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新强

摘   要：《尚书》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认真研究书中有关篇目可以看出，“燮和天下”是周初处理与殷遗民关系的总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周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实施这一方针和措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尚书》;“燮和天下”;殷遗民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8.05.015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8）05-0080-06

《尚书》作为上古之书，记载了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政治活动的谟、诰、誓词及谈话等，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刘起釪先生讲到，《尚书》“总是随着二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始终雄踞在意识形态的最高宝座上，成为历代帝王和封建士大夫必读必尊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给了汉以后全部封建时代的政治和思想以巨大影响”[1]。正因为《尚书》在我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历朝历代都有不少学者对其包含的政治思想进行探讨，成果丰硕，但是，对《尚书》中实现天下团结和谐，尤其是正确处理与殷遗民关系的思想和韬略至今鲜有人进行专门论述，故笔者对此进行梳理和论析，以资借鉴。

一、“燮和天下”：周初处理与殷遗民关系的总方针

西周王朝甫一立国，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就开始注意处理与各路诸侯及天下臣民的关系，以求西周王朝与这些政治势力的关系和谐。及至武庚叛乱被平定之后，更是明确提出了“燮和天下”的总方针。这些从《尚书》所载西周初年的文献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

要考察周初处理与殷遗民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和”字的含义。查阅《尚书》中周初的篇目，有“和”字者如下：

《康诰》：“四方民大和会”“和见士于周”“惟民其敕懋和”;

《梓材》：“和怿先后迷民”;

《洛诰》：“和恒四方民”“大和于宗周”;

《无逸》：“用咸和万民”;

《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多方》：“不克敬与和”;

《立政》：“和我庶狱”;

《顾命》：“燮和天下”。

以上有“和”字的引文，除《立政》中的“和我庶狱”这一处外，其余“和”字分别解释为和合、协和、融洽、和洽、調和之意，而其中的“和合”有和会、会盟之意，其他则都指一般意义上的“调和关系”。《说文解字》解释说：“和，相应也。”所谓相应，当然指两者之间的呼应关系。《洛诰》中的“四方民”，应是泛指天下之民，不应是专指同姓诸侯。陈梦家先生却认为“大和于宗周”“四方民大和会”“和见士于周”，此处的“四方民”可能是同姓诸侯的和会，而“殷同于周”则是指异姓侯民的集会受命。这种看法还未充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没有照顾到前后文义的贯通，因而是具有片面性的。因为“四方民”在《康诰》《召诰》《洛诰》中各见一次，“四方之民”在《金滕》中出现一次，含义都是泛指天下之民。“四方民大和会”出于《康诰》篇首，紧接着此句的话是“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可见，参加这次“大和会”的既有同姓诸侯及臣民，也有异姓诸侯及臣民。

值得注意的是，《顾命》篇中有“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一段话。这段话指明了“率循大卞，燮和天下”乃是“文武之光训”。也就是说，“燮和天下”是周文王、周武王定下的明训，嗣位诸王必须遵循并努力贯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上述那些“和”字的真实含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燮和天下”这一治国思想，究竟是不是文王、武王的明训？笔者认为，有可能是顾命大臣召公、毕公为了让继位康王继续推行他们建周后采纳的正确治国方针而假托了文王、武王之名。因为尽管文王、武王都有调和与各路诸侯即天下臣民之关系的思想和实践，但除了此处，再没有见到文王、武王谈到过“燮和天下”的有关记载。但不管是何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周初统治者的基本认识：要贯彻“燮和天下”这一协调天下关系的治国方针，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采取“明德慎罚”措施，因此在康叔被封至故殷地作卫君时，便被周公告知“德之说”“罚之行”，这充分表明周公等周初统治者对实施“明德慎罚”措施的高度重视。他们深知，如果殷遗民不安宁、不臣服，不与周人融洽合作，立国不久的周王朝便可能招致上天的“罚殛”[2]127，甚至陷入崩溃。反之，要使子子孙孙长保政权，就必须采用“明德慎罚”措施。这是他们总结夏、殷两朝“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历史教训而得出的基本认识[2]151—152。因此，为了贯彻“燮和天下”这一治国方针，周初统治者把“明德慎罚”奉为立国治民的基本方略，一再申明“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2]144，强调运用“明德慎罚”措施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周初统治者统治天下包括殷遗民的总方针应是“燮和天下”，而“明德慎罚”则是贯彻“燮和天下”方针而采取的具体方略，其最终目的则是保持周王朝政局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周初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燮和天下”这一协调天下关系的总方针呢？考察周初的历史可知，这一总方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一，协调天下关系是应对周初严峻政治形势的客观需要。西周王朝建立后，武王和成王都“封建藩卫，以屏藩周”，力图用既重用姬姓诸侯和异姓功臣，又笼络夏、殷后裔及原殷属国的方法，达到稳固自己统治的目的。但在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年少，周公摄政，引起太保召公的怀疑和“不说”，统治集团高层有发生分裂的危险。以武庚为代表的殷遗民组织其残余力量企图趁机复国，勾结对周公不满的三监起兵叛乱;三监既反，原先归属殷人的东方诸侯如徐、奄、薄姑、熊盈等也乘机作乱;就连周人的根据地西土之上也有“大艰”“不静”[2]116，蠢蠢欲动，呼应叛乱。总之，周初面临着“天下闻武王崩而畔”的严峻形势[3]1236，而周统治者本身力量有限，如此，他们不得不努力通过缓和各种矛盾，稳定政局，安定天下。于是，“燮和天下”、实现天下和谐便成为他们必须遵循的总方针了。

