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麟

摘 要：船山易学哲学中，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内在理论动力，是其对天人关系互动互补的探讨。他既注重天道和人道同源性，又注重现实中人道不及于天道之处；以“生生”“和”来为人道划定基本的原则；必须在尊重天道之“生生”的前提下发挥人道认识实践和道德实践的主体性，一切实践都不能破坏此生生之德；既承认人能经由道德践履而彰显天道、合于天道；又依据天人之分及人类认识的主体性反思象数知识之限度，并提出象数系统之改进必须效法天道变易、损益、化几、因顺万物等德性，且要经历由微渐广的历程，在全体与部分的统一使认识符合天道。依据天道阴阳在流行中的“变易”，船山进而反思僵化的官方理学和是非争端，进而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哲学思路与境界。而天人关系之理想境界“和”之客观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新的经验基础上统一道德和知识，进而重新统一天道和人道，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船山易学哲学；天人关系互动互补；船山认识论与知识论；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道器关系

前人研究综述

关于船山认识论问题，研究专著和论文主要有以下诸位：

朱伯崑研究了船山“天人异用之理”和道器观，认为“精审器物乃得道的前提，得道后又可以据道辨别器物，此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讲道器相辅相成，且以尽器为本。又在其常变观时说：“阴阳变易和事物的变化有其本然的过程和规律，人不能私自窥测，使其符合人的主观愿望”。

张学智考察了船山的常变观，认为其重在以常观变，以一御万，主张在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观照下考察其变化，由此在守正与权变中更重视守正。又考察了其知识论中的“象数观”内容，认为：“在象与数关系上，...二者相为表里”。且认为“其认识方法有极强的理性主义色彩和思辨色彩，既不同于理学对宇宙万物伦理的、神秘的把握，也不同于象数学家对宇宙万物拘执的、过分实证和琐细的把握......”展现“从重境界到思维境界并重，从重视道德理性到重视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二者的结合......”的特点。

萧萐父认为船山重视天道“依人建极”，即在肯定人的主体性框架下研究其认识论，并将道器关系纳入其认识论中来考察，认为船山“尽器—贯道—入德”、由“尽器”到“贯道”，再由“尽道”而“审器”的过程，体现了其注重真理的全面性和具体性、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陈远宁、王兴国、黄洪基等认为其道器关系是体现了对事物规律的认识无法脱离具体事物，其道德关系体现了船山既重视普遍理论的指导意义，也重视具体事物特殊规律。

学术论文方面，萧萐父认为其“知能”关系展现了其对人实践主体性的肯定，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姜广辉认为船山“把仁义礼智等观念缩小在道德领域来讨论，而把一般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范畴从伦理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揭示和表述客观真理的理论工具。”夏甄陶将道器关系纳入其认识论：器（具体事物）不是道（事物规律）外化，而是道的承载，道是事物客观固有的。杨楹认为其指出了感官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某一方面，而不能认识事物的全部”。

本文中，笔者则试图在其天人互动互补框架下考察其认识论特点，并引申出其对现实科研活动和道德实践的啟发，以及知识与道德、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的思路。

一、船山易学天人关系在认识论之应用

船山认为“易道包备三才往来之道而人自有其道（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十章），承认天地“固然”之客观性（外传.卷七.说卦传），认为天道的根本特征是和顺与生（同上）。这种“生”的本性，既是宇宙的本质特征，又是人的道德责任之所在。其天人关系原理的精华，即在天人互动互补的框架中尽人道，人道不可违背天道的底线，要因顺天时、辅助天道之化育，求得合于道的神妙和顺。

秉持这样的天人官，船山将反思“象数之学”的局限性，认为“天道固然无先天后天之分”（外传.说卦），以固然存在的客观事物为先天，就意味着以事物的非固有属性为后天；若以事物变化发生的根源为先天，就意味着要以变化之后确定的模样为后天；然而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成立。因为究竟而言：贯通古今、生死、有无这些最大的对待关系，并无所谓先后。天道运行本身就是生生不息所以并没有兴起和停止的区别；天道阴阳运行神妙不测所以万物之生成并没有先后顺序的排列，他将天道作为实体性的存在划归到独立于人的范围，将“先天”“后天”之争纳入人道知识。

同时，船山又以变、常来区分天道与人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八章）认为人应

该持守常理而迎接不可知的变量，从天地不测的变易中得出人道应当遵循的恒常规律，则能凝结天地本性、摆正自己命运，贞定阴阳法则，而不只求趋吉避凶苟且偷生。人道之象数系统应该不断改进、损益以求符合天道，才能突破不同阶段不同空间限制下人道知识体系的局限：

则损益各二以尽之，数已终而力竭，功必以渐而不可骤，则损益各一以渐，易之酌其虚盈，变必通、穷必变；酌其多少为度于数。（外传.系辞上传第六章）

他突出了天道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性，主体必须要不断深入细致地去“因循万物”，且最终要超越分析、逻辑，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天道之“化几”“和顺”之妙。

