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开国总理周恩来十分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那是因为他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每天都要面对《镜子诗》：“面必净，发必理……”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会见国内外友人。在这些会见中，他更认为，如果自己不刮净胡子与客人见面就是对客人的不尊重。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理发、刮胡子是他天天都做的事，从而也留下许多他修面、理发方面的故事。

他用胡子把特务骗得团团转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一是住地经常变换，他租住的地方都是自己亲自选择在贫民窟，一般是上、下两层，有前后门的，而且他在每一地的居住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短的只住半个月。就这样，因为他是特务抓捕的头号“要犯”，所以还有时被敌特侦知。如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前，他的住地就已被特务发觉了，由于“内线”的及时通知，周恩来夫妇紧急撤离上轮船，连一些换替衣服等都未能带走。在作息时间上，周恩来坚持从上午5时至晚上9时不出外活动。再就是经常变换自己的形象：一会儿长须飘飘的“美髯公”，一会儿白白净净的书生，一会儿富商阔佬，一会儿又变成蹬三轮车的马仔，如此等等。因此在上海敌特密布的情况下，他始终安然无恙，或者说，他虽多次遇险，都能平安履险。

据被周恩来称为“可尊敬的敌人”陈立夫晚年在台湾回忆，顾顺章叛变后，告诉特务们说，周恩来当时留着大胡子，并且把周恩来的穿着、装饰等都具体描绘得一清二楚。所以特务们在徐恩曾的带领下直扑周恩来住地。当特务们扑上二楼，见到周恩来烧毁的东西还在冒烟，说明他离开的时间很短，但是特务们却什么也没发现，只得一个个垂头丧气地下楼，向徐恩曾回报说什么也没找到。徐恩曾愤怒地问：你们来的时候什么人都没看见吗？特务答，上楼时好像见到一个青年女子，穿着高领旗袍……可是周恩来是个拖着长长胡子的人……“啪！”徐恩曾打了那个特务一记响亮的耳光，歇斯底里地吼道，“那女子就是周恩来，快去追！”结果，特务们还是什么也没找到，只在附近的垃圾桶里找到一双高跟鞋、一件旗袍和一头乌亮的假发。原来，周恩来和特务照面后随即就脱了身上女装，跳上黄包车，走了个无影无踪。而在那些已经丧失人性的特务们眼里，周恩来的头颅就是金团子、银锭子，是自己发财、富贵一生的资本，哪还有心思会想到那个青年妇女是谁呢！？

陈立夫的这番回忆是真是假我们无法查证。但肯定他有说对了的地方：那就是周恩来在地下斗争时期，确实运用自己胡子的变化和敌人周旋过。

西安事变后，他剪掉了胡须

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后，周恩来就蓄起长须。他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行进在红军队伍中。每次他来到山高涧深之处，风拂长须，飘然若仙。这样，周恩来一直到陕北都保持着“美髯公”的形象。因此，他也常被人们称呼为“美髯公”。

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之后，必须要站稳脚跟、打開局面，让全国人民了解红军当时的北上抗日主张。因此，周恩来除了在党、政、军、后勤等方面担负着大量工作外，还兼任了一个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这是一个专做东北军工作的岗位。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在不长时间内就实现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首次见面与会谈。那是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由他的部属五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陪同，驾飞机先到洛川，然后到扶施县（今延安）。周恩来则在李克农等陪同下，带着电台，星夜从保安（今志丹县）策马赶到扶施。在扶施的一所天主教堂里实现了周恩来、张学良之间历史性的会见。经过通宵会谈后，张学良除了对周恩来的坦诚、人格魅力、反应敏捷等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外，还对周恩来那飘然若仙的胡须也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周恩来是位“美髯公”。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于1936年12月17日乘飞机赶到了古都西安。他在飞机上就琢磨着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可能会出现哪些情况，朝怎样的一个后果努力，等等。他在考虑这些大事之余也想到，这次到西安，自己是作为我们党经过地下十年斗争后第一个公开与国民党、与社会打交道的党中央领导层代表，如果还留着长胡须，似乎有许多不方便，于是下决心到西安后把它剃掉。

