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瑞芬

摘 要： 民国文人刘文典曾说“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这句话既反映出文人的狂傲气节，同时也体现出刘文典超然独立的处世态度。通过刘文典身上的“狂气”，追溯这种气质的渊源，进而在“士”的视域之下探讨刘文典的学术研究方法及成就，以补充相关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 刘文典； 狂士； 学术研究； 学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 K82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8）03-0070-06

刘文典（1889—1958），原名文聰，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父刘南田，以经商为业。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学术研究方面，他终生致力于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其讲授课程从先秦至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再到德国和日本，所涉及内容之丰、领域之广，无所不包。性格特征方面，他狂傲不羁，卓尔不群，在民国文人群当中首屈一指，堪称后世文人的精神楷模。

一、“狂士”由来

民国文人中，刘文典可以算作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坊间传言他敢和蒋介石叫板、自诩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他就是其中之一，对“教授的教授”陈寅恪极为推崇，却瞧不上沈从文、朱自清、巴金等现代作家，即使在“特殊时期”依旧坚守自己的内心，不愿同流合污……这一系列奇闻轶事是实是虚暂且不论，然而这些故事却从侧面描绘出一幅充满独特气质的人物肖像画，这幅画的底色即为“士”，而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就是“狂”。

中国古代的士，其义相当于西方近代出现的被人称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1]但他们同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方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基督教救世思想的影响，以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成分为行动宗旨，他们大多肩负着宗教救世的使命感，指导他们做出理性行为的是基督教及古希腊哲学。“士”则不同，他们虽然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仁以为己任”的使命感，在某些方面可能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共同之处，他们敢于秉笔直书，犯颜直谏，充分体现出这一群体的遗世独立。从本质上来讲，西方的知识分子长期受同一种宗教思想影响，形成了他们固定的理论意识，这种趋于程式化的思想有时会成为束缚个性的枷锁。中国儒家思想倡导“仁为己任”、“死而后已”，要求人们积极入世，佛道光言道德之行，却无“济世”之志，故而位居次要地位，“士”能成为社会的良心，主要来源于此。伴随着时代的更迭，“士”也在不断摸索新的出路，更使得这一群体永葆生命力和活力，这是西方知识分子所不及的。

刘文典生于民国，从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民国“士”的精神风貌。作为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民国一方面带有晚清思想的续余，另一方面也因中西方文化思想交融而产生的新观念，在传统的“士”与西方理性主义发生碰撞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会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新的理念。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特点表现为外部的变革与内在的守旧，外部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和改造，内在的守旧则是对于儒家传统的执着和坚守。刘文典早年就读于安徽公学，那里的一大批教师如陈独秀、刘师培等最先接触到西方思想，刘文典自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新思想。他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来，又东渡日本学习，这都是思想变革的体现。他在开拓了眼界的同时也受到了日本进步思想的影响，如此一来，他的革命者身份和留学经历就是对封建遗毒的洗刷，形成了刘文典兼容并包、开拓创新的革新意识。刘文典在《青年杂志》上以“刘叔雅”为笔名，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为当时处于动荡的中国社会和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带去几分安慰和震撼，之后他又翻译《富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外国书籍，这种自愿担负起传播西方思想的责任感，正是他对外部事物的吸纳和创新的表现。

