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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间的金银流通

2018-05-14刘明罡李潇

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8年6期
关键词:宋元丝绸之路经济带金银

刘明罡 李潇

摘要: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中亚各国,几经兴废,北宋时期虽有所恢复,但随着西夏、金、西辽帝国的相继兴起,至南宋时因重重阻隔不再是沟通东西方的主要商路。中原汉地的对外贸易也由陆地转向了海洋。原本流入中亚各国的金银,转向了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受到了很大打击。蒙古人统治丝绸之路地区后,商路恢复。此时,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金银流通,主要体现在政府赏赐、斡脱商人的金银往来及民间商业的流通三个方面,并形成了以元朝政府行为下金银流出、民间商贸活动流入的特点。中亚地区的金银货币由此得到了补充,恢复了早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间金融互补的传统格局。

关键词:宋元;丝绸之路;经济带;金银;金融互补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6001308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6.002

“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倡议自提出以来[1],吸引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围绕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五通”“三体”中的“资金融通”,经济学方面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之间金融货币流通的历史考察则较为薄弱。现今可见的研究成果有俄罗斯Б.Г.加富罗夫的《中亚塔吉克史》[2],刘迎胜《丝绸之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3]及《西辽史研究》[4]中部分章节。

“丝绸之路”称谓始于德国历史地理学家裴迪南·冯·李希特霍芬对古代从中国经由中亚前往西方的商道的历史学考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地域范围远大于如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域范围[5]。其大致范围应包括: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青海,新疆,阿姆河、扬尔河流域,哈萨克草原南部,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北部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

而“丝绸之路”广为世界所知则是受益于《马可波罗游记》[6]在欧洲的广泛传播,正是这一时期(元朝中后期),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才开始了对神秘东方的探寻,逐渐构成了现今世界的格局。因此对这一历史时间段“丝绸之路”沿路各国(主要指中亚各国)的货币金融流通,尤其对作为中亚各国货币基础的金银流通进行梳理和研究,能深入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间早已存在的良好的经济互补和金融互补的经贸传统。

中亚地区(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为表述方便,文中均用“中亚地区”代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在唐朝势力退出西域后,各方势力纷纷参与权力的角逐,你方唱罢我登场,萨曼王朝、喀喇汗王朝、西辽帝国、花剌子模、西夏等政权迭立,战乱纷起。此时中亚地区局势虽有短暂和平,但是也以战乱为主。“丝绸之路”名存实亡,此时中亚各国虽也以“朝贡贸易”形式与中国保持通商,规模和数量却始终没有恢复到汉唐时的水平。13世纪初,蒙古在欧亚大陆之间建立起强大的四大汗国,消灭了原本阻隔于商路之间的大小政权,保障了东西方商路的畅通,使得商人能夠自由往来于亚欧之间进行贸易,这条自中国五代以来就已衰落的商路便再度兴盛起来了。同时,随着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商贸活动以及金融往

来,在元代形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共同体的早期雏形。而这一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是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的。

一、“丝绸之路”复苏前中国同中亚各国之间的金银流通

唐王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割据战乱数十年,加之契丹、西夏的兴起,中亚同中国内陆的商贸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变动一方面体现为“丝绸之路”的没落以及贸易路线的改变,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同中亚各国金银流通方式的改变。

(一)宋、辽、夏、金对峙阶段“丝绸之路”的没落及东西方贸易路线的改变

中亚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主干道路东段,在安史之乱以后就已中断阻隔,灵州道逐渐兴起。这段道路大致为:从长安出发经环庆路至灵州,自灵州或经白亭海至凉州沿河西走廊西去,或经巴丹吉林沙漠至甘州,然后循河西走廊经肃州、瓜州、沙州而达西域。宋太宗时,宋琪言边事曾谈到,“灵武路自通远军入青冈峡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来人使商旅经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赂遗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7]卷三十五,第767页。宋初时,商旅使者在新丝路沿线仍能得到食宿招待,可见当时灵州道作为“丝绸之路”东段主要商道的繁荣景象。

但是这条商路也并不安全,时常会受到吐蕃的侵扰,直至高昌回鹘崛起,这条商路才稍稍恢复。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于阗使者来华尝言:“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8]。但随着北宋在西域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尤其是西辽、西夏的崛起,原本还能通过灵州来往中亚与中国的道路逐渐被废弃。

