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草纲目》中的动物命名方法反映了动物形态、体色、行为、习性等特征及其分类地位。这些命名方法不仅提高了动物名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对动物种名的命名方法。介绍了《本草纲目》中动物命名的形式，阐述了动物命名的原则。

关键词 《本草纲目》；动物；命名方法

中图分类号 S-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8）17-0234-03

Abstract The naming method of animals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 form，body color，behavior，habit and its classification status. These naming methods not only improved the scientificity and accuracy of animal names，but also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naming methods of animal species in ancient China. The naming methods of animal species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naming principles of animal species were explored.

Key words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Animals；Naming methods

古人在認识和利用自然界动物时，就一直尝试对各种动物进行辨识和命名。这种动物命名的实践活动至明代已达顶峰水平，其标志是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1578年）。《本草纲目》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药物学巨著，全书约190万字，共分52卷。39～52卷共记载了444种动物药[1]，其中药用动物378种，包括虫部83种、鳞部85种、介部46种、禽部77种、兽部87种[2]。《本草纲目》记载了很多药用动物，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识别和分类方法，而且需要对这些动物名称能给予恰当、科学地命名，以实现科学记述、准确交流、正确识别的目的。李时珍在总结我国古代历代本草书中动物命名方法的基础上，对此做了开创性工作，至今影响深远。笔者对《本草纲目》中动物名称的命名方法进行了探讨。

1 命名的形式

1.1 形声命名法

如蜻蜓，“虫”是形旁，表示属虫之类的动物；“青”“廷”为声旁，是蜻蜓的读音。同理，《本草纲目》中记载的动物，如獐、豺、獾、狸、蝼蛄、蜈蚣、蚰蜒、蛞蝓、鲥鱼、鳝鱼、鲳鱼、鲈鱼、鲍鱼、蚯蚓、蛤蟆、鲵鱼、鸳鸯、鸬鹚、鹭、鹧鸪等，这些动物名称均体现这一特点。但以形声命名的动物名称也容易使人望字生义，有时会导致认识错误，如鲍鱼、鲵鱼、蛤蟆、蛞蝓、蜈蚣、蚯蚓、蚰蜒并不属于鱼类或昆虫。

1.2 形态命名法

如蜜蜂，李时珍称：“蜜以密成，故谓之蜜，蜂尾垂锋，故谓之蜂”；鸵鸟，“形如鸵，此亦是鸟也”；衣鱼，因“其形稍似鱼，其尾又分二歧，故得鱼名”。再如海马，因“是鱼虾类也。状如马形，故名”。还有蛱蝶，称之：“蛱蝶又名蝴蝶，蛱蝶轻薄，夹翅而飞，枼枼然也。蝶美于须，蛾美于眉，故又名蝴蝶，俗谓须为胡也”[1]。其他如雀、海月、孔雀、车渠、地鳖、魁哈、鲂、鳊等动物皆属此类。

1.3 生境命名法

壁虎（古时又称守宫），李时珍称：“以其常在屋壁，故名守宫”；灶马，“灶马处处有之，穴灶而居，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灶旁”[1]。其他如水蛭、竹蜂、蒿雀、竹鸡、泥虾、海虾、壁钱、田螺等动物的命名方法也属此类。

1.4 体色命名法

如鼬鼠，“其色黄赤如柚，故名”；貂鼠，“毛带黄色者为黄貂，白色者为银貂”；虾，因“鰕音霞（俗作虾），入汤则红色如霞也”故名。再如胡蜂，“凡物黑色者，谓之胡”；紫贝（文贝），“文贝甚大，质白文紫，天姿自然，不假外饰而光彩焕烂，故名”[1]。此外，白蚁、青虾、白虾、黄羊等动物名称均采用相同方法命名。

1.5 行为习性命名法

如鼹鼠，“田鼠偃行地中，能壅土成坌，故得诸名”；蚯蚓，“蚓之行也，引而后申，其塿如丘，故名蚯蚓”。再如啄木鸟，“此鸟斫裂树木蠹食，故名”[1]。另外，猴之名，“猴，候也。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候者也”；豪猪，“豪，豕鬣如笔管者。能激毫射人故名也”；蜘蛛，“设一面之网，物触而后诛之。知乎诛义者，故曰蜘蛛”[1]。同理，鵰、鹫、隼、鹰这4类动物名称因搏击行为差异而得名。

