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刺客很多，但大都是单干户。中国的政府历来不会容许“黑社会”过分坐大，因为那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專门以暗杀为职业的民间团体，在中国很难生存。而刺杀行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保密工作，成功掩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企图。

刺客的诞生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中国的刺客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常常出于政治原因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往往采取比较直接的暴力手段，在最短的时间里让目标人物遭受致命打击。

《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最早的传记体史料，所传人物均生活在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礼乐制度崩溃，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士”阶层发生了明显的流变：一部分审时度势、长于游说的人成为策士；一部分研究学问，教授学生，成为儒生；而另一部分人，文化修养不高，没有钱财，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四分五裂的天下大势使得诸侯纷纷寻求有才之士，为己所用，养士之风蔚然成风，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相结合，刺客便应运而生了。

司马迁的《刺客列传》是第一篇为刺客作传的文学传记，肯定了刺客的“立意”。司马迁笔下的刺客，既坚守“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又带有先秦士阶层的精神。而“查阅二十四史及清史书目，惊奇地发现《史记》之外，再无任何一部史书撰写刺客传记，包括班固的《汉书》。”因此，司马迁《刺客列传》塑造的刺客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古代的刺客为何大多单打独斗

中国古代刺客很多，但大都是单干户。中国的政府历来很强大，不会容许“黑社会”过分坐大，因为那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所以专门以暗杀为职业的民间团体，在中国很难生存。既然刺客没有统一的组织，那么也就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刺客们性格、才能各异，故事也各有曲折，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是勇而无畏。刺客精神特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勇”是儒教的三德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学而》曰：“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也就是说，侍奉国君能献出自身，结交朋友能信守承诺。《刺客列传》中的刺客大都具有勇猛无畏的精神，他们大都轻身重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豫让和聂政以毁弃身体使人瞩目，在古代社会，普遍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豫让为报智伯，先“改名换姓，入宫涂厕，”后“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为报知遇之恩，不惜毁伤自身，至于妻子不识，友人难辨的程度，其勇气与决心可见一斑。

第二是重情尚义。《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们大多都重情尚义，带有侠的气质。首先他们身上带有人情味，如专诸“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和聂政“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将孝放在首要地位。

其次，刺客尚义，刺客之义表现在酬知遇之恩上，纵观《刺客列传》，刺客都表现出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不难看出鲁庄公对曹沫的器重，先以勇力受到重用，三连败后，鲁庄公不惜割地求和，他仍为将。曹沫劫齐桓公，虽有不甘于失败之心，但更多是为了酬谢庄公的知遇之恩，挽回鲁国的弱势地位。聂政明确表明“将为知己者用”，即使知道另有所图，也不惜杀身成仁。豫让“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更是完美地酬谢知遇之恩的义。

需要注意的是，刺客的义不同于儒家的“义”，儒家之“义”要求对父母孝，对君王忠，强调维护封建社会统治；而刺客的“义”更倾向于展现“士”阶层的精神特征，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意识，渴望与君主建立平等的关系，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如专诸刺死吴王僚，豫让的不忠于一主，都并未表现出忠君的思想，就《刺客列传》而言，“专诸、豫让与聂政都充当了统治者的杀手，成为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牺牲品。”刺客的义是充满争议的，其行为往往不符合正统史学家的评判标准，班固曾指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然而这恰恰是司马迁进步历史观的体现。

第三是行动隐秘。中国古代刺客很多，但大都是单干户。刺杀行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保密工作，成功掩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企图。只有在敌人毫无戒心的情况下，刺杀才更容易成功。

专诸伪装成进奉食物的下人，荆轲伪装成献地图的使者，都成功接近了刺杀对象。而荆轲死后，他的好朋友高渐离为了给他报仇，以击筑（筑是一种乐器）的绝技引起了秦始皇的注意。秦始皇爱听他的音乐，便将他眼睛弄瞎，让他靠近一些弹奏。高渐离在筑里灌了铅，整个向秦始皇砸过去，可惜没有击中。

刺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刺客是以突袭手段毁灭特定对象的杀手，行事采取暗杀手段，往往与政治相钩连，对社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饱受人们的批评。如班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从儒家思想出发，认为刺客属于“奸雄”的范畴；孟春论豫让，“当彼国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乱，救其亡，何以当其所遇哉？皆不可以言士”。刺客在饱受争议时，也得到了一些肯定，如黄洪宪“当丹之时，垂绝之国，则荆轲未可非也”，认为刺秦的关键不在于荆轲，荆轲只是国家危亡时殊死一搏的砝码。

人们评价刺客，多是站在功利的立场上，以刺客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国家作为评判标准。司马迁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笔下刻画的也并非都是英雄，反而更侧重一些“失败者”，如项羽、李广等。《刺客列传》中司马迁着意塑造刺客的本意并非是为了评判其历史功绩，文末的“太史公曰”可以看出其价值取向：“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吾志”，“义”成或不成，排斥功利论，“立意较然，不欺吾志”表明他更看重的是刺客的精神特质，看重刺客的“意”与“志”，看重刺客的行为动机和精神价值。刺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价值追求和精神意义至今仍发人深省。

（《北方文学》2017年29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