李华瑞先生对北宋东西陆路交通特点有着比较精准的概括:“海路东西交通是有来有往,而陆路东西交通只有来而没有往。北宋经营陆路东西交通之被动与海上交通的差异不言而喻。”[9]15李华瑞先生所言北宋陆路交通的“来”与前代不同,不再以贸易交往为主,更多的是政治外交活动。由于辽、西夏等势力在宋朝西北的兴起,为防止军事信息的泄露,除了外交使臣来往之外,宋朝朝廷基本停止了与中亚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

这种停止仅仅是官方行为,北宋同中亚的民间商贸往来并没有停止,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直接转为间接,并没有因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而断绝往来。元丰二年七月(1079年),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李宪言:“卢甘、丁吴、于阗、西蕃,旧以麝香、水银、硃砂、牛黄、真珠、生金、犀玉、珊瑚、茸褐、駞褐、三雅褐、花軇布、兠罗绵、碙砂、阿魏、木香、安息香、黄连、氂牛尾、狨毛、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交市,而博买牙人与蕃部私交易,由小路入秦州,避免商税打扑。”[7]卷二百九十九,第7272页可见当时中亚地区的部分商品还是可以经由西域诸国流入宋朝境内。

金朝与蒙古崛起后,南宋偏居一隅,中国内陆地区同中亚各国的陆上交通彻底被阻隔了。在蒙古控制中亚地区之前,“通西域的陆路交通实际上处在中原王朝失去控制的局面之下”[9]15,东西方香料与茶叶等商品的贸易线路也由陆地转移到了海上。

(二)蒙古统治中亚前“丝绸之路经济带”金银流通特点

随着吐蕃、突厥、党项等各种势力在西域地区的兴起,宋朝同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时断时续,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但出于对契丹作战的战备需要,宋朝君臣试图寻找一个新的途径或者说新的商路,来获得战争的必须物资——马匹。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时,“择三班使臣熟西鄙山川要害者,自秦州入蕃界招马。时,或言缘边有路可入夷落,因遣视之也”[7]卷五十一,第1127页。这种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收获,直到喀喇汗王朝归并于阗,丝绸之路的南段才又一次向宋朝开放。

河中地区喀喇汗王朝兴起后,迅速同宋朝建立了友好的商贸关系,向宋朝输出大量的乳香和宋朝急需的战略物资马、驴等,其目的就是从宋朝换回丝织品、茶、衣服、银器和钱币。尽管对比“当时两个王朝之间的贸易,喀喇汗王朝是顺差”[3]147,大量货币流入中亚;但宋朝为了依靠喀喇汗王朝牵制西夏,仅仅是限制铜钱流入蕃境,没有控制金银流通。哲宗在元祐三年(1088年)六月戊子,下诏:“河、岷、兰州缘边,今后诸蕃客般擦入汉买卖回日,许由城寨搜检,不得带钱入蕃。若在汉界,听其便。”[7]卷四百十二,第10020页

然而随着丝路的断绝,这种金银与马匹之间的交换流通至北宋末期就已经无法继续。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接见由海路入贡的大食使者时,表示“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金灭辽后,耶律大石在西夏北部建立了西辽帝国,向西吞并了东喀喇汗王朝与花剌子模,占领了七河地区与河中地区。西夏有意联合南宋与西辽抵抗女真,但是由于南宋君臣的顾虑,宋朝并没有同意。至此,宋朝彻底断绝了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金银流通也随之停止,这集中表现在银马交易的罢止上。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承事郎王趯“提举左右江峒丁,及收买战马”,其原因是“自五路既陷,马极难得”,“时已罢买司”。而工部侍郎韩肖胄言,“今川、陕马纲不通,而广右邻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专责成功,故复置官提举”[10]卷四十九。可见,中国内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之间的贸易线路转移到了西南边境,原本因购买马匹等战略物资而流通到中亚地区的货币此时流入了东南亚地区,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而通过E.A.达维道维奇的研究,此时中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白银危机,即从十一世纪开始,钱币成色下降,在某些情况下重量也减轻。质量低劣的迪尔赫姆已不能输往东欧。它们一般只在境内流通。其名为迪尔赫姆,实际上已不含银,或者很少含银,只是在铜币上镀一层银”[3]198。Б.Г.加富罗夫对此做了一定解释: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前一时期白银流入欧州,使白银不足,是银币危机的原因[3]198。诚然,白银的流出是中亚地区白银危机的原因之一,可是在此之前白银也同样流出到欧洲,可见中亚地区丧失了中国汉地的金银流入,同样是中亚白银危机的原因之一。