第二，殷、周之际“天”“神”地位的动摇，对周初协调天下关系方针的产生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在殷代，天命神学居于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殷民乃陋淫神衹之祀”[3]1323，他们深信天神至上，“天命”不可违，强调自己祖先“鲜以不浮于天时”，并且把自己祖先神化为会“崇降罪疾”或施吉祥的“我先神后”[2]71—72。但是，“天”与“神”都没能挽救殷王朝这一大厦的倾覆。于是，头脑清醒的一部分人对“天”“神”产生了怀疑，甚至提出“天不可信”的观点[2]188，天命神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开始动摇。另一方面，周初统治者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们在总结夏、殷亡国教训时，初步认识到民心向背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如《康诰》中“惟命不于常”“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多士》中“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殷纣王“罔顾于天显民祇，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多方》中“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这充分反映了殷、周交替之际人们在思想认识上从唯“天命”“我先神后”发展到“天命”“小民”并重。这种重大变化，对周初统治者确立“燮和天下”这一调和天下关系方针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士》中提及夏桀和臣属“不克灵承于旅”“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可开”，于是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而灭了夏;商纣王失德，步夏桀后尘，因此也被“灵承于旅，克堪用德”的周王取而代之。鉴于这种国家兴亡与“灵承于旅”的关系，周初统治者提出，要是“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便会“怨有同，是丛于厥身”[2]180，最终导致国家灭亡，从而使“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的理想破灭[2]144。正因为如此，成王一即位，召公就告诫他“諴于小民”[2]151，周公也用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咸和万民”的话来启迪成王[2]179。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意识形态的变化对“燮和天下”方针提出的重要促进作用了。

第三，殷遗民的势力比较强大，足以让周初统治者高度重视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由于武王是趁殷纣王政治腐败、民不堪命、众叛亲离及其征伐东夷将自己弄得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以较少的兵力，牧野一战，一举击败殷王朝的。但东方的殷人政权已有五百五十四年的历史，且有许多属国，故他们的势力是一时难以扫除的，所以武王灭殷后回西方本土时，并未能将殷朝旧势力的根基予以彻底摧毁。我们知道，武王伐纣是隐含着周民族与殷民族的矛盾在内的。殷人的被征服，只是武力一时不济，民族仇恨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如果有人打着反周复殷的旗帜相号召，正可利用殷人的民族感情。先后爆发的武庚叛乱和淮奄叛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面对殷遗民势力强大和不服周人统治的政治形势，妥处与殷遗民的关系，使之安于天命，服从周朝统治，就成为周初统治者贯彻“燮和天下”方针的重点对象。《梓材》是周公告诫康叔治理殷民的诰辞，文中明确提出要对殷民施行教化，“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并肯定殷民德行，让殷民发展生产，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这样，才能实现殷民安定，也才能“以殷民世享”。除了《梓材》之外，还有《康诰》《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篇，都突出强调要明德慎罚，爱护殷民，处理好与殷遗民的关系。这些都足以说明周初统治者对正确处理与殷遗民关系的高度重视。