周恩来一到西安，就由我地下党员刘鼎安排他先到七贤庄一号休息。这里是刘鼎早就布置的一处秘密联络处。可是，在七贤庄怎么也找不到一把剃刀，连一把锋利的剪子也找不到。这时，刘鼎忽然想到和他一起安装电台的涂作潮家里有，于是，又陪周恩来一同坐车到涂家去。在涂家低暗的小屋里，涂作潮给周恩来弄来热水，用保险刀刮胡子。然而，刀片并不好使，周恩来只好先用剪子剪，这才凑合着将脸庞上的大胡子剪光，再用刀片刮了刮，终于勉强将胡子刮干净。所以，周恩来和张学良一见面，张学良不顾许多大事要跟周恩来商量，第一句话却好奇地说：“‘美髯公，你的胡子呢？”周恩来笑着回答说：“剃掉了。”“太可惜了。”张学良还无限惋惜地说。

也就是从1936年12月17日起，周恩来再也未留过他的长胡子了。

“要买老头牌的”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不蓄长须了。可是他的胡子依然长得很快。而那时我们的革命经费相当短缺。周恩来不能经常到理发馆去修面理发，但也不能任凭胡须旺长，只好自备剪刀和剃须刀，对自己的胡须经常修理。那时市面上已有保险刀售卖，而他的胡子不仅长得很快，且胡茬子又很硬，当时只有美国产的“老头牌”刀片才能将他的胡子刮干净。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都要买这种刀片用，并且一直延续用到新中国成立后。

1997年，笔者为纪念周恩来的百岁诞辰事宜，曾赴京在朝阳区三里屯原周恩来保健护士、当时刚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的郑淑芸同志那里征集到一副周恩来生前用过的保险刀。郑淑芸告诉笔者，这副保险刀的刀片就是“老头牌”的，周恩来在延安、重庆和南京都使用过。据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告诉笔者，新中国成立后，总理曾试着用国产刀片，但因为当时质量不过关，一个新刀片装上刀架还刮不净他的胡须，刀口就钝了。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于百忙之中还特意让成元功到日内瓦大街的商店里买了一包当年由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刀片带回国以方便他使用。

1958年11月份，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芸和中直机关团委书记崔长庚同志结婚。崔长庚同志的胡须长得也比较旺盛，周恩来就将自己使用了20多年的这副保险刀作为祝贺他俩的结婚礼品赠送给了郑淑芸、崔长庚夫妇。为纪念周恩来的百岁诞辰，这对夫妇应邀到淮安为周恩来遗物陈列馆（当时中央批定的名字，建好后与周恩来纪念馆合并）奠基时将这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了淮安，现在收藏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你先来的，就先理吧”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过后，北京的中南海成了党中央、政（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办公场所。为了让在中南海内工作的同志节省时间，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专门在中南海内配备了陈姓理发师傅。这位陈师傅的手艺也很好，只是他做活精、细，特别是给中央首长们理发时，更是小心翼翼，因此每次他理发所耗时间都比较多。

据周恩来1949-1954年贴身卫士韩福裕同志生前对笔者回忆说，1950年春季的一天，他陪周恩来到陈师傅那里去理发。周恩来到理发室时，刚好一位武警战士坐上了理发椅。那位战士一见是总理到了，连忙站起身来说：“总理，您先理吧！”周恩来一见那位小战士脖子处已经围上了理发用的白围裙，就坐到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说：“你先来的，就先理吧。”

陈师傅一见，马上给那位战士理发。可是，陈师傅花了四五十分钟才给那位战士理好发，给总理理发时，因为他的胡茬硬，陈师傅又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做完了活。