1.6 象形字命名法

时珍曰： “蚌与蛤同类而异形，长者通曰蚌，园者通曰蛤。故蚌字从丰，蛤从合，皆象形也”[1]。又如羊，“字象头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似也”；鹤，“鹤字，篆文象翘首短尾之形”；鼠，“字篆文，象其头、齿、腹、尾之形”。其他如鼋、豕（猪）、燕、象等动物名称也缘自篆文象形法。

1.7 象意（义）命名法

如狐，“孤也，狐性疑，疑则不可以合类，故其字从孤省”[1]。又如蜥蜴，“同析易有善变之义”；再如鳙，“此鱼中之下品，盖鱼之庸，常供馐食者，故曰鳙”。鹄，“鹄鸣哠哠，故谓之鹄。凡物大者，皆以天名。天者，大也。则天鹅名义，盖亦同此”[1]。此外，喜鹊、石龙子、狮、麂、麝、蚱蝉、荧火、貉等动物名称也是如此得来。

1.8 综合命名法 《本草纲目》还通过综合上述几种方法来命名一些动物种名。如蜻蜓，虽以形声命名法为主，但也包括以体色、行为命名的方法。时珍曰：“青、言其色青也，因其尾好亭而挺，故曰蜓”。又如樗鸡（现指Lycorma delicatula White，系同翅目一种昆虫[3]），时珍曰：“樗即臭椿也。其居树上，布置成行”、又“其鸣以时，故得鸡名”。故樗鸡的动物名称就是在综合生境、行为习性命名法而得到的；白鹇这一动物名称也是体色命名法、行为习性命名法综合运用的结果，时珍曰：“白鹇出江南，雉类也。似山鸡而色白，行止闲暇，故曰鹇”。此外，如衣鱼，“衣鱼生久藏衣帛中，及书纸中。其形稍似鱼，其尾又分二歧，故得鱼名”[1]；又如蚱蜢，“谓其瘦长善跳，窄而猛也”。由此可见，“衣鱼”和“蚱蜢”也是综合运用不同命名方法而命名的。

2 命名的原则

2.1 区分动物名称的正名与别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创造性地将动物名称区分为正名与别名。在记载各种药用动物时将最早记录或常用的正确名称作为该动物名称的正名，该动物的其他名称作为别名，记载于“释名”之中[4]。这可以实现药用动物名称的规范化，消除名称使用上的混乱。这种动物命名思想所遵循的规则与现代《国际动物学命名法规》中规定任何分类单元的正确名称应为最早出现的名称原则相吻合[5]。例如，在古代螳螂的别名就有“不过、蟷螂、刀螂、拒斧、杀虫、天马、螳斧、敷常、勇虫、蚀肬”等20多个[6]，李时珍将螳螂作为正名，而将历史上螳螂的其他名称都作为别名。又如衣鱼为正名，白鱼、壁鱼、蠹鱼为别名；以蠮螉为正名，土蜂、细腰蜂、蜾蠃等称谓为其别名；以伯老为正名，伯鹩、博劳、伯赵、鵙、鴂为其别名。因此，通过“正名”客观上起到将恰当的动物名称固定保留下来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本草纲目》解释动物名438个，可信者308个，可信者百分比为70.3%[7]。由此可见，正名与别名区分的原则与《国际动物学命名法规》中的优先律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体现了《本草纲目》在动物命名方法上所具有的科学特征。

2.2 辨析同名异物与同物异名

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语言的差异以及人们对动物辨识的差异，往往会形成一些药用动物名称的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现象。它不仅影响人们对药用动物种名的理解与交流，而且也给历代医家正确使用动物药带来许多障碍。对此，李时珍在总结历代本草著作的基础上，在《本草纲目》序例（第二卷）“药名同异”以及各种动物药的“集解”条目中对药用动物的名实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这为后人进一步深入考证动物名称奠定了基础。