二、周初处理与殷遗民关系的具体措施

为了贯彻“燮和天下”总方针，周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改善与殷遗民的关系。

首先，分封殷王后裔，任用殷朝旧臣，实行以殷治殷。周武王赢得牧野决战胜利，江山易姓，政权到手，周室从此成为天下共主。周武王认识到创业难，守成更难。因为周原是殷属下的一个西方小诸侯国，要对新占领的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办到的。特别是在殷的老巢——殷王畿建立新的政权，安抚殷的遗民，更为棘手。周武王为解决这一难题，与周公、姜尚商量，采纳了殷遗老的意见，用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把殷王畿内地划分为四个区域，其中北边的一块交给纣王之子武庚，由他来实施统治，同时，又封自己的弟弟管叔于卫、蔡叔于鄘、霍叔于邶，以监视武庚，总称“三监”。武庚叛乱爆发后，周公毫不犹豫地带兵征讨。苦战三年，叛乱平定后，又在殷后裔中找像微子启这样的归顺者，赐以土地，封之于宋，以示恩典，用以发展归顺者的队伍。周武王、周公这种非但不杀殷王后裔，还封给他们地盘，让他们延续祖宗香火，统治畿内殷遗民的做法，无疑是其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因为由殷王后裔出面治殷比周人直接行使统治权更容易被殷人接受。周初统治者不仅特别分封殷王族后裔为诸侯，还十分注重任用殷旧臣和殷遗民中的贤人来参加管理。《召诰》和《多方》这两篇文献都讲了这一政策。前者记载了在周人重新营建洛邑的过程中重视使用殷民和殷商旧臣。召公就曾建议成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2]151意即按照周公的意见告诫殷民和任用殷商的旧臣。后者是周公代替成王对各国诸侯所作的训话，周公勉励殷人说：“迪简在王廷，尚尔事，有服在大僚。”[2]199意即把殷遗民中的贤人引进选拔到朝廷中来，假如他们努力做好职事，又将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对殷人来说，由自己人管理自己总比别人管理自己来得亲切，因而这项政策对于调和西周王朝与殷遗民的关系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其次，安抚殷遗民，并分迁使其力量分散，以防再次叛乱。对于各方国特别是殷遗民进行安抚，使他们各自维持原有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同时“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2]127，就是施行德政，以安定殷民之心，记挂他们的善德，宽缓他们的徭役，丰足他们的衣食。周初统治者还对殷采取分割安置的措施。在周初分封时，周王朝把相当一部分殷遗民分赐给姬姓诸侯与周朝功臣，分而统之，削弱其势力。特别在平定武庚叛乱后，不但将武庚所率的部分殷遗民让纣王庶兄微子管辖，封在殷都朝歌（今河北淇县），是为宋国，还修筑洛邑让其中一部分殷遗民居住在内，并派驻大量军队来监视他们，以防再次叛乱。今洛阳瀍河西岸北窑村发现的殷人墓，应该就是这些殷遗民的归宿。还有的殷遗民被迁至周人故土宗周一带。周人分封的王室懿亲到卫、鲁、晋等地建立新诸侯国的时候，都各自领受了部分殷遗宗族前往新领地。

