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 李修建

摘要：四十年来，中国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美学通史研究最为可观，形成了美学思想史、审美范畴史、审美文化史、审美意识史等不同的写作范式。中国审美范畴研究最能体现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众多成果对于意境、意象等范畴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以此建构中国美学的体系。中国美学史的资料整理亦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若干大部头的美学史资料面世，还有学者提出了美学文献学的主张。近十几年来，新的研究范式浮出地表，生活美学尤其令人瞩目，出现了大量相关成果。此外，天下美学和政治美学也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国内学者的问题意识日益增强，中国美学的纵深研究值得期待。

关键词：美学通史  审美范畴  生活美学  天下观  政治美学

作者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29）。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的。四十年来，中国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审美通史、审美断代史、审美范畴、人物美学、著作美学、专题美学等领域都有相当大的拓展，相关论著不断涌现。为什么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研究是最近四十年才有的？众所周知，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晚清民初由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前辈学者引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一股美学热潮，相关论著甚夥，但多是借鉴欧美或日本的成果，集中于美学原理的引入与美学理论的介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又掀起范围更广、影响更巨的美学大讨论，此次美学热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美的本质展开探讨，形成了主观说、客观说、主客观统一说、客观说与社会说相统一的“四大派”。这次美学热的背景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故而政治意味颇浓。在这两次美学热潮中，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寥寥可数，个别成果涉及了经典人物、文本或范畴的研究。

1978年之后，又一次美学热席卷中国。当此之时，中国社会面临巨大转型，思想界丞需除旧布新，为新时期的到来鸣锣开道。美学又一次肩负重任，承担启蒙的功能。80年代中后期，美学的启蒙功能基本终结，90年代市场经济以来，美学研究步入了本该寂寞的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

尽管前两次美学热中少有中国美学研究的成果，但为80年代的中国美学研究蓄积了多方面的力量。首先，是研究人才的贮备。1949年前就已成名的宗白华、邓以蛰等，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脱颖而出的李泽厚，崭露头角的周来祥、蒋孔阳、叶朗等一批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生的学者，成为8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主力。其次，是研究范式的借鉴。在这两次美学热潮中，出现了大量美学原理著作，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亦写作于60年代，這些著作，多方面地吸收了西方美学或苏联美学的对象、概念、框架、体系与观念。而中国美学的研究，无论古今还是中外，并无既有成果借鉴，所以多从这些著作中寻求支持。

而80年代的美学热，又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第一，为此后的中国美学研究储备了众多人才，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都广泛招收美学研究生，这些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生，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美学研究的主导力量。第二，美学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学的泛化，美学成为一个大筐，举凡服装、医学、体育、旅游、人体等，都贯以美学之名，各种文学与艺术门类更是如此，所以，中国美学研究，同样溢出了美学界的范围，遍布音乐、书法、绘画、戏曲等诸多领域。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集中于美学界的研究情况，对四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做一梳理和评述。

一、中国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 [见英文版第42页，下同]

首先，还是从历时性上，对中国美学研究作一简要回顾。

1978年之后，第一部中国美学的研究著作当为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评述》（1979年）。该书以“美”为核心，对先秦诸子有关“美”的言论进行了梳理与评析，方法论上仍以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史观展开叙述。由于范式陈旧，本书影响不大。1981年，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两部著作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引起广泛关注。前书是一部论文集，收录宗白华在1949年前后写的美学文章22篇，其中涉及中国美学的文章9篇，如《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这些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却言约旨远，提出了大量重要观点，对此后的中国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美的历程》以雄浑阔大的视野，精妙洗练的笔触，围绕着美的结晶——文学与艺术，从远古以迄明清，历数传统中国审美趣味、艺术风格及其文化精神的变迁。李泽厚以实践论和“积淀说”统摄全书，处理得相当高明，使此书颇富理论深度，更兼其对材料的运用自如，文笔凝练优美，极具可读性，至今仍为畅销书。更由于李泽厚在80年代思想界的崇高地位，此书在整个知识界产生极大反响，成为美学热潮的强大助推剂。可以说，这两本书客观上大大地推动了此后的中国美学研究。

现在看来，80年代的中国美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起步期和奠基期，同时也是一个爆发期和兴盛期，相关论著不断涌现，学术活动日渐增多。据统计，1979年至1987年间，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大约发表了近500篇研究论文。更为突出的是有20多部研究专著相继出版”。大部头的美学史著作，如李泽厚和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先秦卷、魏晋南北朝卷）（1984年、1987年）、林同华的《中国美学史资料论集》（1984年）、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年）、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1987—1989年）、郑钦镛和李翔德的《中国美学史话》（1987年）等。再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在80年代推出的“文艺美学丛书”，里面有多部中国美学的著作，如宗白华的《艺境》、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袁济喜的《六朝美学》、竺原仲二的《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等，皆有较大影响。资料汇编方面，1980年，由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册）出版，该书第一次对中国古典美学资源进行了系统整理。他如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1988年）。江苏省美学会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1988—1990年），分“书法美学卷”和“文学美学卷”。这些资料，是对中国美学文献的初步整理，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的重心转移，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被挤向边缘，美学研究迅速消退，由“美学热”一变为“美学冷”。尽管许多研究者转向了其他领域，美学研究队伍也已不似以往庞大且主要集中于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等专业，但美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正如前文所说，80年代美学热的后果之一便是美学的泛化。美学的泛化实则利弊兼具，论其好处，或有数端。其一，学界（甚或普通知识分子）受80年代美学热的熏习，仍在关注美学界的动向和成果，仍有众多学者投身其中;其二，众多相关学科，会拉上美学的大旗，作为其研究方向之一，最典型的是文学、音乐、书法、绘画、园林等各个艺术门类，其余还包括旅游、服装、体育、医学、营销等领域。中国古代各艺术门类的美学研究，尽管其研究者未必是美学出身，往往学科背景多元，但无疑丰富并深化了对中国美学的研究。

