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舒

摘 要：1918年大流感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世界性的传染性瘟疫，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关键的一年。为应对战争，美国最初并未重视流感。流感对美国民众造成恐慌，它剥夺了大量的生命，使美国损失了大量劳动力；影响到1918年美国政局与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的决策能力；短期内令经济遭受冲击；推动医护与公共卫生政策的转变，对民众心理产生了复杂影响。

关键词：1918年大流感；西班牙流感；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大流感指1918年至1919年流行于全球、并在1920年有所回潮的流感，一般认为从美国爆发，经赴欧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士兵扩展到欧洲，进而扩散至亚洲、非洲、澳洲等地区。流感疫情涉及的范围较广，病情较为严重，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世界性的传染性瘟疫。近年来流感病毒不断变异，尤其是2017年末至2018年初的流感非常凶猛，在流感的应对方面再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然而有关历史上疾病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及影响的研究在史学界中篇幅较少，有待进一步深究。因此本文以1918年大流感这一背景为切入点，着重探讨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20世纪中期的影响。

一、1918年大流感的基本状况

1927年美国医学会资助首次进行了对死亡人数的研究统计，在1918年大流感中约有2100万人丧生，但由于这一数字是根据当时针对疾病的研究进行的估算，加之当时有关流感的数据并非完整地涉及到所有被流感波及的地区，如1918年美国人口调查局提供人口死亡数据的地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778%，因此这一丧生人数只是最保守的估计，并不完全准确。20世纪40年代，伯内特判断，在全球内可能有5000万乃至1亿人丧生。即病死率是普通流感的5-20倍。据当时美国数据分析，在1918年流感中美国民众患病率约为三分之一。

1918年大流感的流行波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春波，始于1918年3月，到6-7月为发病高峰。春波发病率较高，但大体上的病死率并不突出，因此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第二阶段为秋波，主要为1918年9-11月，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第三阶段为冬波，主要为1919年2月-3月。秋波与冬波的患病率高，死亡率高，病情严重。在这场流感中，以1918年10月至次年1月为死亡集中期。而在一年内连续地发生流行波的情况在历史中也是少见的。

通常情况下，各年龄段中儿童与老人死亡率较高，而在这之间的区间则呈现低频率的死亡率，故而表现为U形的年龄流感死亡曲线。但1918年大流感呈现的却是W形曲线，2岁以下儿童、70岁以上老人及20-40岁的青壮年死亡率较高。在美国，人均寿命从1917年的51岁下降为1919年的39岁。

二、1918年大流感时美国的应对

1918年3月，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首先爆发了流感。军营卫生环境差，人员集中，易于流感传播。尽管患者大多恢复，“但还是有233人因流感恶化，染上肺炎，其中1/4的人不治身亡。”春波结束后，美国流感暂时平息，1918年3-10月赴法的美国远征军却加速了欧洲流感的传播。此外，还存在一些士兵因为种种原因隐瞒病情而无法对其进行足够的病情了解与干预治疗。

秋波与冬波中，流感主要表现为高病发率与高死亡率。战争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美国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及其决策效能，地方公共卫生部官员效率低下。为防止造成恐慌、影响战事，政府隐瞒疫情并封锁消息。1918年8月纽约市卫生部部长科普兰和港口卫生官员联合发表声明，认为不存在流感爆发的危险，并未采取预防或控制措施，直到20日才承认纽约的流感，但宣称流感并不严重且不会广泛传播。以报纸为舆论代表的机构在这其中的角色比较特别，在流感彻底被政府承认前，通过报道疫情给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流感被彻底曝光后，仍有机构或行业从轻报道流感疫情，导致民众对流感的误判，更有甚者针对政府对流感采取的控制措施产生质疑，批判政府关闭人员密集场所与清理街道等卫生行为侵犯公民自由。以费城为例，1918年9月28日，费城进行了自由公债游行“迫于报纸的压力，而卫生局在9月21日把流感列为值得通报的疾病。市政府的卫生慈善部官员威尔默·克鲁森（WIlmer Krusen）和卡恩（A.A .Carins）医生还向公众保证，流感只是在军队中流行，并不会传给民众。同一天，菲利普医学院的实验室主管保罗医生声称他已找到病因。这些误导使人们放松了警惕”。