虽然外在的刺激可以使事物发生量变，但内在精神信仰却是无法撼动的。孔子认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2]在孔子看来，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这种士可以视为孔子理想中的人格形象。稍后孟子又讲到士的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270，要求士在遇到“富贵”、“贫贱”、“威武”三大挑战之时，一定要坚定信念，守住自己的底线，做到“不淫”、“不移”、“不屈”，一旦违背其中任意一条，那么士将不能称之为士。这三条也被当作士的“黄金准则”，用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古代士人既是如此，刘文典也不例外。据相关资料记载，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曾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在蒋视察安大之时，他拒绝举办欢迎仪式，并称“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4]又因安大学潮爆发，刘与蒋为之发生争执，刘被羁押，后经众人周旋奔走才得以脱身。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听说此事之后，对弟子的行为大加称赞，于病中挥毫写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5]3。祢正平即祢衡，其性刚烈傲慢，以才能为曹操所知，曹操欲见之，祢衡称病不往。曹操大宴宾客诏鼓手欲辱衡，反为衡所辱。章太炎举祢衡之事意在褒扬刘文典敢于顶撞权贵的不屈气节，可谓“威武不屈”。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大、清华等纷纷南下，刘文典为追随大部队，竟孤身一人辗转数千里。一路上，他始终在心里默念着“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终于在第二年抵达蒙自并与西南联大会合。当时见到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时，他全部的家当也只剩下“一身衣裳”而已，此为“贫贱不移”。从刘文典的事迹中，不难找到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他蔑视权贵，与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如出一辙；他忠于祖国，同文山人生自古谁无死异曲同工，国难当头之际，以发夷声为耻，历经千难万险，追随真理所在，这正是古代士人精神潜移默化的外在表现，故而形成了刘文典“士”的人格精神。

谈到他的“狂”，不得不提到他的老师章太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据相关资料记载，章太炎曾大骂孙中山、蔑视袁世凯、认黎元洪为弟子，并以王者之师自任，桩桩件件都是普通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他人格上的狂傲影响着刘文典，并使刘文典成为继章太炎之后民国又一“狂士”。

因此，称刘文典为“狂士”，首先基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士”思想对人格的内在塑造，形成了他心系天下的宽广胸襟和遗世独立的文人姿态。其次在于他受章太炎外在精神气质的影响，造就了他狂傲不羁的处世态度。那种态度往往指导他做出的一系列与俗世相悖的狂事，为他赢得“疯子”、“狂人”的美誉。中国刘文典研究专家章玉政在《狂人刘文典》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将这个灵魂的底色称之为狂，他是一种对于权贵的蔑视与逃离，对于尊严的坚守与把握。”[6]405作者将刘文典定义为“狂人”，主要在于他首先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狂”则是彰显个性特征的外在表现。诚然，章玉政先生的观點具有一定道理，他发掘出民国文人身上所具备的精神气质，并赋予其特定的身份。但刘文典身上投出的“狂”气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表现，这种“狂”，不是因为遭受外部刺激所致，而是纯粹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气息，其不屈于流俗，特立独行的个性特征正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真实体现。“士”作为社会当中的一个阶层，他们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体现的则是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民国文人身上的“狂”与我国古代士人精神一脉相承，并没有因为西方理性思想的传入而有所改变，他们依然保有古代士的特质，这一切都可以从民国文人的言行中看到。作为民国文人的一员，刘文典的奇闻轶事看似疯狂无比，实际是士人精神的体现。他屡次犯颜，全不顾自身安危，这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士人精神；他坚守己志，不屈服于列强欺压，这是“大节不亏、谋道不谋食”的独立人格。

透过刘文典的个人肖像图，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中国传统的“士”文化对于其人格塑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知识背景可以帮助了解刘文典以理性情感为基础所作出的一些不理智行为，而这一切皆是对“狂士”一词的最佳诠释。

二、叔雅治学之法

刘文典专注于校勘学方面的研究，他认为：“搞校勘，须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5]7因此，在校勘诸子典籍的过程中，他将较多精力花费在版本、内证和汲取中外校勘成果当中，并适当加入自己的见解，使校勘内容更为丰富。

（一）注重版本

刘文典在进行典籍校勘时特别注重版本问题，往往集合各年代的不同版本，用于比较异同，评定是非。如对“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7]7一句进行校勘，他说：“‘而止二字旧敓，今据碧虚子校引文如海本《江南古藏本》补；《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御览》九百四十四引亦并作‘抢榆枋而止，与文本《江南古藏本》合。”他通过《江南古藏本》、《文选》、《御览》三个不同版本对“抢榆枋而止”进行校勘，足以突出其“一字之微，征及万卷”的治学态度。