由此，90年代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在此前的基础上，得以继续推进，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据统计，1989年至2003年间，共出版美学史类著作66种，其中1994年至1998年间有25种，1999至2003年间有32种。而在1997至2007年十年间，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成果（包括出版著作及硕博论文）更趋丰硕，此间共有相关论著422部，包括艺术美学的142部、史的研究47部、人物研究39部等。2008年以来的10年间，受项目制及论文考核制度的推动，中国美学研究成果较之前有增无减。仅以通史类而论，就有10余部之多，其中不乏多卷本大部头的著作。如曾祖荫的《中国古典美学》（2008年）、王文生的《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祁志祥的《中国美学通史》（3卷，2008年）、王振复的《中国美学史新著》（2009年）、胡健的《中国审美意识简史》（2013年）、叶朗主编的《中国美学通史》（8卷，2014年）、陈莉的《中国审美文化简史》（2014年）、张法主编的《中国美学史》（2015年）、张法主编的《中国美学经典》（7卷，2017年）、朱志荣主编的《中国审美意识通史》（8卷，2017年）等，此外，李翔德、郑钦镛的《中国美学史话》，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4卷）和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11卷）亦在这一期间再版。

整体来说，四十年的中国美学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或趋势：第一，面的拓展。除了中国美学通史研究成果丰硕，其他如断代史研究、审美范畴研究、美学文本研究、审美观念研究、门类美学研究、美学资料编撰、美学工具书等领域也全面开花，多有论著面世。以往不被关注到的诸多领域，渐被挖掘，成果渐多。第二，量的累积。由集体完成的丛书或著作越来越多，不乏体量巨大者，如蔡鐘翔、邓光东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出版了20种;八卷本或更多卷本的美学通史，已有数部;个人完成的多卷本通史，亦有多部。第三，研究范式逐渐更新。中国美学研究，尤其是美学史的研究，随着美学观、历史观以及对美的认知的变化，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等问题也会发生变化，因之，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这些范式，有的被新范式取而代之，有的数种并存，有的正在涌现，体现出研究的多元趋向。第四，问题意识逐渐增强。研究者日益认识到，和西方美学以及其他文化中的美学相比，中国美学有着独特性和复杂性。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一方面需要西方美学的比较视野，另一方面更需要潜入历史的深处，把握中国美学与中国哲学、政治、经济、文艺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勾连与互动。

下面几个部分，就中国美学研究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或热点展开论述。

二、中国美学史的既有写作范式 [43]

中国美学史是中国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究其根由：一是中国历来有著史传统，写史似成为学人治学之必需;二是学科建设之必要，中国的每一人文学科，皆有史有论，形成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美学的学科设置，有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和西方美学史，中国美学史是必需。因此，自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李泽厚和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卷）、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发其端，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层出不穷，迄今至少已有40余部。

相比美学原理和西方美学史，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并不容易。前二者要么有西方学界或苏联学界的成书可以借鉴，要么其研究对象相对固定，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由中宣部主导的教材建设中，王朝闻领衔的《美学原理》和朱光潜独著的《西方美学史》很快成书，而宗白华主持的《中国美学史》却最终没能写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古代典籍着实太多，经史子集汗牛充栋，中国美学史的资料也就极其庞杂，不成体系，散见于思想性著作、文艺理论、诗话之类著作、文人笔记、序跋等作品之中，单单是整理资料，工作量就极为浩大。二是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固定，对美的不同理解，不同的美学观，不同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甚至不同的中国观，决定了对研究对象的取舍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偏重于美学思想，有的聚焦于审美意识，有的集中于审美范畴，有的着眼于审美文化，有的关注于审美风尚，由此，也就形成了美学思想史、审美意识史、审美范畴史、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等写作路径和写作范式。

