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学是一种对事物进行分组归类方法的体系，这种分组归类方法因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而有助于论证和探索，运用比较方法可以对类似现象之间的不同进行比较，深入研究每一种现象的本质，并去发现“相似性和差异性”之间的规律。类型学在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摄影类型学这种把事物分类拍摄记录的方式早在20世纪初期被法国摄影师尤金·阿杰特运用到他的摄影作品当中。阿杰特用纯粹客观的摄影手法拍摄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他奔走于巴黎的大街小巷，记录巴黎的街景以及即将遗失的巴黎时代风貌，他将主体按照类别划分为街道、路人、建筑、公园等，分门别类进行拍摄。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在他的《 我们时代之脸谱 》 系列作品中也对人们按照职业、阶层等方式进行分类记录。但这一切类型化记录的运用直到贝歇夫妇的系统化实践总结后才成为摄影中的一种方法学——摄影类型学。摄影有着记录、信息传达、审美等功能，类型学在摄影中的运用对摄影的功能起着增强的作用，并在摄影创作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类型学摄影的影像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记录意义，是一种生动的影像文献。摄影史上“类型学摄影”的代表人物贝歇夫妇——波恩·贝歇尔和希拉·贝歇尔使用大画幅相机拍摄，以其无表情的拍摄为特征，他们选择以20世纪50、60年代德国即将消失的工业建筑为主体，其中包括水塔、高炉、矿井等等，并且均以正面平视的角度来拍摄，不但与每一个拍摄主体保持大致相同的距离，并且高度和方向也要保持一致，必要的时候使用直升机来拍摄。作品的画面效果都为均匀的灰调子，使每一幅作品標本化、扁平化。贝歇尔夫妇利用“类型学”分类的方式根据拍摄主题将不同功能、结构、特征、地域、建造时间的 工业建筑进行分类归组，用40 多年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拍摄实践，通过比较正式的影像集合和组合，将面临消失威胁的工业建筑呈现在 人类面前，这些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从最初出于情景的记录走向观念的表现。

另一位“类型学”摄影的代表人物是新客观主义的代表卡尔·布劳斯菲尔德（Karl Blossfeldt）教授，他经常会将一些植物最为教学范例，但由于这些植物在德国寒冷的冬天很难存活，于是布劳斯菲尔德教授就想到运用摄影的方法，为植物拍摄肖像照，来记录和保存这些植物。他擅长运用特写镜头，为此他亲自动手设计和制作相机——他制作的相机配有微距镜头和很长的皮腔，可以轻易的将拍摄对象放大三十多倍。利用这样的相机，他将成千上万的植物和花的根茎、胚芽机器种子的细节表现的淋漓尽致。他摒弃杂乱的自然环境和室内场景而是为景物搭建一个干净简单的背景，把采集到的植物和花放在一个浅灰色或是灰色的背景上，很少采用俯视的角度拍摄，而是将镜头直接从侧面观察和记录，运用均匀的慢散射自然光线的侧面照射，使植物产生体积感，形成一个个极简并富有细节的“植物肖像”。卡尔·布劳斯菲尔德（Karl Blossfeldt）教授 30 年来坚持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条件，作品并试图通过作品来传达自然界，产生出一种新的视觉效果。通过布劳斯菲尔德的摄影作品，人们可以细致的、耐心地观察过自己身边植物真正的样子，对植物除了名字以外，在外形、结构以及细节等方面有了更新的认识。布劳斯菲尔德的摄影方式不仅仅加深了人们对植物的认识，并创造了一种新的观察事物和编辑、记录档案的方式，他的作品对德国摄影甚至世界摄影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贝歇夫妇以及其弟子们以“贝歇学派”被当代艺术界所熟知，中国乃至世界摄影界刮起了一股“贝歇旋风”。越来越多的中国摄影家开始渐渐了解、熟悉贝歇夫妇的“类型化”拍摄方式，摄影家们开始尝试向贝歇夫妇学习，记录一些吸引观者的社会景观。1975年，北京饭店新楼建成。为了宣传和展示，由吴印咸来拍摄了这组大型室内建筑景观照片——北京饭店。由于胶片氧化、当时的底片质量不稳定等因素，照片产生了一种十分特殊而又和谐的色彩。当这种带着岁月气息的色彩与象征着当时标准化繁华程度最高的公共建筑的内部景观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类型学摄影”风格。吴印咸的《北京饭店·1975》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中国式“类型学摄影”的历史图像，更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摄影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宝贵文献。

类型学摄影是一种客观性与艺术性并存的摄影手法，它不仅客观记录了景物、事件，同时使功能性的照片有了艺术的美感，使观者在观看时可以一目了然的发现多幅照片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这在文献记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朱怡梅（1995.01-），女，汉族，籍贯：山东兖州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学院，17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研究方向：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