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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新音乐”概念梳理

2018-05-14汪妮

北方音乐 2018年10期
关键词:国乐

汪妮

【摘要】专业术语不同于日常用语,是某学科得以建立的基础,必须明确其内涵。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新音乐”这一专有术语,自1903年曾志忞第一次提出到2015年的百余年里仍有学者在解读该术语,各类论文、专著和词典中赋予该术语不同的含义,有的追随政治概念进行定义,有的从歌词内容进行分类,有的从音乐本体进行解释,导致各种误解。本文旨在对该专业术语内涵流变做一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新音乐”研究的思路进行总结。

【关键词】新音乐;学堂乐歌;国乐;歌咏运动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在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国文化思想发生矛盾,在思想、文化上对“新”和“旧”的讨论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同时也陷进了“变”与“不变”,“变多少”“怎么变”的挣扎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怎样处理好西方音乐(或“西乐”)与中国传统音乐(或“国乐”)的关系,“土洋之争”等几乎成了所有音乐论争都会涉及的话题,“新音乐”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与论争中产生、发展,对“新音乐”的研究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史。通过对“新音乐”概念演变的梳理,探索20世纪“新音乐”研究的线索和思路。

一、西方“新音乐”概念分析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曾经有很多学者在介绍西方音乐的时候,对西方某个阶段使音乐以“新音乐”来形容,如《音乐界的新运动》《法兰西新音乐的领导:霍列(Gabirel Faure 1845-1924)》《新音乐运动在美国》等。所以,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新音乐”的同时,有必要對西方的“新音乐”概念进行梳理。“新音乐”(New music;德,Neue Musik;意,Nuove musiche)在西方音乐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概念。《牛津简明音乐词典》《音乐百科词典》《大陆音乐辞典》对“新音乐(new music)”的界定都是泛指西方音乐史上每隔一段时期反复出现的概念。

二、“新音乐”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和发展

“新音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曾多次被提出,在近代许多论文、专著、词典中“新音乐”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下面笔者按照“新音乐”定义中所指时间范围的顺序,对不同定义进行分条陈述:

认为“新音乐”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作曲家运用中国的音乐素材,学习和借鉴西方的音乐技术语言而创作的音乐,以区别于中国古代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从学堂乐歌开始。曾志忞于1903年第一次提出“新音乐”:“为中国造一新音乐,然则音乐之有利于国也。”其认为“新音乐”的基础是音乐理论:“音乐之入门曰乐理,或曰乐典,非此不足言音乐。”也就是其《乐典》当中所涉及的基本乐理知识。

刘靖之在《新音乐的萌芽期》中提到中国近代史里的三大音乐活动影响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分别是太平天国的宗教音乐活动及其流传下来的歌曲、袁世凯引进欧洲铜管乐和军乐、学堂乐歌。特别是学堂乐歌的兴起,从20世纪初开始至李叔同1918年出家结束,它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始,也是中国“新音乐”发展的萌芽,并为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新音乐”的先驱是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

“新音乐”应包括“五四”运动(1919年)以来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音乐。直到“五四”之后民国九年蔡元培先生创办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中国新兴音乐才算正式奠基。目前中国先进的音乐教育者和演奏家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学生。持这种说法的人一般认为此时期内开始系统地、正规地引进、学习西方音乐理论,这才是“新音乐”的萌芽。

后至20世纪30年代,“新音乐”指当时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运用民族形式创作的音乐。1931年,须勍吾提出了创造中国“新音乐”的目标:

我们所要创造的那种新音乐,绝对不是复古,不是守旧,也不是剽窃,不是贩卖、转运,更不是特殊式,贵族式,阶级式的;我们务须建立在民众身上,以全民为立场。换言之,就是要适合于现代中国的民族,并且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特性,唤发民众的美德,倡导民族的情感。所谓“民族之声”,用这种音乐来熏陶民众,鼓励民众,激发民众,团结民众,使全民意志上有了这样的锻炼。

更具体的论述是,“新音乐”由1934年的电影《大路》公映开始。雁君在《中国的新音乐》中说到:“由进步的电影如大路,渔光曲等兴起,随着带来了新音乐,所以可以说新音乐并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但是在最近好像已能单独生存下去了,因为它已经有了大量的群众。”持这种说法的还有章枚在《1936年新音乐发展的检讨(附歌曲)》中说:“大路歌的作者聂耳氏是这种新音乐的开发者……聂耳的贡献与其说是为我们创作了些什么歌曲,不如说是为我们开开了一条新的路径。”李凌在綠永《论新音乐的民族形式(附歌曲)》中说:(聂耳)“开始第一人发见利用存在大众现实生活中的新鲜活泼的旋律,为新音乐写下一页新的伟大的历史,把新音乐划成了两个时代。”

以上三类是从“新音乐”含义中所指时间的顺序进行分条陈述。同时,在这个所指时间范围内,“新音乐”也有着如下几种不同的具体内涵或体现方式。

(一)认为“国乐”或者“国乐改进”属于“新音乐”的范畴

王光祈在《欧洲音乐进化论》当中对“国乐”进行了定义:

什么叫作“国乐”?就是一种音乐,足以发扬光大该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价值又同时为国际之间所公认。因此之故,凡是“国乐”须备具下列三个条件:(一)代表民族特性。(二)发挥民族美德。(三)畅舒民族感情。

之后萧友梅也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实施复兴国乐报告》中用一句话对“国乐”进行概括:

何为国乐,能表现现代中国人应有之时代精神、思想与情感者,便是中国国乐。

吴赣伯在《新音乐与国乐改进》中谈到:“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多数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们总是把声乐和西洋管弦乐等形式的作品作为阐述新音乐的主要对象或仅有对象,而轻视或无视将国乐和国乐的改进放到整个新音乐的范畴来研究。这我们可以从近几百年来许多人的音乐思想和音乐教育中找出因果关系,但无论如何,这一研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二)认为“国防音乐”是当时“新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

柳青在《论新音乐运动》说:“国防音乐运动是整个新音乐运动的开端”。赵沨在《中国新音乐运动史的考察》中说:“‘一二·九运动以后……‘国防音乐的提出,这表面上的沉寂正式新的开展之前的酝酿。”

(三)认为“歌咏运动”或者“歌曲”是当时“新音乐”或者“新音乐运动”的主题

天风在《“‘救亡歌曲之外”》认为歌曲是当时“新音乐”的主题。

贺绿汀在《新中国音乐启蒙时期歌咏运动》中认为,歌咏运动是当时“新音乐”的主流。

但是,“新音乐”所包含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固定的时间内所限定的音乐,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新音乐”也有不同的定义和要求。

三、结语

综上对“新音乐”含义的不同说法可以看出,不管是哪种定义,20世纪中国“新音乐”的研究总是蕴含着两条线索:其一,对其音乐本体的研究,包括曾志忞所提的“新音乐”的基础音乐理论、乐典等、“五四”時期学校所教授的音乐知识、抗战时期创作的歌咏等;其二,通过“新音乐”达到某种目的的“新音乐”功能的研究,包括学堂乐歌时期“利于国”的音乐、“五四”时期的具有“反帝反封建”和抗战时期的“救亡歌曲”等。从“新音乐”的概念出发,可以看出20世纪“新音乐”研究的两条线索和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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