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些老外爱在中国闯红灯？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杜绝这种现象不仅要健全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更重要的是营造遵纪守法的大环境。

外籍人士公共场所吸烟被处罚

7月16日晚，深圳第二轮控烟战的第9场督查活动在宝安区打响。在一家东北饺子馆，几位顾客正点燃香烟向外国朋友展示“好客之道”，见到执法人员后发觉情况不妙，立马掐灭了手中的烟。然而这名外籍男子出于语言障碍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仍大大方方地抽烟。

面对镜头，这名外籍男子有些尴尬，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国籍。朋友们起初觉得有趣，还有些“幸灾乐祸”。随后几名顾客对执法工作十分不配合，一名男子情绪激动大喊：“拍什么，你把人家老外吓到了。”

执法人员表明，拍摄过程会尊重个人的隐私，同时这也是调查取证的过程。然而该外籍男子用英语说道：“这非常非常的愚蠢！”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宝安分局福永所执法员李川表示，依据属地原则，外籍人士在中国境内与中国公民平等地适用法律，在中国境内犯法要依照我国法律处理。

执法人员随后对该外籍男子出具了控烟执法文书，并对该外籍男子处以50元的罚款。据悉，这也是深圳市开展控烟督查活动以来，首次对外籍人士作出处罚。

社会法治环境造成人们行为的不同

大部分老外在他们本国其实是守规则的。我们可以推想：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发现“规则”在中国人眼里都是摆在纸面上、口头上的东西，不必太在意。于是，原本潜藏在他们身上的“自由”本性得以解放，而一旦被从规则中“解放”出来，他們就做得更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因为他们尚且掌握不好“守”与“不守”之间的分寸。

比如同样一个人在国外从不闯红灯，在中国见了红灯他敢闯，这就是社会法治环境造成人们行为的不同。

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安顺表示，现在我们有些法律法规没有健全，有的已经落后于形势。尤其在处罚方面，有的没有处罚手段，有的震慑不住违法行为。“比如闯红灯，几年前罚100块钱，威慑力很低。现在北京闯红灯扣6分，罚200块钱。12分就吊销驾照了，这样威慑力就高了。”

营造遵纪守法的大环境

王安顺认为，民众的素质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是靠教育文化，二是靠法治，在法律的框架内形成一种习惯的做法，变成一种文化、一种素质。

2003年非典期间，为遏制随地吐痰，多地出重拳、借助高罚款来约束这一不良行为，先是某地抛弃了“天安门吐痰事件的0.5元罚款标准”，把随地吐痰罚款额度提高到了50元，并收到不错效果；接着上海哄抬“价格”，罚款额度被提高到200元，效果显得更是惊人；再后来一个城市竟开出了随地吐痰千元“天价”罚单，并引起巨大轰动。按道理说，千元罚单应当收到千倍抑制随地吐痰的社会效果，但让人惊异的是，相较于上海等城市，该地随地吐痰者面对如此高额罚单，竟无动于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大出人们意料的情况？其实细想原因也简单：如此“兴师动众”仅仅为了对付一个随地吐痰陋习，是否有点过了？随地吐痰毕竟只是一个不良习惯，设定如此高的成本和代价，结果是使执行变得特别困难，执行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于是，吐痰者依旧，预期的社会效果也彻彻底底地“归了零”。可见，立法是一门科学，单纯倚靠不断提高的违法成本来获取越来越高的社会效益，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

以闯红灯现象为例，我们常常会看到，母亲拉着懵懂儿子的手要闯红灯，儿子会说“不行，老师说了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能闯红灯”。其实这种话，妈妈也听她的老师教导过，只是，社会不良习惯沾染了妈妈，她的好习惯也被侵蚀了，所以，培养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要持之以恒。我们也不难看到，在十字路口司机多半会选择守法，而且无论有没有行人，有没有警察，这一来是电子监管的作用，但不能不说相对于行人，司机受到的教育更多也是重要原因，所以，培养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要做到人人参与。有人说没有养不成的习惯，只是看你养不养。

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学校在进行交通守法教育方面是付出很多心血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们的心血，往往因社会整体交通意识淡薄，而被渐渐稀释了。如果政府部门承接一下责任，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之后，仍然维持遵守交通法规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个热情，把宣传培训工作做得更细、更深，让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成为一种令人称颂、尊敬的美德，那么社会上具有遵守交通法规好习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辐射效应。

（《广州日报》2018.7.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