由于史料的局限,本文仅能对蒙古统治中亚地区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的金银流通特点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此时中亚地区各国的货币仍以金银机制币为主,然而随着“丝绸之路”的阻塞,中国中原地区的金银不能如唐朝时那样直接流入中亚,而是由回鹘人作为中间环节通过贸易间接流入的。金灭辽后,随着南宋政权与中亚各国彻底断绝往来,原本通过贸易流入中亚的金银流向了东南亚地区。中亚各国冲压货币的金银缺口,只有到了蒙古统治中亚和汉地后,才得到补充。

二、元朝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之间的金银流通路线

元朝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主要指蒙古四大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伊利汗国,此时畏兀儿地区已经归附元朝,不包括在内[11]。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由术赤的封地发展而来。包括扎牙黑水(今乌拉尔河)以东的钦察草原东部和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北部和忽阐河下游汇入咸海处。察合台汗国由察合台的封地发展而来,东达今吐鲁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剌子模和塔尔巴哈台山,南临印度。窝阔台汗国由窝阔台的始封地发展而来,在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縣)和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一带,与察合台的始封地相邻。窝阔台汗国存在的时间较短,海都之乱后,领地被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瓜分。伊利汗国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与察合台汗国和印度为邻;西临地中海,领有今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与埃及和欧洲相望;北至太和岭和花剌子模,与钦察汗国接壤,南临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四大汗国疆域广阔,包括了现今中西亚大部分国家地区。

元朝与中西亚地区的交通基本依靠西北诸汗国与元朝修建的驿路,各国商人商队以及元朝皇帝、诸王的使者与运输队只能依靠驿路穿梭于各地区之间。驿路之中,风险重重,不乏劫掠财物的强盗,沿途的驿站除了为商人提供必要的食宿外,还能够提供武装保卫,这是优于其他路径的。因此,理清西北诸国同元朝的交通路线,也就基本清楚元朝同西北诸国的金银流通路线了。

早在辽金时期,西夏雄踞西北,中原汉地与西方国家往来,多取道自漠北或海上。而畏兀儿部君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归降成吉思汗后,畏兀儿地区(高昌回鹘)与中原汉地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中西交通路线有了改进与新的开辟。此时的中西交通主要存在以下几条道路。

(一)北道

根据《元代中外交通路线图》可知,自大都西行,经过宣德、大同,继续西去,过丰州、宁夏,达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再由和宁西行或西南行分别到达别失八里(今新疆奇台东北)、哈密力(今新疆哈密)、阿里麻里(今新疆旧霍城)等地,以上诸路衔接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12]。这段道路被称为中国与西亚之间的“北道”,在成吉思汗西征时,曾经受到整修。原来金山一带“深谷长堑,车不可行”,后来经过蒙古军队“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13]11。这条道路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就已经为中西贸易发挥了作用,李志常曾记载:“路逢征西人回,多获珊瑚,有从官以白金二镒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余。”[13]17。可见,“北道”在大蒙古帝国分裂前应当是沟通东西方的主要商道。

(二)南道

“北道”虽经修整,但行路仍十分艰难。于是太宗窝阔台继位后,命按竺迩“自敦煌置驿抵玉关,通西域”[14]2982,开辟了“南道”,直到阿里不哥与海都叛乱,“南道”一直是蒙元时期汉地与西北诸汗国的重要商道之一。“南道”起初是建立在按竺迩“通西域”的道路基础之上的。但由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引发的战争,致使西方诸国的使者与商队改经钦察汗国直接由草原道路进入哈剌和林,按竺迩经营的“南道”转于沉寂。

元朝建立后,为抗衡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的联盟,忽必烈任命自己的弟弟旭烈兀为伊利汗,同伊利汗国建立了紧密的同盟。旭烈兀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立了与元朝一样的驿站制度,连接着元朝的驿路,沟通中西。这样一来,忽必烈与旭烈兀的结盟主宰了整个蒙元帝国,双方的使臣经河中大道的驿站往来不息。这条驿路就成为之后“南道”的主体部分。