2.2.1 同名异物现象。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例“药名同异”中对历代本草著作中涉及的药用动植物同名异物现象进行了系统归类，指出有“五物同名”“四物同名”“三物同名”“二物同名”等情形。如三物同名，蜥蜴、络石、荭草都称“石龙”；二物同名，如“黄颊鱼”同指黄颡鱼、鱤鱼，海蛤、五倍子同称“文蛤”，衣鱼、鱎鱼通称为“白鱼”，蝉、蝼蛄同称“蟪蛄”，水虫、石蚕共名“沙虱”等。同时，《本草纲目》在记述各种动物药的具体内容时也十分注重药用动物的名实一致性问题。如蜚蠊、行夜、蛗螽，这些药用动物以前被混称为“负盘”。时珍曰：“负盘有三：蜚蠊、行夜、蛗螽。皆同名而异类。夷人俱食之，故混称也”。据现代考证，行夜可能是步甲科Carabidae的一种甲虫，蛗螽是蝗科Locustidae （Acridiidae）昆虫[8]。又如古人时有将樗鸡称为莎鸡，并视它们为同一种动物。李时珍指出：“莎鸡居莎草之间，蟋蟀之类，似蝗而斑，有翅数重，下翅近赤，六月飞而振翅有声”；樗鸡“此物初生，头尖而扁，尖喙向下，六足重翅，黑色。及长则能飞，外翼灰黄有斑点，内翅五色相同”。因而，二者虽都称为“莎鸡”，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昆虫，实为同名异物。从现代昆虫学观点来看，樗鸡为同翅目昆虫而莎鸡为直翅目昆虫。

2.2.2 同物异名现象。李时珍还对动物命名上的同物异名现象进行了分析。比如，“原蚕”和“白僵蚕”这样的药用动物名称，时珍认为“原蚕”为重养者，“白僵蚕”为“蚕”得病死亡后的蚕名，因而它们与“蚕”形成同物异名。“雉”和“野鸡”也属于同物异名，李时珍曰：“汉吕太后名雉，高祖改雉为野鸡。其实鸡类也”[1]。李时珍认为，历史上药用动物的“同物异名”形成的原因有3种：①不同时期沿袭下来的药用动物俗称、别名众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名称互相叠加杂用，甚至还存在以讹传讹现象，以致于同物异名现象日益增多。②对药用动物分类鉴定认识的差异，如壁虎、守宫、蜥蜴、石龙子、蝘蜓、蝾螈之名，常常混淆使用。“在《尔雅》以蝾螈、蜥蜴、 蜓、守宫为一物。《方言》以在草为蜥蜴为守宫、 蜓”。 时珍曰：“诸说不定。大抵是水、旱二种，有山石、草泽、屋壁三者之异……今将三者考正于下，其义自明矣。生山石间者曰石龙，即蜥蜴，俗呼猪婆蛇；似蛇有四足，头扁尾长，形细，长七八寸，大者一、二尺细鳞金碧色……。生草泽间者曰蛇医，又名蛇师、蛇舅母、水蜥、蝾螈，俗亦呼猪婆蛇；状同石龙而头大尾短，形粗，其色青黄，亦有白斑者，不入药用。生屋壁间者，曰蜓，即守宫也。似蛇医而短小，灰褐色，并不螫人……”[1]。壁虎、守宫、蝘蜓系指同一物，而有别于生活在山石间的石龙子、蜥蜴以及草泽之间的蝾螈；同时还反映早期先民误认为蜥蜴与蝾螈是没有区别的，它们代表了同一种动物。再如蝙蝠（伏翼）之称谓，旧时有的因其形似鼠故名曰天鼠、仙鼠、飞鼠，而有的又因其能飞而名曰“夜燕”。对此，李时珍进行了正确的形态学描述：“伏翼形似鼠，灰黑色。有薄肉翅，连合四足及尾如一。夏出冬蛰，日伏夜飞，食蚊蚋”[1]，从而提高了对这种药用动物的统一认识。③由药用动物的生境、产地及活动季节变化差异产生。如李时珍在“虫部”对芜菁、斑蝥、亭长、赤头这4种昆虫名称考证后认为“自是一类，随其所居，所出之时而命名尔”[1]。由此可见，这种名实考证工作是动物命名中十分重要又必需的环节。辨析名实异同的工作不仅反映了李时珍对药用动物命名的科学严谨精神，而且也体现了他在当时已经具有高超的动物分类水平[9-10]。

3 结论

总而言之，《本草纲目》中命名动物的方法使药用动物名称可以直观地体现动物形态、行为、习性等特征，这对于人们通过动物名来认识动物特征及分类地位都十分有益。虽然这些命名方法还不能与19世纪伟大的分类学家林耐所建立的“生物双名法”相媲美，但从《本草纲目》的动物命名方法中却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先民们在动物命名方法上的杰出智慧及其贡献。《本草纲目》记载的许多药用动物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这从侧面充分佐证了《本草纲目》在动物命名方法上其独特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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