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畅 郭林璐

摘 要：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系统论述了教育与启蒙的关系，揭示了教育对于人类灵魂转向的方向指导作用，而康德《何谓启蒙》一文则着重强调了人的主动性在启蒙中的核心地位。本文旨在通过对于《理想国》、《何谓启蒙》等文本的解读，从原始转变、灵魂转向、培养模式、人的作用四个方面阐释启蒙教育之于人类进化的作用和意义。并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对教育启蒙的程序和结果进行分析，了解“乌托邦”社会培育公民哲学思维的方式，明晰公民趋近善的理念的过程。

关键词：教育；启蒙；洞穴；乌托邦；灵魂转向

“启蒙”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为：“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普及新知识，使摆脱愚昧和迷信。”教育启蒙是人脱离无知的过程，使人能够把真实世界与影象世界区别开来，感知与熟悉世界隔断的痛苦与来到新世界的恐慌与好奇，进而接近至高的善。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的开篇就借苏格拉底之口，将“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比作“洞穴外的人和洞穴里的人”，两者之间的唯一通道就是社会启蒙式教育。当然，这是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哲学完美化假设，这里所说的启蒙教育是人为故意施加于未受教育的“纯粹囚徒”式人民的，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现实生活中即使一个人原本未受教育，且后天也没有经济实力和主观倾向去接受教育，那么他的自我探索式教育应当也属于“启蒙”的一种，也是有几率上升到哲学家的高度的，虽然在灵魂的方向和认知模式上远远不及社会启蒙。

1、原始启蒙下的新变

人类从出生时起，无一不是头脚被束缚的囚徒，生存的环境即“洞穴”象征着意见，纷繁复杂的意见多样化，无法认知出真相和影像；而洞外的那个极富吸引力的世界则代表着真理，充满了刺眼的诱惑力。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中，我们可以感知到，洞内的阴影与洞外的本相差距悬殊，象征着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在層次上的不同，一旦树立起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的偏向性，脱离过程必然是艰辛的。离开熟悉世界会充满不舍和依恋，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就意味着旧有认知模式的坍塌，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重建认知模式，使之适应新的生活，这对于人在思维模式和接受能力上的训练是残酷而有效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认为：“要他能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得见东西，大概需要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首先大概看阴影是最容易，其次要数看人和其他东西在水中的倒影容易，再次是看东西本身。”重新习惯新的世界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接受教育后必然会增加的“知识性消费”，接触面的扩张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付出”数量的上涨。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将洞穴里的人暂时视为内心纤尘不染的儿童。德谟克里特认为：“如果儿童任意地让自己不论去做什么而不去劳动，他们就既学不会文学，也学不会音乐，也学不会体育，也学不会那保证道德达到最高峰的礼仪。”这里就强调了儿童本质上主动接受教育启蒙的重要性，与柏拉图“痛苦的出洞之旅”相悖，儿童接受教育的过程是充满欢乐的，他们对于新世界的好奇和兴趣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暂时的恐惧，并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积极地追寻真理。当然，孩童的好奇思维与哲学家的追求真理还是有较大区别的，儿童不会像哲学家那样，眼睛会因看见“火光”而感到痛苦。

2、教育与灵魂转向

教育的本质就是心灵的真正转向。只有经受过启蒙教育的人才能够完成从可见世界到可知世界的转变，进行深层次的灵魂转换，实现灵魂转向才能保证人的灵魂在行走的过程中不被洞穴中的意见所蛊惑，因而保持高度的目标专一性和方向性。然而，灵魂转向所特有的方向性是难以把握捉摸的，一路上接触的阻碍数量众多、势力强大，容易使那些接受了教育定力却不足的人误入歧途，因而无法认识最高的善的“理念”。但教育对于身体优点的培养作用是循序渐进的，同时也一步步指引着人类走向光明与自由。

不可否认的是，这里所构建的逻辑系统完整有重点，但对于教育的实现所提出的前提是形而上的，是“乌托邦”式的教育假想世界构建方案。洞穴里能够捆绑住人的，或是奖赏功名，或是情感共鸣，一切自由的禁锢都是人类可感知的表象。走出洞穴的人，依次看到了实物的阴影、事物在水中的倒影、实物本身、月光和星光，最后能够直接观察太阳（即火光），可知的真实强烈吸引着这群“外来人”。在新与旧的猛烈碰撞下，人类面临着“前进”与“后退”的难题，而人一旦体验到真理，就会“服从”真理；人一旦接受了善的理念，了解到了真理和理性存在的方式，便不愿意再回到洞穴之中，重新过回那种无知的生活模式。但在海德格尔看来，重返洞穴是真理发生的最后一个阶段，重返洞穴不是下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升”，是对真理的进一步贴近，只有重返才能找到真理，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3、类“乌托邦”的培养模式

想要通过灵魂转向来彻底完成教育的启蒙，就必须构建一个牢固的教育体系来支撑庞大的灵魂塑造工作。比如《理想国》中提到的“计算和数数”、“几何学”、“体操和音乐教育”等科目，能够帮助灵魂借助纯粹理性接近真理本身，在理性思维模式的建造中培养符合国家要求的“恰到好处”的人才。对于科目的选择适应大多数人身心发展的规律，着重人的理性与审美观念培养，学习的最终目的锁定在对于真理的掌握上。此外，“辩证法”作为最顶端的学习内容，能够帮助受教育者正确论证每一事物的真实存在，区分实在和可知世界的关系，并且借助思想本身的两面性接近真理的本质。

当然，在这种“乌托邦”式的培养模式下，“实验者”也必将是出类拔萃的，具备灵魂转向可能性者必然有着诸如“热爱学习”、“百折不挠”、“具备真实的知识和品德”、“年轻”等天赋，才有可能呈现出“鹤立鸡群”的状态。这种按照时间具体划分学习内容和科目的教育过程，带有较高的科学因素，但是没有依据每个人的不同发展程度进行有效调整。所以容易造成教育的僵死和垄断，缺乏合理性和灵活性，是一种教育领域的“乌托邦”现象。因此对于哲学家或普通公民的教育启蒙方式必须在严格遵循客观演进规律的基础上符合受教育者的个性，对于教育过程要有“弯曲”和“转向”的步骤，不能将灵动的启蒙僵硬化。当受教育者达到最适合学习的年龄且自发生成学习欲望的阶段，就应当将其置于社会启蒙环境下，让其学习基础知识并主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补充学习，受教育者才能以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推进灵魂塑造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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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峰.启蒙.康德哲学的起点和归宿[J].湛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05）.

作者简介：

朱琳畅（1997—），女，汉族，浙江金华人，学生，本科，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郭林璐（1998—），女，汉族，浙江温州人，学生，本科，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