此外，在《淮南鸿烈集解》的校勘工作中，他也运用不同版本进行比较论证。胡适在该书序言里讲道：“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高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8]3从胡适的序言可以看到刘文典在校勘过程中对于版本多样化的重视。如“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注：夸父，神兽也，饮河、谓不足，将饮四海，未至，道渴死。见《山海经》。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邓，尤木也。一曰：仙人也。陶方琦云：《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引许注：“策，杖也。”按：此亦许注羼入高注中者。《庄子·齐物论》司马注：“策，杖也。”[8]179他在解释“策”这一字的含义时，就引用了许注、高注和司马注，虽然结论一致，但他仍将各家注当中的细微差别加以比较，足见其用心之细致，功力之深厚。

（二）强调内证

刘文典在校勘之时还对丛书意旨、内容、写法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并从文意、文法、字词的比较中评定优劣。《庄子补正》中以文证文，以注疏证文、以文证注疏是其独特之处。[5]7例如：《庄子补正·逍遥游第一》：“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他引郭向注：“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悬也，比于众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众人未尝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极也。苟知其极，则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又有成玄英疏云：“彭祖者，姓篯，名铿，帝颛顼之玄孙也，善养性，能调鼎，进雉羹于尧，尧封于彭城，其道可祖，故谓之彭祖。”再有对“彭祖”一词的解释：“李云：“名铿，尧臣，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年七百岁，故以久寿见闻……”这种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之上，以古证古，抽丝剥茧的古文鉴赏方式，新颖独特，可供后者借鉴。

此外，刘文典在小学方面也有相当造诣，这对其进行诸子校勘有一定帮助。另有《淮南鸿烈集解·缪称训》：“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中，行形于外。见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8]384-385就“戴”一字予以阐释，“戴，心所感也。”他引洪颐煊：“下文：上意而民载，诚中者也。”高注：“上有意而未言，则民皆载而行之。”古字载、戴通用，“凡行戴情，”谓行载其情。高注非。又引俞樾言：“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义。戴当读为载。”《释名·释姿容》曰：“戴，载也。载之于头也。”是戴、载声近义通。下文曰：“其载情一也，施人则异矣。”可证此文戴之当为载矣。下文又曰：“义载乎宜之谓君子。”亦与此载字同。仅仅一字之微小差异竟用如此长篇之论加以解说，不仅见其对于文字、训诂之学的精通，更突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令后学倾慕不已。

（三）吸古纳今，博采众长

刘文典在典籍校勘的过程中，选取古今中外不同学者的校勘成果，对前人校勘成果是者从之，非者否之，同时也对今人研究成果有所吸纳。这种包容的学术态度完全摒弃了唯古人之言为至理的厚古薄今思想，对于今人及外国研究成果的借鉴除了可以丰富校勘的内容以外，还打破了以往校勘大家们的守旧观念，使得典籍校勘更具多样化和生命力。《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就吸取了今人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诸家之说。

以《淮南鸿烈集解·原道训》“神与化游，以撫四方”一句为例。刘文典引注：“撫，安也。”“四方”谓之天下也。俞越云：“撫，读为幠。”《说文·巾部》：“幠，覆也。”古书或以撫为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杨倞注曰：“撫，也。”掩即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犹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幎于六合，”高诱注曰：“幎，覆也。”幠、幎同义。作撫者，叚字耳。高注“撫，安也”[8]2，失之。刘文典引俞樾、杨倞对“撫”的解释以证明高注之误，足见其不惟古的学术思想。又于《庄子补正·逍遥游》中在“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一句中引今人马叙伦之言：“瓠落叠韵连语，瓠借为霩，声同鱼类。”同时，《庄子补正》也引用日本高山寺本并数征引日人之说。