张法以“神”“骨”“肉”三个范畴对中国美学史的写作范式进行了概括：一是写“肉”型，以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和敏泽的《中国美学史》为代表，强调一种完整的整体，列出各时代，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人物的主要著作，主要著作中的主要思想;二是写“骨”型，以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和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为代表，强调范畴、命题与历史发展的统一;三是写“神”型，以李泽厚《华夏美学》为代表，突出观念和思想发生、发展、转折、演变，呈现历史的大线。刘悦笛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形成了两种“基本范式”：一种是狭义上的美学研究范式，又分成了两种“亚类型”，一类是按照“思想史”的写法来写作的，另一类则是按照“范畴史”的写法来写作的;另一种则是广义上的“大美学”或“泛文化”研究范式。黄柏青则区分出了四种范式：审美理论美学史、审美文化美学史、审美风尚美学史、审美意识美学史。比较来看，刘悦笛所指的“思想史”的写作基本对应了张法的写“肉”型，“范畴史”写法对应了张法的写“骨”型，而“泛文化”的写法对应了黄柏青所说的审美文化美学史和审美风尚美学史。这里将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概括为思想史、范畴史、文化史和意识史四种类型，并选取典型著作进行论述。

（一）美学思想史写法 [43]

李泽厚与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是首部贯以“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完成了先秦卷和魏晋南北朝卷，分别出版于1984年和1987年。全书由刘纲纪主笔，基本贯彻了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该书的写作思路，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自觉地摒弃了阶级论的斗争史观，即施昌东的《先秦美学思想研究》和《汉代美学思想研究》所秉持的研究模式;二是遵循了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观，李泽厚认为美源于物质生产实践，每个历史时期的审美意识最终决定于这一时代的物质生产状况，不过他并没有将二者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而是认识到二者之间有着曲折复杂的关系;三是根据李泽厚的美学观划定了研究范围，该书认为，美学“主要是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着重分析人类审美意识活动的特征及其历史发展在艺术中的表现，分析有关美的各种规律性的东西在艺术中的表现。”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这三大部分，是美学原理涉及的主要对象，该书将其移用到了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之中，这也成为当时众多中国美学史著作的共识;四是框定了研究对象，该书认为，中国美学史主要以历代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文艺理论批评家著作中所发表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言论为研究对象。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看到，先秦美学以哲学家为主体，该书论及了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屈原、韩非等人物的美学思想，著作类选取了《周易》和《乐记》，分析了其中的美学思想;两汉同样以人物居多，包括哲学家董仲舒、王充，史学家司马迁和文学家扬雄，此外还涉及了《淮南鸿烈》、汉赋理论、《毛诗序》以及汉代书法理论中的美学思想;魏晋南北朝的美学思想非常丰富，《中国美学史》分上、下两册，共二十章进行讲述。诗、书、画、音乐等理论著作的美学思想用了十二章的篇幅，此外还有哲学思潮及哲学著作中的美学思想。此书写到魏晋南北朝没能继续下去。可以想见，以这种思路写下去，越往后纳入的资料就越多，尤其是明清两朝，张法以写“肉”型名之，很是形象。

该书还有几个需要提及之处，一是征引资料丰富，让人见识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渊深博大，对于后来者书写中国美学史提供了借鉴，树立了信心。二是提出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六大基本特征：第一，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第二，强调情与理的统一;第三，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第四，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第五，富于古代人道主义的精神;第六，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突出了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三是提出了中国美学的四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对后世的研究亦颇有影响。

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3卷，齐鲁书社，1987—1989年）同样是思想史写作的一个典范。对于美学的研究对象，敏泽提出：“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研究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审美意识、观念、审美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发展的历史。”该书与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及写作思路很是相近，在主要人物及文艺理论著作的选取上，二者相差不多，甚或所论述的点亦有相似之处。当然，该书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体系宏大，敏泽以一人之力，完成三大卷的写作，其时代上追原始时期，下迄现代，涉猎之广，令人称敬。二是运用考古学的文献资料，考察了史前时期的审美意识。该书根据出土的文物（如青铜器）及相关文献资料，探究了原始时期与商周时期审美意识的萌芽，拓展了中国美学史的视野，为其后的美学史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三是注重在文化大背景下阐述美学思想的生成和演变。四是注重对重要美学范畴和命题的阐释。

此外，像林同华的《中国美学史论集》（1984年），周来祥主编的《中国美学主潮》（1992年），张涵、史鸿文的《中华美学史》（1995年），殷杰的《中华美学发展论略》（1995年），王向峰的《中国美学论稿》（1996年），祁志祥的《中国美学通史》（2008年），于民的《中国美学思想史》（2010年），叶朗主编的《中国美学通史》（8卷，2014年）等，都可视为思想史写法的著作。其中，叶朗主编的《中国美学通史》最为晚出，体量最大，同样贯穿了类似的写作思路。

（二）审美范畴史写法 [44]

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年）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美学通史，围绕审美范畴建构而成，成为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写作范式。