面对兴起的伊利汗国,其他的三个汗国感到了威胁,加之皇位继承的积怨,术赤家族同察合台家族以及窝阔台家族联合起来,他们的盟主海都成为七河地与河中地无可争议的绝对统治者。海都及其联盟对元朝的对抗,使得除“南道”以外其它通往中原的道路全部阻隔,这时元廷与伊利汗国之间“南道”的重要地位就凸现出来了。

除了战乱带来的威胁外,这条中西通道上还存在着其它的困难,一是伊利汗国内诸王异密擅用驿路驿站,无论大事小情都要成帮结队在驿站索取马匹、饮食,不但侵扰驿站附近的居民,甚至在驿路上抢劫斗殴。面对此种情况伊利汗国君主下令修整道路,整顿驿站,禁止任何人因私事随便乘驿,给使者以路费及牌符,不准随意侵扰驿站。据《史集》记载,这之后“蒙古人和游牧民免除了沉重负担,沿途来往的商人安全了,城乡居民心情安定地从事建设和农耕”[15]463。

此时,元朝境内的驿站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驿传任务,忽必烈继续修整完善原本的“南道”,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政府沿太和岭至别失八里一线,设置了30个新驿站。太和岭地处今山西北部,雁门附近,有直通大都的驿道,“把元朝的政治中心与畏兀儿地紧紧连接起来”[16]。这些驿站沿经河西地区穿过塔里木盆地和昆仑山至葱岭的驿路而建,为东西方来往的商人、使者提供服务,马可波罗就是沿此驿路来到中国。

(三)其他道路

西北诸汗国与元朝约合之后,钦察汗国归附于宗主国元朝,原本的道路阻断不再存在。当时的欧洲商人能够经由钦察汗国的玉龙杰赤直抵大都。14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相继操纵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手里。许多欧洲商贾从这里出发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从匈牙利甚至从意大利来的商人,不用去中国,在钦察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就可以买到中国的丝织品”[17]122。

我们可以根据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中记录得知,这条商路由欧洲塔那出发至靖塔昌,再由靖塔昌至钦察汗国的撒雷,由撒雷可乘船至撒拉康科。再由撒拉康科至玉龙杰赤,由玉龙杰赤至干脱罗儿,也可由撒拉康科直至干脱罗儿。最后由干脱罗儿至阿力麻里,由阿力麻里骑驴七十日便可至甘州,再由甘州骑马至一大河。复由河道下行,至京师。非常清楚地记述了该路线,这也是商人来往中西方的重要路线之一。

三、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金银流通形式与特点

元朝与西北诸汗国之间的商路复通后,在重新复苏的“丝绸之路”上,西北诸王与元朝皇帝之间相互慰问、犒赏的使者常来常往;蒙、汉、回回等各族商人也络绎不绝,将中亚的金银珠宝、香料、皮毛等奢侈品运往中国,并将中国的粮食、丝绸等货物运至中亚等待欧洲商人前来购买。元朝汉地与西北诸汗国金银流通非常频繁,大概呈现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元廷对诸王的金銀赏赐,每年的岁赐以及日常赏赐与忽里勒台大会赏赐中数目庞大的金银,是元廷与西北诸王之间金银流通的主要形式;二是回回斡脱商人与蒙古皇亲贵族之间的金银往来;三是民间商人之间的金银往来。

(一)元廷对西北诸王大量赏赐金银

元廷的大量金银被用在岁赐、朝会(大小忽里台)赏赐、登基赏赐等表彰与赏赐中。与朝贡赏赐不同,这是成吉思汗以来诸汗与蒙古贵族分享统治的形式。金银在元代国家与皇帝的赏赐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在所赏钱物中的比重以及数量,都是前代不可企及,后代无法达到的。元代的岁赐比较稳定,除了政权更替,部分反对派的诸王岁赐被暂时停止外,基本上每年都有赏赐。据《元史》记载:“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始定于太宗之时,而增于宪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户。”[14]2411《元史·食货志》关于岁赐的记载中多以银、币为主,而黄金作为岁赐内容仅可见三条:“太祖弟斡真那颜位:岁赐……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14]2414。“太祖次子茶合台大王位:岁赐……常课金六锭两”[14]2414。“燕帖木儿太平王:岁赐,天历元年,定金十锭”[14]2444。其中,对察合台大王和燕帖木儿太平王的赏赐都属于对西北诸王的赏赐,可见元廷对西北诸王的重视。