胡适在《淮南鸿烈集解》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8]3胡适所言毋庸质疑，在刘文典所校勘的几部诸子著作中，他往往先将许、高二人放于首位，再以其他学者辅助论证，最后在掌握充分的材料之后才加之自己的见解，以辨明正误。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刘文典多以“文典谨按”开头，表现出谦逊的治学态度。

刘文典还喜欢在解释古代典籍的时候融入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解釋“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5]758的时候，刘文典运用了西方的哲学用语，他将“天均”解释为“natural balance”，而natural balance正是人们所说的生态平衡，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从这一事例来看，刘文典不光精通诸子之学，而且对西方文化了解甚深，这使得他在校勘过程中能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突破传统的校勘学束缚，广泛吸收外国思想，继而能在这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三、学术研究成果

刘文典一生致力于校勘学研究，其中以诸子典籍用力最深，他耗尽三十年，成就七部书，其中包括《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大唐西域记简端记》、《群书斠补》、《宣南杂志》，这些研究对后来学者起到了巨大作用。《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奠定了他在诸子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使他在学界声名大噪。胡适曾称这部书是“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9]。梁启超在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将《淮南鸿烈集解》纳入其中，并称：“《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10]该著作能得到众多大家的赏识，可知其必有独到之处。

如果说《淮南鸿烈集解》使刘文典声名鹊起，那么《庄子补正》的出世则使他在学界永垂不朽。他曾放言：“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懂得庄子的两个半人中，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就是刘文典。这一豪言充分体现出他对自己学术研究的自信。该书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以历代《庄子》重要版本为校勘基础，广泛征引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奚侗、俞樾、郭庆藩、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古今知名学者的校勘成果，遍引古今，搜罗细致，可看作《庄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所以从时人以及后人的评价当中可以看出他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著名学者陈寅恪曾为《庄子补正》作序，并称“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7]1连教授中的教授都对《补正》如此看重，并大赞其有“匡正学风”的社会功用，这是何等的褒奖，让人不得不佩服叔雅的“牛气”。1962年《庄子补正》再版，张德光教授为该书作跋“《补正》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之借镜……先生勤搜前人微引，博采诸家校释。参稽互证，以为补正；其疏通疑滞，嫠定底本之功盖不可磨。”[5]906张教授此言更是将《补正》提升到不可磨灭的高度，成为后世治庄学者的必备教科书。

其他五部书虽然地位不如《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但其对诸子研究依旧意义深远。《说苑》由西汉校书郎刘向根据公私藏书中的史实传说辑录而成，杂以议论，阐述儒家学说。由于该书在传写翻刻过程中错漏颇多，存在不实之处，因此，刘文典广泛搜罗清代以来各家校勘成果，征引典籍七十余种，最终写成《说苑斠补》。该书于1946年作为“云南大学丛书”之一，由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亲自题签，足见其重要意义。《三余札记》共四卷，前两卷于1928年9月出版，后两卷于1938年5月出版。其书以“三余”为名，主要取“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之意。全书包括《淮南子校补》、《韩非子简端记》、《庄子琐记》、《吕氏春秋斠补》、《论衡斠补》、《读书选杂记》等，校释精审，考证详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大唐西域记简端记》又称《大唐西域记批校》，其名称来源于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该书撰写于1940年前后，当时正逢刘文典“避戎南奔”之时，他在烽火之中写下了这部佛学研究著作。全书共十二卷，现存三卷，其中涉及多国地理风貌及语言文字，是研究佛学必读的重要著作之一。