叶朗提出：“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因此，我们写中国美学史，应该着重研究每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叶朗将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史分成两个系列：一个是形象的系列，即文学艺术;一个是范畴的系列，如“道”“气”“象”“妙”“风骨”等。他认为研究形象系列的是文学史和艺术史，研究范畴系列的是美学史，二者的交叉是艺术批评史，不能将美学史和审美意识史等同起来，审美意识史等于美学史加上各门艺术史。如此一来，就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书中提出了诸多不乏创见性的观点：第一，提出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叶朗指出：“老子提出的一系列范疇，如‘道‘气‘象‘有‘无‘虚‘实‘味‘妙‘虚静‘玄鉴‘自然等等，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客体、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和艺术生命的一系列特殊看法，中国古典美学关于‘澄怀味象（‘澄怀观道）的理论，中国古典美学关于‘气韵生动的理论，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境生于象外的理论，中国古典美学关于‘虚实结合的原则，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味和‘妙的理论，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平淡和‘朴拙的理论，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等等，它们的思想发源地，就是老子哲学和老子美学。”对于老子美学给予高度肯定。第二，提出“意象说”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精神，并将意象视为艺术的本体，将之作为全书的一个核心范畴。第三，对“意境”范畴的产生、美学内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叶朗通过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分析指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清楚地表明了‘意境的美学本质，表明了意境说和老子美学（以及庄子美学）的血缘关系。‘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的‘境，也就是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气）。这就是‘意境的美学本质。”第四，对明清小说美学、戏剧美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李贽哲学是明清小说美学的灵魂，依据大量史料，对明清小说评点中涉及的小说的真实性、典型人物的塑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1994年）同样是以重要范畴和命题来架构中国美学史的理论著作。它的研究对象和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类似，即重要哲学家和文艺理论著作中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该书提出，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由“意象”为基本范畴的审美本体论系统，以“味”为核心范畴的审美体验论系统，和以“妙”为主要范畴的审美品评论系统以及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创作理论系统构成的。显然，作者提出的这四个方面，可以对应于美学原理的三大块：美的本质（审美本体）、美感（审美体验和审美品评）和艺术。由此可知，陈望衡的写作思路同样接近于李泽厚、刘纲纪和敏泽等人，不同的是他写的是审美范畴史，他是以审美范畴和命题来建构中国美学。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范畴和命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和梳理，体系庞大，骨节清晰。第二，对主要哲学思潮影响下的美学观点进行了较为详尽地论述，如儒道美学、玄学与美学、禅宗美学、宋代理学与朴学、明代心学与美学、清代朴学与美学。第三，对历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思想与美学命题进行了探讨，如元明美学部分，涉猎了元代戏曲美学、诗画美学、明代戏曲美学、明代小说美学、明代绘画园林美学等，内容丰富。

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3卷，2006年）是第一部明确以“范畴史”为名的中国美学史著作。全书以“气、道、象”三个基本范畴相贯穿，王振复提出：“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气、道、象所构成的动态三维人文结构，由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与艺术学意义上的‘象所构成。这三者，作为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本原、主干与基本范畴，各自构成范畴群落且相互渗透，共同构建中国美学范畴的历史、人文大厦。”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了“还原历史”“回到文本”，坚持“历史优先”的治学原则。“不是将具有历史与人文之具体性、现实性的范畴简单地、人为地裁剪为逻辑问题，而是相反，须把范畴的逻辑问题，拿到一定的历史‘语境（context，亦可译为‘文脉）中去求得解决。”这种回到历史的研究方法值得关注。

王文生的《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上、下册，2008年）是较有特点的一部著作，该书将“情味”这一范畴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地考察。该书主要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考察情味论的形成和发展，二是分析宋代以后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情味。他以抒情文学为研究对象，对于情味这一较少受到学界关注的美学范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但他将司空图视为“中国美学的奠基者”，将《沧浪诗话》视为“中国美学的里程碑”，这些观点却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此外，郁沅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1986年）、潘运告的《从老子到王国维——美的神游》（1991年）、徐林祥的《中国美学初步》（2001年）等书，皆可纳入范畴史的范式之中。

（三）审美文化史写法 [45]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展，以影视、流行音乐为主的大众文化勃兴，西方传入的大众文化研究蔚成风潮，受此影响，美学界对审美文化颇为关注，不少学者开始从审美文化的角度书写中国美学史，从而形成了审美文化史的写作范式。其典型代表有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4卷本，2000年）和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11卷，2000年），以及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6卷，2007年）。

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目前已经多次再版，不断重印。该书的绪论部分介绍了审美文化史的写作思路。陈炎认为，审美文化史处于“道”“器”之间，在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和形而下的审美物态史之间寻找平衡。他提到：“在本书中，我们会面对琳琅满目的审美物象：从生活到艺术，从纯艺术到泛艺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切重要的审美活动，都可能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但是，本书既不探究这些审美活动的艺术技巧，也不进行过于专业的文本分析，而是要透过这些现象来理解不同时代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并进而扩大我们的审美视野，丰富我们的审美素养，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

显然，相比审美思想史，审美文化史的研究材料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以艺术形态存在的大量物态审美对象进入了美学史的视野。陈炎认为“审美文化史”的出现标志着美学史研究形态的真正成熟。这确实是一种迥异于美学思想史和美学范畴史的新思路，是对中国美学史研究方法的重要革新。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审美文化史具有几个特点：第一，扩大了美学研究的范围，丰富了美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第二，对于美学理论建树不多的时期，如远古、汉代、唐代等时期，这一视角尤能见出其长处;第三，由于研究对象以文学艺术以及器物为主，以描述和解释为研究方法，行文显得简易生动，易于为人接受，客观上能够增进人们对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的理解。其缺点亦很明显，就是在所谓的“道”“器”之间的拿捏上，往往不易掌握，很多章节容易写成艺术赏析，对于具体的文艺描述过多，却忽略了中国美学史上一些重要的理论。