韩福裕告诉笔者说，总理那次理发连同等待的时间共用了近两个小时，这对于一个忙得时间上斤斤计较到分、秒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太过“浪费”了。于是，周恩来就尽量使用自己的保险刀修面刮胡须，头发实在长了才去理一下。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感到不方便，总希望能找到一位耗时少一些的理发师傅。

两位巨人理发厅里论韩信

北京饭店是北京一家老牌服务业的单位，拥有北京一流的餐饮服务人员。该店的理发师傅朱殿华不仅手艺好，而且耗时少。韩福裕同志告诉笔者，自从总理到朱师傅那儿理过发后，只要他人在北京，就很少到其他地方理发了。

1950年9月25日，我国召开第一届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会议。会议召开地点就在北京饭店。这天早上才7点多钟，周恩来就在他的卫士长成元功、卫士韩福裕陪侍下早早来到北京饭店。周恩来在检查了会场及主席台上的座次等会务工作后，抬手看了看表，见离开会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于是就信步踱到理发厅，刚好遇上刚刚上班的朱师傅。周恩来随即坐上理发椅，利用会前这点时间，请朱师傅帮他修一下面。

北京饭店的理发厅比较小，已有成元功陪侍在厅内，韩福裕便用右臂弯兜着周恩来的大衣退到理发厅的门外，警惕地站在那里。

大约8点半钟左右的时候，参加会议开幕式的毛泽东在警卫人员陪侍下也来到北京饭店。由于此时离开会还有一点时间，毛泽东就背叉着双手，大步地在饭店里转悠。

据当时在场的韩福裕同志1991年10月在北京家中对笔者回忆说，主席由东往西信步走着。当他见到“理发厅”三个字时，停下脚步端详着说：“哦，‘理发厅，理发还有‘厅。”韩福裕一见是毛主席，马上肃然起敬，因为臂弯里兜着总理的大衣，不好行军礼，只好立正向主席行注目礼。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一见韩福裕在这儿就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总理的卫士。”韩福裕忙挺直身子说：“报告主席，我叫韩福裕，总理在这儿理发。”

韩福裕是山东莱州人，当时话又说得稍微快了点，毛泽东没听清他的山东口音，随口又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是韩信的‘韩，幸福的‘福，粟裕的‘裕。”韩福裕放慢语速，把自己名字解释清楚。

毛泽东望了望眼前这位身材魁伟的山东大汉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包涵了我国两个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而且你比他们还幸福！”

毛泽东幽默的话逗得大家都笑了。

外边的说话声惊动了心细如发的周恩来，他让朱师傅停下手里的活，戴着脖子下的理发巾，探身理发厅门口问：“主席，您有事吗？”

“我没事，你化你的‘妆。”毛泽东边开玩笑边转身准备离开。可他刚迈开两步，就又停下脚步转身向理发厅里说：“总理，韩信不就是你们淮安人吗？”“是的，主席，我老家还有许多有关韩信的古迹呢。”坐在理发椅上的周恩来回答说。

两位现代伟大的军事家在北京饭店的小小理发厅里纵论起我们淮安古代的大军事家韩信，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一段佳话。

“我现在这个样子朱师傅看到会难过的”

周恩来在北京饭店那里理发多了，朱师傅也就基本上掌握和熟悉了周恩来的理发时间以及习惯等。有时时间到了，朱师傅还主动打电话到西花厅，请工作人员便中转告周恩来，以提醒他头发该理了。可以说，周恩来在理发剃须上已经和朱殿华师傅互相之间形成默契。当然，周恩来在中央首长中间有时也会有意无意的夸赞朱师傅，说朱师傅不仅手艺好，而且能节省时间，一时间，其他中央首長也会到北京饭店找朱师傅理发。这样朱师傅就成了给中央首长理发的一把好手。