另有手稿本《群书斠补》和《宣南杂志》。《群书斠补》收录《庄子补正补遗》、《淮南鸿烈集解》、《秦妇吟校笺补》、《元白诗笺证稿补》、《文苑英华辨证简端记》等文章，文章篇幅较小，但旁征博引，有理有据，书中大量引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并比照于自身的新思考，值得学者关注。《宣南杂志》则是刘文典二三十年代生活在北京时写下的文史掌故和游历见闻，原有上中下三卷，目前只存其中的十七篇和一篇残文。幸存的内容包括《清内阁大库》、《宋元人笔记》、《蒙古文学》、《居庸关石壁造像》等，虽然数量不多，但仍为今人研究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理论依据。

刘文典在古籍校勘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个人喜好以外，主要得益于他的恩师刘师培。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省仪征县人，是民国经学与国学大师。刘师培从小生活在以经学传家的家庭氛围中，对于道藏典籍、西方哲学无不涉猎，他继承家族传统，勤于《左传》研究，著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答问》、《读左札记》等等。并著有《荀子补释》、《晏子春秋补释》、《白虎通德论补释》、《管子校补》、《春秋繁露斠补》、《老子校补》、《庄子校补》、《墨子拾补》等颇具分量的校勘学著作。此外，刘师培还是近代魏晋玄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国学发微》一书中大力肯定魏晋玄学，称魏晋玄学是“撷佛老之精华，弃儒家之糟粕”[11]。虽然他后来因政治失途而为学人所耻，加之英年早逝，未能将经学研究继续下去，也因之成为学界之一大遗憾。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一文中惋叹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12]其言也算是对刘师培简短一生的总结。

刘文典早年随刘师培学习《说文》、《文选》等课程，服膺于申叔之学问，以“追效昔人，示其稽古”为准则，如果未见于《说文》，就算是自己的姓名也是万万不会写的。刘师培又培养其校勘古籍的能力，让他翻阅《御览》、《初学记》、《意林》、《治要》等书籍，虽然该工作枯燥乏味，却为将来校勘典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屡屡征引这些书目的条例来校验文本，勘定正误，全然离不开昔日的勤于用力。刘文典以师志为己志，将诸子典籍作为毕生研究之方向，因而他在《淮南子》、《庄子》、《吕氏春秋》、《说苑》、《韩非子》、《论衡》等方面的用心可以认为是对刘师培学术路线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他在《庄子补正》中频频引用刘师培的研究成果，足以表达他对恩师的尊重和对其学术研究的认可。

作为“一代狂士”，刘文典以个性之“狂”而立身，以“士”之思想而处世，广取博收，兼收并蓄，以开眼看世界的态度吸取西方思想，体现出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交融。他不惧权贵，敢于以身犯险；不畏强寇，坚守卫国之志，而其几近狂傲而又相近于古代士人的人格特质，堪为近代士人之典范。在学术思想上，他倾心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师承刘师培、章太炎，颇得其经学、考据之真传，加之其善于融会贯通，在继承皖派朴学传统时，又将新学思想纳入其中，形成属于自己的学术特色[13]。正如钱理群先生在评价刘文典时所说：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叔雅先生人格之狂傲，学术之精深，足以令后学俯仰感叹。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3]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4] 民国文林. 那些文学大师们——细说民国大文人[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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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章玉政. 狂人刘文典[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刘文典. 庄子补正[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8]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9] 胡适.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0] 梁启超. 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11] 刘师培. 万仕国点校.国学发微[M]. 扬州：江苏广陵书社，2013.

[12] 蔡元培. 刘君申叔事略[M]//刘申叔遗书.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3] 章玉政. 刘文典和他的两位疯老师[J]. 江淮文史，2008（1）：73-86.

Abstract： Liu Wendian who is a literati liv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ve ever said， “the university is not government， don't need to suck up to the powerful.” this sentence nto only reflects the pride of literati integrity， but also reflects the detached independent attitude of Liu Wendian. Through Liu Wendian's “fanaticism”， trace back to the origin of this temperament， and then discuss Liu Wendian's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cholars”，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Keywords： Liu Wendian； crazy scholar； academic research； academic achievements

（责任编辑：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