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一套六本，他对审美文化的理解与陈炎有所不同。周来祥认为，审美文化的研究范围包括五大内容：一是历代重要的美学家、美学著作的美学思想;二是各種类型的文学艺术现象;三是人类生产、生活等物质性文化中包含审美因素的文化;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节庆文化、风尚习俗文化中的审美情趣;五是富有审美性的典章制度和伦理政治等其他人类文化。总体看来，《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兼顾了美学思想与审美实践，将道与器结合在了一起。

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与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同时出版于2000年，两书常常会被相提并论。从一种大文化的视野来看，审美风尚史同样可以纳入审美文化史的范围，不过相比陈炎的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象有所侧重。许明将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他认为审美风尚的核心在行为文化层：“风尚是由习俗、礼俗、风俗构成的。一种俗文化行为构成‘风尚，就意味着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倾向性，成为一种时尚。所以，由审美的、艺术的、情趣的习俗构成了行为文化层的审美层面。”基于此，审美风尚的研究与民俗学研究关联紧密，可以称之为审美的民俗学研究。鉴于审美风尚研究的交叉性，作者将审美风尚的研究范围确定为这样四个层次：“第一，作为行为文化的习俗、风俗以及相关的民间艺术;第二，作为物质文化层面的建筑、雕刻、服饰、装饰等物质艺术;第三，作为精神文化层面的雅文化、雅艺术，诗歌、小说、绘画、戏曲、音乐等，第四，作为一个时代审美精神的理论代言的美学理论。”这四个层次与周来祥所确定的审美文化的研究范围很是接近，不过行为文化层的内容是其关注重点。

在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上，许明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布氏的《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写作以事件与人物为主线的方法，以一种整体的历史视野，将历史画卷多层次地、形象地、多角度地展示了出来。这种新史学的写作方式给作者以很大启发。在各卷的书写中，作者以总体历史观为出发点，以“博物馆的展览室”的“陈列式”叙事方式展开了研究。各卷写作体例并不完全一致，各卷的写作，或以风俗与文艺的描述为主，或以理论分析为主，由于每个时代的情形各有其独特性，自然也难求一律。总起来看，该套丛书体现了中国美学史的一种新写法。

此外，张法的《中国美学史》虽然更多探讨的是美学思想，但明显具有文化美学的意味。张法在《美学导论》一书中很好地阐述了他的美学观，他明确提出美是文化性的，主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美，由是他的美学观可以称之为“文化美学”。这种美学观体现在他的《中国美学史》中，一是注重对每个时代文化背景的揭橥，二是以文化整体的视角理解中国传统美学。

（四）审美意识史写法 [46]

审美意识是美学原理中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一般将其视为美感。审美意识史的写法并不是一种新提法，以上所说的思想史、范畴史甚或文化史，都可以视为宽泛的审美意识史。四十年来，不乏以审美意识命名的美学史，近年来，有两部著作比较突出，一是朱志荣主编的《中国审美意识通史》（2017年），二是陈望衡的《文明前的“文明”：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2017年）。

《中国审美意识通史》从史前写至清代，共8卷，作为国内第一部以“审美意识”为名的通史，该书实际上贯彻了宗白华和李泽厚等前辈的观念，宗白华曾提倡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李泽厚亦指出广义上的美学史研究包括对表现在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中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考察。朱志荣在“总绪论”中指出，审美意识是感性地存活在脑海中的，是体现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的审美经验，是美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源泉。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采用由器而道的方式，注重从具体文物遗存、艺术作品和日常生活出发，对其艺术形式进行描述、概括、总结，发现其中的审美规律。于是，从史前的陶器、玉器、岩画，商周的青铜器，再往后的文学、绘画、书法、音乐、舞蹈，乃至园林、建筑、工艺、家具等，都纳入了研究视野。在具体研究中，提倡多学科交融，举凡艺术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尽量吸取，为我所用，体现了美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这套书对于从器物、艺术作品等形而下的角度书写中国美学史，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当然，其中亦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问题，比如，由于作者多人，写作体例难以做到真正统一，这也是所有成于众手的通史类著作都面临的问题。再如，形而下的器物与作品中呈现出的审美意识如何与形而上的思想观念中的审美意识进行融通互动，有时会顾此失彼。

陈望衡的《文明前的“文明”：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2017年）关注的是史前，他以史前考古器物和有关神话传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文明开始（夏代）时期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状况。史料较为丰赡，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结论，如认为审美意识是人类意识之母，人性的觉醒与审美的觉醒是史前文化的主题，中华文明孕育于史前审美之中等。

三、中国美学范畴研究 [46]

