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作家中，苏童以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文学文本艰涩难懂、理念过强的弱点，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显示出独特的写作特质，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苏童善于写女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 他塑造了一系列丰满、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美丽中带着邪恶，乖戾中存在着妥协，她们用生命在男性的舞台上演绎着凄凉而哀伤的人生剧。

苏童为何对女性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并且又热衷于描写一些同样有着悲剧命运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与他从小生活的家庭社会环境和他的性格等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因为“艺术家的丰富性体验，尤其是童年时期对爱的温暖的体验，是他们人格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苏童的童年家境不是很好，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很“清苦”，苏童回忆起童年的印象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童年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我父母除了拥有四个孩子之外基本上一无所有。” 他缺乏家庭的温暖和童年的乐趣，留在脑海中的只有清苦的记忆，这让苏童年幼小的心灵饱受创伤，造就了他孤独、羞怯、不合群的性格。他过早的比同龄人更成熟，更早洞察了人性的孤独与自私自利，体验到了人生的辛酸、悲凉与无奈。所以在苏童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了一种对爱的缺失，他的笔下没有体恤和温情，只有仇视、冷漠与残杀，这也是苏童自幼缺乏爱在作品中的一种体现。所以对于苏童的小说中总是会有一种悲剧的情结，有一种悲凉的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渗透在作品里面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童小时候虽然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爱，但家里有对他照顾有佳的外婆和几个姐姐，因此，童年的他对女性便多了些许好奇和关注，经常与女性在一起也让他比其他男性多了细腻的心，这成为以后他擅于描绘女性形象的重要原因。由于童年家庭中贫困悲惨的生活经历，使他过早的成熟，懂得了作为女人生活的艰难与不易。他说：“我从小就觉得女人命苦，这主要是外婆留给我的印象。我外婆二十多岁就守了活寡。” 所以在以后他所结构小说时，更趋向于描写女人们生存的困境以及人性中丑陋阴暗和扭曲变态的一面。像颂莲、小萼以及娴、芝、箫，她们曾经都有着美好的一面，但是在欲望的生存和斗争中不断沉沦、不断堕落、苦苦挣扎，她们最后都变成了一个个自轻自贱、自甘堕落，主动依附男人的女人。像颂莲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女学生，在妻妾的争宠中慢慢褪色，以致丧失人性，最终发疯；正直青春年华的小萼接受了新时代的改造却没有变得更坚强、更独立，反而走向了更加堕落的一面；而娴、芝、箫三代女人的命运更是循环往复，走不出命运的那个怪圈，在阴冷的生活氛围里，她们相互妒忌、斗争，人性扭曲，近乎变态。这些女人她们的命运都是那么的苦，无论作何改变，最终还是走不出痛苦的深渊，这也是苏童女性情结的一种具体体现。

经过了数千年的文化演变和积累，中国形成了一种关注民生疾苦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影响了世代文人，苏童也在其中。苏童饱读诗书，他坦言《妻妾成群》就得益于《红楼梦》，从作品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中确有《红楼梦》的影子；旧时代的氛围、旧式家庭悲剧以及对紫藤、深井等极富象征意义的意象的描绘，产生出了一种古典的奇特诗意。苏童也曾说他最喜欢的是张爱玲《鸿禧传》，张爱玲的小说“极具传统的中国式的文学腔调”“是标准中国造的，要经过苦吟才得的精品”。张爱玲的作品本身就极具传统文化底蕴，擅于描写旧式家庭的悲剧命运，所以苏童“红粉”系列作品一再出现那种中国古典传统的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关怀的悲剧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苏童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的现实主义小说，比如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等等。他从中借鉴现实的创作手法和一些创作的思维方式，并从一些作品中获取了灵感，并经过自己的虚构、加工和对传统的认识，写出了这一部部悲剧作品。他塑造的悲剧形象为我们揭示了人性及人本身存在的东西，像“《红粉》就涉及了个人生活中的压力”，而苏童只不过是放大了那些“日常生活或者是私生活中的那部分压力”。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创作的目标，就是无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分量，无限夸张‘人和人性的力量，打开人生与心灵的皱折，轻轻拂去皱折上的尘土，看清人性本身的面目。” 這也是西方文学对他作品的影响。而苏童也似乎借笔下那些女性们的悲惨命运似乎告诉我们，苦难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人类永远摆脱不了苦难。正如苏童所言“生命中充满了痛苦，快乐和幸福在生命中不是常量，而痛苦则是常量。” 在苏童看来，生存困境的宿命的注定的，无法逃脱，人身在其中，永远也无法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这就是人类的终极命运。

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病态的、畸形的，她们麻木地依附男人，为了男人互相争斗，缺乏“林道静”般勇于反抗、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些女性的结局大多是悲剧。苏童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一方面来源于男权文化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另一方面苏童更强调的是，女性本身才是悲剧形成的主要因素，她们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弱点。在小说中作者更加突出表现了女性黑暗阴险的一面，相比较男性，人性的缺陷在女性身上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并且苏童所塑造的女性，缺少启蒙色彩和理性的反抗意识，她们对于生活给予她们的一切，要么是麻木接受，要么是变态畸形的抗争，所以苏童笔下的女性鲜少有正面人物。从社会角度来看，时代的男权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的写作心态。另外，作者苏童自小的生活经历和阅历也对作品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作者对女性反抗意识缺乏的展现，容易使读者对她们的人生悲剧多怜悯、同情，少文化批判和反思。对于苏童来说，既然创作这一系列女性形象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悲惨命运，那么如何以现代审美文化精神和人道主义洞穿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解脱女性的心里束缚，描述女性反抗男权文化，寻求独立自主之路，建构出女性健全审美人格，应该是苏童在今后创作中继续探索的方向。

作者简介：

白杨，河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