二、认识对道德实践的意义

船山既注重天道和人道同源性，又注重现实中人道不及于天道之处；既承认人能经由道德践履而合于天道，又阐发人的认识和思维也要效法天道；进而触及到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其中笔者认为对中国哲学最有启示意义的是以下几方面。

1.“和”的标准和范限

船山重视事物的差异性、功用的必要性和多样性及此基础上的世界统一性（即“和”、道的贯通作用），但还是更重以和顺为天道的根本。他认为，事物不会只处在浑沦的“一”，也不能停滞在对立面出现但仍然相互连结的“二”，需要步入两端进一步分化和互动的“三”，才能生化万物；而不管是从正面之“和”，还是反面的“齐是非”，船山都是立足于道器并重、阴阳对待与流行之统一，追求事物互成而能致用之理想。这对于今人面对多样性和变动性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如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又维护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有益思路。但是，对于事物可能的冲突和失衡，并没有太多探索冲动。事物差异性和对立性的消泯，要在人的内心达成，是主体心灵境界。

后世戴东原明确提出“有条理是以生生。事物具体的差异性“分理”、“条理”决定了事物可以生而又生，更往前走了一步，更加明确了“异”的意义。“和顺”灵活而不偏执任何一方的理想境界如何不陷入调和论或相对主义（孔子所谓的“乡愿”）？“中国古典哲学家普遍将事物的统一性置于比斗争性更优越的位置，但“和”并不能一味地适用于所有的时空，例如社会面临重大转折、变革或契机时，和的解体是吐故纳新、建立新的“和体”的前提。“判定“和”存在必要的客观标准，只依靠抽象的概念分析是不够的，而需要在具体的实际与实践活动中去权衡，这就是所谓的“几”。后世戴东原哲学特重“权”（孟子字义疏证），或许就是这一问题的深化。

2.道德和知识的关系

主体通过道德践履而上达天道，故主客不可绝然二分；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则要建立在二者相分的前提之下。那么道德实践和认识实践的关系是如何？船山将天道变易流行的意涵，特别引向了善恶是非、君臣父子不可执定的方向（外传.卷七.说卦传）。他认为天下虽然有相对公认的大是大非，但是具体来说，盗贼群体内部也存在其道义原则；善恶虽然有大概的界限，君子也是人，不应该否定其也又人的自然生物本能与欲望。

这就有反对以一固定的绝对道德伦理来框定百姓日用的意味——任何善恶是非终究都是具体时空条件的产物，必须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承认自然感情的存在，即“生”为前提，这是天道基本的德性，此即透显一种反思精神。每一套道德标准都都是与当时当地人们的知识水平、对世界、人性的了解挂钩的，人们知识的增长会促进道德原则和评价体系的变动。不能将某一具体规范绝对化，造成实践中的谬误，这“已经有走出理学后学凝固不变的道论”的迹象。

及至后世戴东原将人性作“情、欲、知”三分，将人的实践错误分为知性之“蔽”与德性之“欲”，进而论述“德性资于知识”的命题，并且其对道德和认识两种实践的论述，都是在“分理”（包括人和人的具体伦理关系、情景、认识对象的具体性质）的语境下进行的，这就使德性和知性的连接成可能，此可谓古典哲学的新开展。这能启发我们在客观知识系统日益分化、细化、科学昌明的今天，如何在新的经验基础上实现知识与道德的统一，进而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

三、道器关系引申：哲学与具体学科关系

船山主张“道体乎物之中而生天下之用”、“天下唯器”，器主要是就个体存在物而言。其重视“尽器”—“贯道”，“尽道”—“审器”的全过程。不仅是道单方面指導和决定器，而是作为经验基础的“器”的改变也可以影响道体以及人们对道体的认知、体悟、界说，道和器的关系是双向的。“道论”，即对世界全体普遍规律、原则的认识和研究，“器论”，即对具体存在、分门别类的事物的认识和研究。二者可对应于现代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关系。道论的改变需要器论之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器变的具体内容，又取决于社会制度等现实的变革。

基于此，船山易学哲学将天人关系原理贯通到期知识论思路，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哲学一贯的优点，也提出了新思路，后世哲人在这个方向，则不断开拓着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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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船山：《周易》内传，清船山遗书本，爱如生基本古籍电子版

[3]王船山：《周易》内传（附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附考异）、《周易》外传，船山全书单行本，湖南：岳麓书社，2011年第1版

[4]陈玉森，陈宪猷：《周易》外传镜诠，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

[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清乾隆刻微波榭丛书本，爱如生基本古籍电子版

[6]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1版

[7]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8]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

[9]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0]陈远宁、王兴国、黄洪基等：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1]萧萐父：王夫之的认识辩证法，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期，页49-60

[12]姜广辉：船山哲学与理学，载孔子研究，1986年第3期，页86-94

[13]夏甄陶：王夫之的认识论思想述评，载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页60-68，及页80

[14]杨楹：王夫之认识论体系中几对范畴的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0期，页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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