审美范畴是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学原理中的审美范畴，主要包括美（优美、壮美）、悲（崇高、悲剧）、喜（喜剧、滑稽、丑）三大类。显然，这三种审美范畴是以西方美学史为基础概括出的，它们并不符合中国美学的实际。如同中国哲学一样，中国美学有独特的范畴体系，这些范畴数量众多，语义模糊，灵活多元，融通交汇，相互勾连，构成中国美学的独特景观。

王国维是美学范畴研究的先行者，他结合西方的优美、宏壮等范畴，以叔本华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并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说，他还提出“古雅”的范畴。崇高、刚柔、雅俗、意境、虛实、风骨等范畴，在20世纪20—60年代得到了初步探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人更为自觉地对中国美学范畴进行研究。周扬在1981年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体系，清理美学遗产的建议，他指出：“在美学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范畴、概念和思想，比如兴、文与道、形神、意境、情景、韵味、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等等。我们应该对这些范畴、概念和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周扬的建议无疑得到了积极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迄今，对中国美学范畴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范畴为核心，建构中国美学史。这一类成果以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为代表，前面已经述及。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和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皆是如此。

二是专论中国美学范畴整体，有的试图形成一套美学体系。这方面的著作在八九十年代非常之多。如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1986年）探讨了六个美学范畴：情理、形神、虚实、言意、意境、体性。书中探讨了每个范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论述了其美学特征。皮朝纲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1986年）上编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重要范畴”，探讨了味（审美观照及体验）、悟、兴会、意象、神思、虚静、气、味（审美特征）和意境等审美范畴，论述了它们的基本含义、构成因素、基本特征等。韩林德在《境生象外：华夏审美与艺术特征考察》（1995年）中认为意境是华夏美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他提出华夏美学的主要范畴、命题和论说有：言志说、缘情说、比兴说、言意论、情理论、形神论、虚实论、气韵生动论、意象、意境、境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逸、神、妙、能。张晧的《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1996年）探讨了中国美学史上的二十个美学范畴，并将其分为三组：人、气、道、心、感、美，属于为本原范畴;意、象、情、景、势、境，属于体用范畴;兴、游、味、韵、和、悟、神，主要指艺法与品格范畴。吴登云的《中国古代审美学》（2009年）提出“中和”“意象”“情性”是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三个基本审美范畴，并以此构成了三大范畴体系：以“中和”为核心范畴的社会审美学;以“意象”为核心范畴的艺术审美学;以“情性”为核心范畴的生命审美学。吴中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范畴卷，2003年）提取出了十个重要范畴：道、气、和、象、自然、风骨、意境、神韵、格调和性灵。朱良志的《中国美学十五讲》（2006年）探讨了五个范畴：境界、和谐、妙悟、形神和养气。

三是以辞典的形式搜罗中国美学范畴，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1995年）是代表著作。全书共收集美学范畴近500条，成复旺指出，应该将中国美学范畴放到整个中国古代美学与文化的思想体系之中进行理解，这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研究者的一个共识。他将中国美学范畴体系分成五个系列，一是神、气、韵、味以及意象、意境等范畴，它们是中国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其共同特征是主客统一;二是心、性、情、意、志、趣以及由之派生的兴趣、意兴、性灵等，指称主体心灵，属于“心”的范畴系列;三是形、质、象、景、境、天、道，属于“物”的范畴系列;四是观、游、体、品、悟、感、兴等，指的是心物关系的范畴，具有投入式和非逻辑性的特点;五是如阳刚、阴柔、和、自然等美的形态的范畴。这五个系列构成了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主干：以“心”代表审美主体的范畴系列，以“物”代表审美客体的范畴系列，以“感”代表主客体审美关系的范畴系列，以心物、天人之“合”的“合”代表美的范畴系列，以“品格”的“品”代表美的形态的范畴系列。释文主要阐明了每个范畴的基本内涵、产生及演变过程等。

四是对独立的审美范畴进行研究。规模最大、最具影响的，当为蔡钟翔、邓光东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该套丛书出版2辑20种：2001年第1版（第1辑）;2005—2006年第1版（第2辑），2009年第2版，2017年第3版。第1辑包括：蔡钟翔的《美在自然》、陈良运的《文质彬彬》、袁济喜的《和：审美理想之维》、涂光社的《原创在气》和《因动成势》、汪涌豪的《风骨的意味》、袁济喜的《兴：艺术生命的激活》、胡雪冈的《意象范畴的流变》、古风的《意境探微》、曹顺庆和王南的《雄浑与沉郁》。第2辑包括：陈良运的《美的考察》、胡家祥的《志情理：艺术的基元》、刘文忠的《正变·通变·新变》、郁沅的《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张晶的《神思：艺术的精灵》、朱良志的《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张方的《虚实掩映之间》、韩经太的《清谈美论辨析》、曹顺庆和李天道的《雅论与雅俗之辩》、陶礼天的《意味说》。该套丛书的写作思路虽不尽相同，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广泛征引资料的基础上，对所涉范畴的历史，范畴的审美内涵及其在文艺理论中的体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近年来，还出版了大量审美范畴的研究之作，这些著作更多涉及独立审美范畴的研究，如中和、丑怪、自然、道、真、寄、逸等。还有的著作拓展到了与其他文化中相关审美范畴的比较，如周建萍的《中日古典审美范畴比较研究》，涉及物感与物哀、神韵与幽玄、趣与寂三组范畴的比较，这类研究可以探测中日美学及文化的差异性及相通性。

