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五位老工商业者，并请大家吃了顿火锅，这就是后来常被说起的“五老火锅宴”。自从“五老火锅宴”走上历史舞台，民营经济由“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再到“两个毫不动摇”，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选择在福建厅会见“五老”有深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为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而奋斗。尤其是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他们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经验，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起来。是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

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提了一个名单，共有5人，他们是：荣毅仁（曾是上海机械大王，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胡子昂（曾是钢铁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厥文（曾是上海机械大王，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古耕虞（原“四川猪鬃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周叔弢（原“天津水泥大王”，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邓小平特意选择在福建厅会见“五老”，体现了邓小平很深的考虑。福建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大部分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邓小平以此暗示原工商业者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当年邓小平与“五老”的会面和谈话，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不能忽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往来合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就是在邓小平与“五老”火锅宴后的第十一天，1月28日，农历的大年初一，邓小平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访问，这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深为感动。1月30日，农历大年初三，邓小平走进白宫，在卡特椭圆形办公室里，与总统先生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从而拉开了中美贸易的新纪元。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1979年1月17日上午，五位老人早早来到会见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小平同志也準时来了。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

针对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统战干部中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胡子昂进言：“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古耕虞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补充。他说：“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听后干脆地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谈到具体工作，荣毅仁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建议，他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荣毅仁讲完，邓小平表态说：“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邓小平停顿一下，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旅游业，我看可以扎扎实实地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再搞50亿美元收入，加上一些别的项目，大约共计150亿美元的收入……”

邓小平继续说道：“到那时，在偿还能力这个问题上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福建厅里暖洋洋，大家谈兴甚浓，有很多话要向邓小平说，也想听到邓小平更多的指示。谈话一直进行到了12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五位老人中，古耕虞也是四川人，他事后一口四川话回忆这顿意义不同寻常的涮羊肉宴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是啊，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指示下，广大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舞台上神采焕发，献智出力。

没有了资本家的包袱，以“五老”为代表的工商业者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针对小平同志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观点，在这次会谈后不久，三家由原民族资本家领衔的公司先后成立，即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信”和“光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作用，目前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这次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史的“五老火锅宴”，不仅在当时生动地消融了大跃进和“文革”以来中国对个人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冰封，也使助推非公经济发展的伟大战略决策初露端倪，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民营经济从此开始书写出辉煌的篇章。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和《宪法》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劳动者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国家保护。

1997年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承认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创业一代民营企业家给予了更为准确的定位。

……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民营经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起，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成长壮大，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变化。（《团结报》201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