就其控制措施来看，主要分医疗救治、特异性干预措施与非药物性干预措施。然而1918年大流感爆发时，因其病状与普通流感有所不同，并未及时收到重视，针对其治疗措施也未及时形成有效措施。而军队与普通民众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医疗资源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不仅没有有效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一些地方的床位也非常缺乏，不得不通过改造房屋建立临时医院的方式来缓解。以费城为例，“当时费城医院（1918年9月）有26%的外科醫生和相当高比例的护士为军队服务；位于第八街和云杉街的宾夕法尼亚医院有75%的内科的外科医生因为战争被派往海外，医疗人员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医疗人员短缺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费城，其中以护士特别缺乏。红十字会曾动员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从役的职业护士成为“家庭防卫护士”，但它也在压力之下以多种手段征调走原本在民间的护士。为弥补医生数量，除返聘退休医生外，一些医学专业的学生没有经受完整的训练或学业未完成就直接进入医院中，影响到医生的整体素质。为水军服务的护士在流行病的高峰期中不止一次地将活着的病人包进裹尸布里，而这样仍不能缓解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事实上，缺乏有效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使护士所发挥的作用相对于医生更加突出，但护士相当缺乏。加之流感的高死亡率，实际上造成医疗资源供给的极大压力。

因此，非药物性干预救治成为主要的措施，如关闭学校、保持街道卫生、提倡良好的卫生习惯、戴口罩、检疫隔离等。讽刺的是，在非药物性干预救治中存在政府自身行为矛盾的地方。1918年9月3日，“波士顿市医院收治第一例流感病人，政府却在这一天组织群众进行‘为自由而战的大游行，海外归来的水兵和爱国的市民纷纷走上街头，为病毒的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条件。”9月21日，费城卫生局在通告中承认流感的之余，也提出过隔离等预防措施，在这之后还有因流感而导致取消征兵的情况，这给费城带来了取消游行的呼声与压力，但克鲁森仍然宣布自由及相互集会照计划进行，并向参加集会游行的人们保证他们的安全。而游行后的两天后，克鲁森又发表声明，表明平民中出现了流感。最终费城流感爆发。发展至10月，美国有近20万人患有流感和肺炎，大量尸体无法得到及时的处理，对其的堆积、焚烧、掩埋等处理客观上促进了病菌的滋生与传播，给卫生条件带来负面影响。

1918年大流感爆发的确切原因直至今日仍没有定论。但就其传播情况来看，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存在密切关系。一战爆发后，以集会、游行为代表的活动促使人员集中，军事调令使人员流动更加频繁，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客观上加强了流感的交叉感染，使流感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此外，满足军事需要成为参战国首先需要重视的事项，战时物资供应情况与生活条件的恶化，如食品配给制度等，促使人体免疫力下降、感染率上升。此外，公共卫生部被纳入军队，医疗资源优先分配于军队当中，导致普通民众在享用医疗资源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三、1918年大流感对20世纪美国中期的影响

（一）削减大量劳动力

1918年流感具有高病发率与高死亡率，在一战的背景下，战时物资不足，民众抗病毒能力与免疫力相对下降，医疗资源的严重不平衡使普通民众的医护条件恶化，加重病情。而对于那些占有相当比例的医疗资源的军队来说，由于军营条件恶劣、扩大招兵条件与招兵名额等原因，多数军营安排不当，在本身人员拥挤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了军营条件，造成本应避免的人员损失。

这带给美国巨大的人口损失。1918年-1919年，美国47%的各种类型的死亡是由于流感及其并发症所导致的，死于流感和肺炎的美国人约为67.5万人，死于流感的平民是军人的15倍，最终使美国人均寿命降低为39岁。在短期内形成了劳动力缺乏的局面。