令人可笑可悲的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朱殿华这位一辈子只给人理发的人竟也成了造反派们批判的对象，不仅针对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说他是个“反动权威”、“白色剃头匠”，还夺了他的理发权，让他靠边站。当周恩来仍按时到北京饭店理发时，饭店方只好另指定一位年纪较轻、且不熟悉周恩来须发情况的理发师来接周恩来的活。这位理发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刮不净周恩来的胡子。自己累得满头大汗，手也发抖了，还是完不成任务，只好就此罢手。周恩来当即找来了北京饭店的造反派头头和饭店领导谈话：“朱师傅是个理发师，他技术好，年轻人（指那些参加造反派的理发人员）还没掌握熟练的技术，为什么就要夺朱师傅的权啊？”

总理批评了，说话了，北京饭店方面只好“解放”了朱殿华，还干他的理发工作。直到周恩来逝世后，朱师傅每每说起这件事，都常常感激得热泪盈眶。

周恩来生病住院后，都是定期由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请朱师傅到医院病房为周恩来理发。到了1975年冬天，周恩来病情沉重，常常卧床不起，医护人员已无力回天。他们为了执行邓小平同志“延长生命，减少痛苦”的指示，曾在周恩来的肌体上整整插了17根管子，分别负责输血、输液、导尿、鼻饲、排液、给氧等等。疾病已把当年风度翩翩的周恩来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到了朱师傅掌握的周恩来需要理发的时间了，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也是知道的。他们就问周恩来：“总理，要不要打电话让朱师傅来理发？”

周恩来在镜子里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被疾病折磨的面容，一个十分注重自己仪容仪表的人是十分痛苦的。但是，他想到朱师傅给他理了几十年的发，已和自己有着深厚的情感，如果还让朱师傅到病房来见到他病成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会难过。于是，他只好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朱师傅见到肯定会很难过的，就不要让他来了。”

最后一次理发

周恩来不让打电话，他身边人员谁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愿让朱师傅来。朱师傅几次主动打电话也被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婉然谢绝了，结果只能一拖再拖。

转眼，1976年元旦要到了，朱师傅又一次想到周恩来这位“老顾客”，再一次托人给解放军305医院周恩来病房捎来口信想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好让他过一个干干净净的新年。人们把朱师傅的心愿转告给周恩来，但他仍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样子而难过，也就没有同意朱师傅到305医院来为他理发。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山河崩裂，天地同悲，周恩来带着长得蓬乱的头发和长长的胡须离开了人世。11时许，周恩来的遗体被从解放军305医院转送进北京医院一个不大的太平间。直到晚上，才通知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到北京医院最后一次为周恩来理发。

据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回忆：那天，北京饭店高级理发师朱殿华带了他的徒弟小卜到医院为周恩来理发和刮脸。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重病后的周恩来。他们一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着。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周总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须，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敬重的、风度翩翩的周总理几乎使他一时认不出来，说句俗话：已脱了形！

朱师傅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之后，才跟徒弟小卜说，以前，我给总理刮胡子要给他抹几次肥皂沫，还要用热毛巾焖几遍，使胡子软和了才能把总理的胡子刮下来、刮干净。现在他走了，就不能用热毛巾了。如果用热毛巾一焐，他的皮肤颜色会发紫，到整容化妆时去不掉，不好看。经过朱师傅和小卜师徒两人的精心剪、刮。周恩来那蓬乱的头发和胡须终于整齐、干凈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还都赶来拍了有关镜头。朱师傅这才满怀哀伤地带着徒弟小卜一脚高、一脚低地离开北京医院太平间，结束了他最后一次为周恩来的理发。据笔者上个世纪90年代在京奔走期间，多次听说朱师傅还收藏有少量周恩来的须发，那时事情太多，最终未能见到这位理发大师。因此，他是否还收藏有周恩来的须发不得而知。但笔者却敢肯定地说，伴随着周恩来到生命最后的周恩来保健护士许奉生同志确实还收藏着伟人周恩来的两根眉毛，这也许是句题外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