“红线”、闯“雷区”的干部“零容忍”，形成有错必究、有错必罚的高压态势；二是立规矩、建制度，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持续抓好巩固，让庸官懒官无法蒙混过关；三是层层落实责任、逐级传导压力，跟踪落实整改执行情况，倒逼各单位、各部门领导自觉守好门、看好人。

重拳整治庸政懒政刻不容缓，而有些地区已经先行一步，探索经验。

例如，武汉市开播多年的“电视问政”节目，被群众称为领导干部的“期中考”和“期末考”，其形式是由普通民众当场质问政府官员关于社会安全、食品安全等关乎民生的问题，反响很好。之后，武汉市纪委与电视台合作，开播了一个名叫“作风聚焦”的新栏目，普通干部工作作风不佳，办事不力，让群众不满意，随时都可能在电视上曝光，由市治庸办督促整改、执纪问责，压力一下子就从“一把手”传递到所有干部身上了。

“不作为”是官场的隐性痼疾。走好治理整顿的“最后一公里”，党和政府不仅要有“刮骨疗毒”的狠劲、“一抓到底”的韧性，更要有“对症下药”的智慧，在敢抓敢管、勤抓善管中见成效。

（《人民日报》2018.5.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