四、中国美学史的资料整理 [48]

西方美学史是由一系列美学家及其著作连缀而成的，体系性强，清晰可辨。中国美学史却大异其趣，中国古代“有美无学”，资料庞杂而分散，专业研究者往往偏于某一时期或某一人物，难以面面俱到，初入门径者更觉茫然无绪。因此，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编选便非常重要。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1980—1981年），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本为配合宗白华主编的《中国美学史》教材而编写。上册由先秦至五代，下册由宋至清末。选取历代思想家、文艺理论著作中关于美、美感和艺术创作的言论，篇幅所限，多为只言片语。本书体例处理较好，每篇文字之前附有题解，对思想家或著作的美学思想做一简要概括，每段文字都加上小标题，便于阅读及把握。作为第一部中国美学史资料汇总，本书沿袭美学原理的框架，找寻历代文献关于美、审美心理以及艺术创作的文字，对于80年代以来的美学研究有很好的助力，当时的美学原理教材以及相关美学著作，所引用的中国美学史文献多出自该书。

1988年，由文艺美学的倡导者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三卷）出版。本书分为三编，不是以朝代为序，而是围绕作品、创作和鉴赏三个话题组织而成，这是其特色之一。第二個特色是，该书以审美范畴为线索，第一编“作品”，相关的范畴列举了14个：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气韵、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意境（境界）、动静、中和、比兴;第二编“创作”选了11个范畴：感物、感兴、愤书、情理、神思、凝虑、虚静、养气、立身、积学、法度;第三编“鉴赏”涉及的范畴有4个：兴会、体味、教化、意趣。这是以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中的作家、作品和欣赏三个方面建构而成的体系，针对性强，资料丰富，于此可窥见中国古典艺术的深厚积淀。此书在当时亦产生了很大影响，于2009年由凤凰出版社再版。

叶朗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2003年），共10卷19册，从先秦至清代，是迄今体量最大的一套资料选。本书由全国150名学者集体编选而成，基本围绕哲学与文艺理论两大块内容，文艺理论又涉及绘画、书法、音乐、舞蹈、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园林、建筑、工艺、服饰、民俗等，内容较为丰富。各卷的文本编排，是依作者排列，同一作者的不同文本罗列一起，不同作者按生年先后为序，对原文有大量注释。诚如叶朗所说：“对中国美学的整理，实际上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从目前中国美学研究的情况看，大量的中国美学原始资料还处在尘封之中，没有被利用。要有效利用这些资料，首先是要发掘。”之前没有引起注意的诸多文本，被《文库》选编在内，除了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还收入了大量序跋、书札和游记等，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性。

近年新出的美学资料是由张法主编的《中国美学经典》（2017年），共7卷10册，代表了中国美学资料编撰的最新成果。此书之新，在于以新的中国美学观统摄全书。张法提出，新的美学资料选，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互动：其一，中国型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是如何关联到美学思想并与之进行互动的。其二，中国型的制度文化是如何关联到美学思想并与之进行互动的。其三，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各个朝代有自身特点的生活形态是如何关联到美学思想并与之进行互动的。其四，中国古代的天下观里华夏的主流文化和四夷的边疆文化，以及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是如何关联到美学思想并与之互动的。由此，本套资料选以哲学美学—宗教美学、文艺美学、天下美学—制度美学和生活美学—工艺美学四块内容为框架，对中国历代美学资料进行了重新梳理。在此新框架之下，以往诸多并不被纳入中国美学史研究视野或者并没有受到关注的资料被选编进来，更好地呈现出中国美学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在具体写作中，有导读、作者简介、注释等，便于读者把握。

除了以上著作，还有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2003年）、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1990年）等。实际上，中国美学资料太过丰富，任何选本都难以穷形尽相，甚至都很初步，所以这一工作任重道远。有鉴于此，致力于中国美学研究的皮朝纲提出了建立中国美学文献学的提议。他撰写多篇文章，对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学术意义、学科名称、学科性质、学科框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不止于此，他本人身体力行，沉潜《大藏经》《禅宗全书》等典籍中，对禅宗美学资料进行了细腻的挖掘，辑成《丹青妙香叩禅心：禅宗画学著述研究》（2012年）、《墨海禅迹听新声：禅宗书学著述解读》（2013年）、《游戏翰墨见本心：禅宗书画美学著述选释》（2013年）、《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2018年）等著作，对于禅宗美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类工作需要下大功夫，富有学术价值，是值得推举的。

毋庸讳言，中国美学资料选同样存在诸多不足，如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选文是否具权威性和准确性，注释的精当性和必要性又如何，此类问题，在以上选本中或多或少都有存在。不过，由于中国美学史研究远未走向成熟，相关资料的整理无疑是大有必要的。正如古风所述，美学文献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全面梳理传世的历代文献，从中打捞和挖掘被遗漏的美学文献;继续加强地下考古文献的研究和利用;继续加强域外流散文献的收集和利用;继续加强现当代美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这些建议值得重视。