除了黄金岁赐外,元朝统治者分拨大量的白银赏赉西道诸王。如“太祖次子茶合台大王位:岁赐,银一百锭,段三百匹,绵六百二十五斤,常课金六锭六两”[14]2414。“太祖第三子,定宗位: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14]2414。“太宗子阔端太子位: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14]2416。“太宗子阔出太子位:岁赐,银六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一百五十匹”[14]2416。“睿宗子旭烈大王位:岁赐,银一百锭,段三百匹”[14]2417。“兀鲁忽乃妃子银五千两”[14]69。以上只是元廷岁赐西北诸王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赏赉材料,此处不一一列举。这些都是每年的赏赐标准,实际上根据情况有所增减,但是主要以此为标准。可见,元廷每年都会形成大量的金银支出用于赏赐,其中对西北诸王的赏赐则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岁赐是元代皇帝为了维持国家稳定的一种手段,也有人认为这是蒙古贵族瓜分帑藏的一种形式,这实际上是与蒙古忽里勒台制度相关的。蒙古建国之初到征服中原一直保留着游牧民族特有的制度和习俗,大汗的政权是否稳固,主要在于拥护和支持他的诸王贵族是否占多数。为了争取对立面的拥护、维持拥护者的支持,元朝统治者必须通过收买和拉拢诸王,以大量财富的赏赐来换得忠心和统治的稳定。

到了元仁宗之后,隨着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的归附,中西道路较为畅通,即使有个别的阻断,完全可以由其他路途经商往来,这为中西亚与元朝的金银流通提供了客观条件。

战乱的平息给中亚以及元朝汉地的人民带来的是经济的恢复以及商路的复通,中亚的货币经济也随之复苏。中亚原本就有使用金银制币的传统,诸蒙古汗国在蒙哥汗统治时期也曾经铸造过银币,马思忽惕父子在治理察合台汗国以及河中地区时,“一切旧币禁止流通。规定了外表和重量完全与过去不同的银币、铜币铸型。银币重新成为流通的基础。许多造币厂(设于撒马尔罕、布哈拉、安集延、忽毡、塔拉斯、帖尔美兹和其它许多城市)大量铸造银币”[2]285。马思忽惕父子的努力使得银币重新回到了流通领域,而中亚局势的稳定、商道的复通、经济活动的活跃,也使得商人愿意将之前收藏的大量金银送入了制币厂改制成金银币在中亚各地区流通。同样,大量的欧洲商人以及元朝汉地商人聚集至此,使得撒马尔罕地区再度成为金融与香料中心。元朝与四大汗国的金银流通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具有经时间检验了的经济互补性。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之间由于境内流通的货币不同,在货币金融方面同样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此时期,各国的贸易往来,不仅是中国汉地同中亚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优化组合,同样也是货币金融方面的流动和相互补充。各国间金银的流通,一方面满足了中亚地区各国货币的需要,同样也满足了宋朝的战略物资需求与蒙元时君主赏赐需求;另一方面,通过金银作为国际货币的流通,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增长;这都对当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了历史依据,对推进区域合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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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春艳】

Abstract: Chinas Silk Road connects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has been flourished and abolished for several times. Although it was restor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withdrew from the stage of history because of many barriers with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Xia, Jin and Western Liao empires.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in Central Plains also shifted from land to ocean. Gold and silver, originally flowing into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urned to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urrency and finance of Central Asia suffered a lot. After the Mongolian ruled the Silk Road area, business routes resumed. At this time, the circul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betwee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four Khanates wa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government reward, mediation of merchants gold and silver exchang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olk commerce, and 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ld and silver outflow under the actions of the Yuan Dynasty government and the inflow of folk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gold and silver currencies in Central Asia have thus been supplemented, restoring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financial complementarity among the early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untries.

Key words: Song and Yuan Dynasty;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gold and silver; financial complement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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