（二）影响美国政局及全球战略

1918年是一战中关键的一年。诚然，流感拖延了德军的进攻，加速了一战的结束。但流感也消耗了巨大的资源，并挤压了协约国民众正常生产生活的条件。就美国国内来看，1918年也是美国参众两院议员选举的一年。流感期间，集会游行受到限制，影响到各自阵营的政治宣传。由于城市的流感疫情比乡村与小城镇更加严重，削弱了城市民众参与到选举当中的数量，使得优势在于城市的民主党得票率下降。

此外，威尔逊与其助手豪斯等人都不同程度地被流感传染，影响到在外交上的决策能力与判断能力。在病情好转后，威尔逊依然有头疼等症状，情绪转变较大，发呆较多，有多次过度担心与无端怀疑的情况。一战结束后，有关战后处置德国等问题日益提上议程。威尔逊欲借此提高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而夺取世界霸权，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而在谈判过程中，结果不尽人意，与期望相差很大。研究表明流感存在影响大脑及神经系统，破坏脑细胞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到思维活动，干扰判断，还可能导致暂时性精神疾病。“1918年的尸检报告中经常能看到有关脑部血管损伤的记录”，很可能威尔逊在患病期间被此影响，导致其外交能力发挥失常，没有给美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威尔逊能在正常状态下进行谈判，美国虽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其称霸世界的夙愿，但实现程度可能远远高于实际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上，在美国的干涉下德国可能不会被过度压迫，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会延迟或不存在，战后格局及历史将可能由此改写。

（三）短期内对经济存在冲击

流感期间，剧院、影院等公共娱乐营业场所关门停业，在疫情严重的地方则工厂等劳动力密集的地方也会停业，这间接导致员工的失业与部分生产活动的停滞。出于对流感的恐惧心理，民众上街购物的需求有所下降。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破坏经济系统，故其影响是短期的。而在危机过后，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经济往往存在反弹的情况，一些产业会因之前的需求被抑制而出现短暂扩张。因此流感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暂的。

（四）推动医护与公共卫生政策的转变

一战爆发前，以霍普金斯、刘易斯等为代表的科学家预见到流行性疾病的出现，并有所准备，在流感中构建并完善相应的知识体系，促进美国的医学在已有的基础医学基础上逐渐发展为现代医学。

流感期间，医护的工作区别与性别固化比较明显，医疗从业者一般为男性，护理工作者一般为女性。由于病原等有关疾病的问题还尚未明确，缺乏专门的药剂或疫苗，医生的作用是有限的，相对之下人们也更容易对这一职业产生失望心理。甚至由于医生无法有效地控制疾病，舆论出现了批判的声音。

而负责看护病人的护士则可以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更有效地帮助到患者，减轻患者的痛苦。这种更加实际的效果使这一群体更易获得认可与支持。医生的权威被质疑后，女性价值的抬升与女性意识的发展在护士这个行业中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如此，传统医护部门固有的男女角色分配依旧未被打破。

1918年流感显示了部分人对医学盲目自信而错失控制流感扩散机会，也暴露了公共服務机构在战争情况下缺乏正确应急措施与应急系统的不足。但它也使国家开始介入公共卫生问题，通过国家力量，使用立法等手段形成了一套预防流感的措施，促进了公共卫生的改善与发展。虽然存在反对与嘲笑的声音，但通过非药物干预措施，人们逐渐接受现代生物医学的原则，逐渐自觉地培养了一些卫生的行为，如戴口罩、反对吐痰等。

诚然，政府在应对流感中存在问题：行政管理部门曾做出错误的决策，以致间接推动流感范围的扩大：为更好地应对一战，流感前期隐瞒疫情的行为本是为了减少恐慌，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民众面对不同寻常的流感时由于难以及时了解真正情况，反而更易滋生恐惧心理。过于维持稳定与完全曝光是两种极端，偏向于任何一边都可能会间接或直接地造成社会恐慌，但实现在二者中平衡又是相当困难的；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以美国远征军和费城的医院为例，美国远征军的医疗设备不曾短缺，床位过剩，相对其他医院来说掌握了充足乃至不必要的医疗资源，而费城的医院许多医生都分派到军队，导致医院人手不足；流感期间，原则上是采取隔离措施，减少游行与集会等人员密集活动，但为鼓舞士气等因素，也存在鼓励或间接推动群众上街游行的情况。1918年10月，美国曾向全国发行总计600万美元的公债，推动了民众集会。

