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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FOF任重道远 税收减免是必要助推手段

2018-05-14林伟萍

证券市场红周刊 2018年40期
关键词:规模养老基金

林伟萍

要想推动养老型FOF实现大规模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税收。对于投资者而言,只有政府出台对养老型FOF产品切实的税收减免政策,才能吸引投资者踊跃参与。但目前,税收政策还没有明确下来。

10月以来,首批14家公募基金的养老目标日期FOF进入密集发行期。对此,中金财富服务中心执行总经理杨浩本周接受《红周刊》专访时表示,养老目标日期FOF的长期前景可期,对比海外经验来看,未来国内养老FOF产品有望从纯粹的短期利润导向型向长期客户目标导向型做转变,“当然,要想推动养老FOF实现大规模发展,最主要还是需要在FOF产品上实施税收减免政策,让投资者获得真金白银的让利。”

在杨浩看来,相较于单个股票、债券、商品的资产和基金而言,FOF可以用同样的资金获得一揽子配置,有效分散潜在风险,未来长期合理预期投资收益率约为5%~8%。市场规模方面,参考海外经验,如具备一定政策条件,未来长期发展空间约1万亿。具体到今年的市场环境,投资者可根据自身情况在资产组合中增加固收类、另类以及商品策略的配置。此外,投资者还需适当配置海外资产,分散国内资产波动带来的投资风险。

养老FOF想要爆发式发展

还需减税政策配合

《红周刊》:您如何看养老目标日期FOF未来的发展前景?

杨浩:长期来看,其发展前景可期。一方面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今年3月份,中央政策明确指出我国养老目标基金应该采用FOF的形式管理。另一方面,其倡导的长期价值投资方式也是大势所趋。对比国外经验来看,美国公募FOF的发展大部分资金也正是受益于退休金和养老金等制度的建立,如美国401计划、IRA計划(个人退休账户)等。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来配置,它有着明确纪律性和强制性的长期投资产品形式,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减少股票配置比例,增加债券的配置比例。目前国内养老目标日期FOF仍以个别年份的养老目标日期FOF为主,未来预计会推出更加多元化的FOF产品,比如针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收益状况更丰富的一些组合。同时,也有望从纯粹的短期利润导向型向长期客户目标导向型做转变。当然,要想推动养老FOF实现大规模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税收。但目前,税收政策还没有明确下来。

《红周刊》:从首批公募FOF基金表现来看,业绩分化较为明显。您认为公募FOF业绩分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合理的收益率区间为多少?

杨浩:最主要是每只FOF产品最初定位是有差别的,例如,嘉实领航和长信稳进是偏债的,在业绩基准中,债券相关指数占比分别达到70%和65%;而海富通汇聚优选是偏股的,股指在业绩基准中的占比为70%。具体到市场表现来看,今年呈现明显的债强股弱的格局。

此外,各公募FOF的发行时点、实际资产配置比例、同类资产中子基金选择的不同,也对业绩产生影响。而从海外经验来看,FOF作为偏稳定类的产品,收益率约在5-6%左右。就国内而言,因为固收类资产整体收益率更高,这可能会导致国内FOF收益率会略高于海外,长期预期在5%~8%是比较合理的。

《红周刊》:从公募FOF配置来看,内部FOF与外部FOF的讨论在实战中持续发酵,且各有支持者,您如何看待内部FOF与外部FOF的争论?

杨浩:就子基金的配置方式而言,内部FOF还是外部FOF各有利弊。内部FOF在费用上会更有优势,因为内部子基金很少会有双重收费的问题。从母基金来讲,对管理人的信息可获取性也更强,比如对内部基金的投资方向、重点板块,包括投资逻辑都是比较利于沟通,外部FOF则相对在沟通上有一定的障碍。此外,内部FOF还存在产品性质上的便利,比如定制某些策略,或者对流动性的管控等都会更加的准确。内部FOF的弊端在于,同一家基金公司可能是同一个投资体系,各子基金看好的板块或者个股、个券相对比较一致的,存在策略趋同的问题,这将弱化FOF分散风险功能,同时在产品选择面上也会受限。

就国际经验来看,两种解决方式都有比较成功的运作经验。如果内部基金有完善的产品线,可供选择的产品种类、策略足够丰富,内部FOF就能够比较有效地进行投资管理。如果内部产品线存在欠缺,可以在内部FOF的基础上用外部子基金进行补充。

未来FOF长期规模估计在1万亿

《红周刊》:从去年开始,陆续有多家券商联手千合资本、景林资产、重阳资本等推出明星私募FOF,您如何看待明星私募FOF的投资价值?

杨浩:目前我国备案证券私募数量近万家,选择历经牛熊的明星私募作为子基金,有一定的可取之处。首先,明星私募管理规模通常较大,公司投研管理、运营机制比较完善。其次,从投资者角度而言,打包明星私募的FOF产品,市场认可度、信息传递效率会更高。但从专业角度而言,搭建私募FOF产品并非单纯把明星私募基金做个组合就可以了。还需要考虑各子基金之间投资策略和风格的差异性,以及投资业绩的相关度等因素,尤其是多资产类别中,资产和资产之间的负相关性需要重点考虑。如果真正想要FOF做到风险分散,选择子基金时不能仅看名气,还需从大类资产上做配置选择,例如今年的债券策略、CTA商品策略都体现出了非常好的风险分散效应,收益表现也比较理想;此外,在同类策略的子基金中,需要对差异性问题进行重点考虑。

《红周刊》:当前我国公募FOF产品仅有十几只,私募FOF规模也仅约千亿。未来我国FOF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杨浩:长期看,FOF发展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国内投资者的理财习惯也正逐步从单独购买某基金产品,向综合考虑通过资产配置做投资转变,尽管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过程;另一方面,无论公募FOF还是私募FOF,当前都得到监管部门鼓励和支持的。不过,相较于海外市场,国内单一市场波动更大,带来的挑战也会更大。

对比海外数据来看,因结构性问题,海外FOF在公募中占比约10%。当前国内公募基金规模在10万亿左右,但货币基金本身并不是非常适合做FOF,当前国内公募基金中货基占比在一半以上,非货基公募规模约4-5万亿,按略低于10%计算,未来国内公募FOF约为三五千亿规模。私募基金方面,FOF在海外对冲基金中占比约为20-30%左右。目前国内私募规模在2.5万亿左右,按略低于20%占比计算,预期规模也约在三五千亿。因此,如实施有力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养老产品的税收政策,即使不考虑未来基金总体规模的基数增长,未来FOF的长期规模也可能达到几千亿甚至万亿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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