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渭河上游有一个偏僻宁静的小村镇——鸳鸯镇。1936年秋天，这个沉寂了千百年的小镇沸腾了，一支几万人的红军队伍，经过长途艰苦转战，来到鸳鸯镇一带的渭河岸边。他们从这里涉水北上，向红旗招展的会宁城进发。

一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威严地站立在渭河岸的一处高坎上，正向部队行进的前方山岭眺望。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陈伯稚。由于长途征战，他面容消瘦，脸色黝黑，但仍然显得英姿勃勃，气宇轩昂。他年方22岁，但已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了。

红九军是四方面军的一支劲旅，这次北上，担负着保卫总部和方面军机关的重任，实际上是方面军的中央纵队。因此，行军的组织非常严密，全军指战员精神饱满，迈着坚定矫健的步伐向北挺进。

陈伯稚和军政委陈海松共同指挥本队，军长孙玉清率二十七师在先头行动。陈伯稚望着前方的群山，看着一个个威武的红军战士，想着与中央红军的会师已经指日可待，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兴奋。正在这时，一群大雁飞来，掠过渭河上空，发出声声长鸣，好像是对英雄的红军战士致敬。

突然，陈伯稚的身后传来陈海松政委的声音。陈政委将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递给陈伯稚。电报中说，会宁城已为红一方面军部队占领，静（宁）会（宁）大道已控制在我军手中，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进至会宁县境，即将与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陈伯稚看完电报，高兴地对陈海松说：“应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营连干部，鼓舞战士们的情绪，快速前进！”“好，我也是这样想的！”陈海松赞同地说。两位亲密战友的脸上露出会意的微笑。

二

1914年3月，陈伯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桃花区黄土坡（现属城关）乡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里。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老三。8岁那年，他入私塾，两年后又到县立高小上学。由于他刻苦攻读，品学兼优，成为乡里的“三才子”之一。但因家境贫寒，陈伯稚高小毕业后就到县城里一家商行当了学徒。

1929年，陳伯稚全家由国民党统治区搬到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在黄安县高桥区王新绿村落户。当时，高桥区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群众斗争如火如荼。陈伯稚在革命烈火的熏陶下，阶级觉悟大为提高，报名参加了当地的群众武装组织农民赤卫队，成为一名打旗兵。每当赤卫队出操、训练或集体执行任务，陈伯稚总是高擎红旗，迈着坚定的步伐，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的前头。

鄂豫皖边界的革命斗争迅速扩大，高桥区成立了红色补充军独立营，营长由区委书记李先念兼任，陈伯稚被编在一连任班长。1930年秋，红一军、红十五军和地方武装总动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县七里坪，红军与群众一起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中国革命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宣告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不久，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著名的黄安战役。当时，陈伯稚在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任连长，带领全连在桃花北面的五云山构筑工事，担负打敌援兵的任务。他和战士们一起顶风雪，战严寒，坚守阵地。增援之敌为了解救被围困在黄安城内的赵冠英部，多次向五云山的红军阵地猛烈攻击。陈伯稚指挥全连以“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强决心，与敌人激战4天，打得敌人尸横遍野，狼狈逃窜。

1932年初，红四方面军十一师成立学兵连，陈伯稚调任该连政治指导员。学兵连的战士大多数是扩红时招收的“红小鬼”，他们没有枪，每人背一把大刀。陈伯稚组织他们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还要随时准备执行战斗任务。后来，学兵连编入师直特务营，陈伯稚任该营政治委员。不久，红三十一团扩编为红十一师，陈伯稚任该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

当时，由于部队组织变动大，又有大批新战士补入，亟须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和无产阶级觉悟。陈伯稚组织全团开展了大规模的练兵运动，以四大技术和夜间战斗、山地战斗为重点，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吃苦耐劳、顽强战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在部队中大力开展政治教育，着重解决为什么要当红军，怎样才能当好红军的问题。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连续发动了仪南、营渠、宣达3次进攻战役。在营渠战役中，陈伯稚率三十二团，由元山场一带向鼎山场之敌实施攻击，配合兄弟部队夹击敌杨森部的第二混成旅。全歼该敌后，又向南围歼敌第一混成旅。不久，四川军阀刘湘调集20多万兵力，分兵6路围攻川陕边区的红军。在反围攻的战斗中，陈伯稚军政系于一身，带领全团抗击敌人。他经常到阵地前沿，深入战士中间，掌握战士的思想情况，进行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指挥部队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打退敌人的轮番攻击，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撤离了川陕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陈伯稚被任命为红九军参谋长。

不久，陈伯稚调红军大学学习，为红大成立后的第一期学员。红大的学员虽然都是身经百战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指挥员，但是他们多是工农子弟，上过学的人很少，学习中的困难比较大。陈伯稚是学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个，他除了积极帮助其他学员搞好学习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办墙报《战火》和校刊《红炉》，鼓励学员们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圆满完成军政文各科的学习任务。

1936年3月，红大第一期学员毕业，陈伯稚留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了一段时间，6月又回到红九军任参谋长，协助孙玉清军长和陈海松政委指挥部队过草地，向甘川边界挺进。红九军为北进第一纵队的右支队，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北上的命令，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过草地，翻雪山，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到达甘肃南部岷县附近。

三

这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0月下旬，红九军和红五军、红三十军奉命从靖远渡过黄河，组成了红军西路军，从此开始了孤军奋战的悲壮历程。

红九军渡河后，占领了锁罕堡、打拉牌一线。敌马步芳部第三旅及特务团、民团5000多人向红九军阵地攻击。陈伯稚指挥红二十七师与敌激战7小时，将敌人击溃。第二天，敌第一旅和第二旅继续来犯，被红二十五师击溃。红九军全线出击，猛追逃敌，缴获敌人大量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徐向前总指挥将这次胜利的消息通报全军。

转眼到了严冬，地处古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天寒地冻，狂风呼啸而来，天空中尘土弥漫，灰茫茫一片，看不见远处的景物。红九军刚刚进至干柴洼地区，敌马步青的骑五师两个旅和马步芳第一百师一个旅，在反动民团的配合下，由东、南、北三面向红九军猛扑过来，军指挥部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利用土墙挖好枪眼，阻击来犯的敌人。敌以骑兵和步兵相配合，向红九军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陈伯稚在军长、政委的指挥下，组织部队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顽强抗击，多次打退敌人。在战斗最为残酷的时候，陈伯稚把机关人员和交通队也编成了战斗班排，一齐上阵，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经过一天激战，终于将敌人击溃。

不久，红九军一举攻占古浪城，使马步芳、马步青极为震惊。他们急令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率骑五师手枪团和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及民和县民团向古浪进攻，同时调动3个旅1个团的兵力前往增援。

陈伯稚带领着司令部的全体人员与敌人拼杀。他的子弹打光了，便抡起大刀砍杀敌人，只见他左冲右突，手中的大刀在敌群中挥舞，敌人挨着的死，碰到的伤。渐渐地他的大刀卷了刃，他身上也多处受伤，终于倒在血泊中……

夜幕降落，残暴的敌人暂时退出了古浪城。战士们流着热泪，掩埋了陈伯稚的遗体。陈海松为他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追悼仪式。没有花圈，没有悼词，只有战友们的热泪和誓言，他们为失去自己的好参谋长而悲痛万分。战友们怎能忍心把他留在这里，但是，严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们滞留，他们忍痛揩干身上的血迹，擦干悲痛的泪水，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冒着刺骨的寒风，踏上了更加艰难的征程，去迎接新的战斗！

（来源：《解放军烈士传》，编辑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