美国人员流动率相对较高，除战争的特殊情况外，在日常生活中，部分地方与场所人员密集为常态，仍然对流感的传播有促进作用。美国的郊区城市化始于1920年，二战后郊区城市化过程加快，其基本进程延续至今。建立在交通系统发展基础上的郊区城市化的推广，不仅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还是控制疾病传播、减少人口高密度地区传染病传播速度与范围的手段。

（五）对民众心理的复杂影响

民众在流感期间对这场瘟疫表现出了明显的恐惧心理。流感爆发之初，官方机构对医学的盲目自信对民众产生了导向作用，其隐瞒疫情的行为使人们轻视了流感所带来灾难性后果。疫情状况曝光后，特殊的症状与死亡令民众恐惧的心理便被激发出来，政府隐瞒疫情的行为也使一部分民众对政府感到失望。护士不足、缺乏志愿者令病人陷入惶恐之中，而一些护士因巨大的工作量而不支，一些死于流感，一些由于对流感的恐惧根本不敢接近患者。志愿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最后甚至出现了患者将护士阻拦、不肯放护士离开的极端情况。此外还有人谣传流感实际是德国制造的细菌战来进行煽动，公众要求公共卫生部实验室调查发动细菌战的可能媒介。

一些文学作品反映了流感时期的状况，如《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等。实际上，1918年大流感结束之后，美国社会对其关注度并不高，在亲身经历者之后，很多人甚至不知道1918年大流感的存在。就连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中对流感提及得也很少。一方面，是由于一战牵制了人们大部分注意力，并且有人认为流感是一战的一部分。美国宣战后，为了战争，威尔逊将政府精神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创建了强大的官僚工具与广泛的宣传机器、国内间谍网和债券发行机器，接管了广泛的权力。1918年，联邦政府的权利扩张到顶点，政府扩大征军范围，并加大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发布的消息中以鼓舞士气居多，这就容易使民众忽略掉流感，更加关心战争。

另一方面，流感本身传染特性总体来说没有严重的变化，可迅速地传染，致死快但康复也较快，相对其他死亡率更高的疾病并不明显，加之一些康复患者体内会增加抗体而降低感染率，故在流感潮過去后人们对流感的重视度会逐渐降低。可见，流感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最直接地表现在流感期间。相比于人们印象深刻的疾病，“西班牙流感比美国人所知的以前的疾病有更大的冲击力，并影响了更大的范围，但这种比较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类型上的。”但流感对人们造成间接的心理影响依旧存在。流感与不稳定情绪之间的联系并未完全明确，但根据当时多国研究记录中可以发现，流感期间以及流感康复期中存在精神错乱、精神疾病等现象。流感期间，人们在恐惧心理之下人际关系逐渐单薄、冷漠，但同时丧亲丧偶的痛苦也是深刻的。流感造成了不断堆积却又无法及时全部处理的大量的遗体，“人们内心的恐惧使他们畏首畏尾……人们不像平时那样有善心，会在别人生病的时候施以援手，那时他们只顾着自己。那真是一个被恐惧击垮的年代”，这成为人们心中的阴影之一。流感的出现使20世纪初期人们对医学的盲目自信转变为失望，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

四、结语

1918年大流感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世界性的传染性瘟疫，它对美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削减大量劳动力、影响美国政局及其全球战略、短期内冲击经济、推动医护与公共卫生政策的转变与对民众心理的复杂影响等。事实上，在历史中曾直接或间接地产生重大影响却缺乏关注乃至被忽略的重大瘟疫并非只有1918年大流感。适当地对这一类历史事件进行研究，不仅仅是医学研究发展的需要，也是在面对突发传染病流行时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措施的借鉴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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