五、作为新范式的生活美学 [49]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学者倡导生活美学的研究，只是其理论基础薄弱，社会氛围不足，在当时应者寥寥。生活美学真正引起关注，是在2005年以后尤其是最近10年。这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中国社会步入了消费社会，中产阶级崛起，消费能力增强，对日常生活投入较大精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人民对美学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第二，西方学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契合了中国的现状，同样在中国学界引发热议，并为中国的生活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对话可能。第三，以康德美学为主导的西方古典美学遭遇理论困境，美学研究需要转向与革新，生活美学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第四，中国古代思想与日常生活不相脱离，中国古代美学即融入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为中国生活美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空间。第五，与以刘悦笛为首的青年学者对生活美学的大力倡导与深入研究密不可分。

近十余年来，中国生活美学研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挖掘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生活论观念，为中国生活美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刘悦笛揭示了儒、释、道中的生活美学面向，他认为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道家之“道”本身就是“生活之路”，“道”始终实实在在地践行于当下的“生活世界”之中，禅宗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是一种审美化的生活。如此一来，为古代生活美学确立了思想根基。

第二，对中国古代生活美学的实践进行了诸多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成果：有的著作较为综合，涉及古代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如刘悦笛、赵强的《无边风月：中国古典生活美学》（2015年），刘悦笛的《中国人的生活美学》（2018年）;有的成果偏重于某一朝代，而魏晋与明清的生活美学是学界研究重点，比如李修建的《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2010年），赵强的《“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2016年），曾婷婷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研究》（2017年），刘玉梅的《李渔生活审美思想研究》（2017年）等。还有一些论著对文震亨《长物志》、袁宏道《瓶史》等文本或酒、茶等元素进行了研究。这些著作或集中于对生活美学诸实践层面的梳理和展现，或偏重于对生活美学观念和范畴的阐发，资料较为丰盈，亦能进入历史深处，显示出颇强的理论性。

尽管生活美学的研究时间不长，问题或许也很多，却为美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风气，它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带来新的可能。张法在对西方数位学者的生活美学理论进行梳理之后认为，新的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美学范式开始浮出水面。刘悦笛和李修建亦指出，生活美学是继中国美学的思想史、范畴史和文化史等写法之后的一种新范式。它带来的是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对象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革新。以生活美学为视角重新书写中国美学史，是完全可能的。

六、问题检讨与新视角的提出 [50]

四十年的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却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各个朝代的研究很不均衡，魏晋美学和晚明美学得到较多研究，而汉代美学、北朝美学、明代前中期美学、清代美学等研究还很不够。第二，佛道美学固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由于二者资料太过庞大，涉及的内容太过丰富杂多，所以整体而言还很薄弱，需要深入研究。第三，以往的研究偏重文人美学，对于宫廷美学和民间美学研究不够。第四，以往的研究偏重诗书画等文人艺术，对于建筑、陶瓷、家具、文玩、日用器物等工艺性的美学类别研究较少。第五，辽金西夏美学、元代美学，以及少数民族美学研究不够。四十年来，学界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边界等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处于探讨与反思之中，近年来，针对中国美学研究中的不足，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视角，或能救偏补弊，催生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天下观美学和政治美学尤其值得注意。

晚清以来的中国，变成了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民族国家，由此诞生的中国美学研究，更多关注作为大传统的汉族文人美学，而对少数民族美学、民间美学多有忽视。实际上，古代中国是一种天下体系，华夏与四夷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长久地处于互动之中。近年来，学界对此认知已多，张法更是多次撰文指出此点，在他看来，中国美学是一个以华夏为核心的华夷一体的美学，华夏美学与四夷美学各有自己的特点，又相互借鉴，华夏美学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核心区的地域文化的美学，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代表中国型的宇宙和天下的美学，正如汉族乃多民族融和的结果，华夏美学中本就内蕴着四夷美学的内容。它所体现的不仅是华夏，而且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天下观的美学。因此，中国美学史不但要呈现作为天下核心的华夏美学，还要体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四夷美学思想，只有这样，华夏具有天下观的美学才显示出自己的内蕴深度。如何在天下观的视野中研究四夷美学，仍是一个有待开启的工作。

新世纪以来，政治美学是国内外新出现的一个议题。它从政治的视角来反思美学，从美学的视角来看待政治，注重政治与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些学者将之作为一个视角，来重新看待中国古典美学。张法、刘成纪、余开亮等学者对此做了开拓，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古典美学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要有天下国家的广阔视野。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愉悦性情，而是具有为政治注入诗意又在理想层面引领政治的双重功能。远古的礼器，先秦的礼乐制度，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按照政治美学的原则建构起来的。政治美学能够为中国美学史研究带来新的角度，能够弥补对周代、汉代、北朝、唐代、清代等美学史研究的薄弱。

此外，身体美学亦构成一个新的视角。能否从政治美学、身体美学等角度重写中国美学史，或者說将其纳入中国美学史的多重书写维度之中，从而建构新的中国美学史，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