再次，加强思想灌输，软化殷民反抗。为了解决殷遗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周公等统治者还加强教化，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认殷先王有德，而后人失德。周初统治者反复对殷遗民称道殷先哲王畏惧天命和百姓，“明德”“用劝”，施行德政，所以使殷王朝一度强盛;而殷纣王失德，大作淫乱，其臣属也都胡作非为，招致百姓怨恨，最终亡国;殷遗民必须度量“天命”，抛弃“凶德”，要“穆穆在乃位”，改邪归正，顺从天命，当周王朝的“新民”。在这里，“明德”的具体内容便是教化殷遗民的内容，这在《梓材》中都明确地提到了：“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二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宣传“天命”思想。周公等统治者把周灭殷及征讨东方各部落说成是上天的意旨，是“昊天大降丧于有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时惟天命”[2]171—172。还在《多方》中说“惟我周王……可堪用德”，因此，上天才命令我周王“尹尔多方”。三是对不安分的殷遗民示以威胁。周公等人不仅对各叛乱方国进行镇压，而且还对他们多方加以威胁，声明“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2]199。教育可以发挥软化殷民的作用，威胁可以发挥震慑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第四，“慎罚”殷遗民，争取殷民支持。周初统治者对殷民实行特殊政策，特别是实行“慎罚”措施，以表示对殷民的宽大和优待。“慎罚”的主要内容是“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即用殷法治殷民，使其心服口服;“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以防误判而引起殷遗民不服;对“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的殷遺民，或犯小罪而不悔改者，坚决杀掉，对罪大却肯悔改者“不可杀”;对“不孝不友”，这种弥天大罪，杀无赦[2]126—127。鉴于殷人酗酒乱德，最终招致亡国，周初统治者宣布严厉的戒酒令，规定对于周人官员群聚饮酒，一经发现，将全部逮捕起来送至京城杀掉，而对于殷人官员，“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2]137，对殷人网开一面。这种慎重施行殷法治殷遗民的特殊规定，无疑有利于缓和与殷遗民之间的矛盾。

第五，礼待殷诸侯，笼络殷民归心。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请殷诸侯助祭。西周王室借重殷诸侯熟悉古礼的特点为周王朝服务。正如《诗经·大雅·文王》所说的：“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裸将是殷礼，是王以圭瓒酌郁鬯之酒献尸祭神;冔，为有黑白相间花纹的衣服，乃是殷冠。诗句的意思是说，殷诸侯美好敏捷，在周的京城助行祭礼。他们在行裸将之礼时，穿得仍然是黼裳、冔冠等殷原有的祭服。二是以客礼盛情款待宋公。《诗经·周颂》中有两首反映周天子礼待宋公的诗。其中《振鹭》是周天子赞美前来参与祭祀的杞、宋两位诸侯的诗。宋、杞二位分别是夏、殷的后代，周天子毫无征服者的姿态，对他们亲切致意，优礼有加。诗曰：“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有客》是一首殷后裔宋微子朝周，周天子设宴饯行时演奏的乐歌。诗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请殷诸侯参加助祭和盛情款待朝见的殷诸侯，都是西周王室对殷诸侯的优礼，对于争取殷遗民归心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毫无疑问，周初统治者采取“燮和天下”的方针及其具体措施的目的是缓和矛盾，安定天下，巩固自己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团结殷遗民的诸多措施都显得温情脉脉。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周初统治者提出“应保殷民”是有条件的，即殷遗民必须抛弃“凶德”，绝不可叛乱，不然就会遭到威胁：“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要“大罚殛之”“致天之罚”“离逖尔土”[2]172，甚或被施之以镇压手段。殷遗民只有“宅尔宅，继尔居”“永力畋尔田”“奔走臣我”“比事臣我宗，多逊”，作周王朝的“新民”，然后才谈得上受保护，才在“燮和”的范围之内。显而易见，是大棒加胡萝卜的两手政策。这也正是我国历代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的政策的实质。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周初统治者还对殷遗民采取愚弄手段。如前所述，周初统治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天命”发生了怀疑，认为“天难谌”“天不可信”[2]188，但他们对淫祀、深信“天命”的殷遗民，却反复强调“小邦周”灭“大邦殷”是天的意志，要求殷遗民承认现实、服从“天命”而对周王朝“多逊”。

三、周初处理与殷遗民关系方针与措施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周初统治者“燮和天下”方针与措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燮和天下”的方针与措施，符合周初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稳定了周初的统治局面，促成了“成康之治“的出现。从现存史料看，周初实施这些措施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虽有殷遗民的反抗活动，如周公归政成王后淮夷和奄发动的叛乱，但规模较小，没有发生像武庚勾结三监叛乱那样的大规模政局动荡，反而出现史家一致盛赞的“成康之治”，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说明其协调与殷遗民关系的方针和措施是有效的，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是正确的。

其次，“燮和天下”方针和措施促进了民族融合，为西周统一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康诰》是周公告诫康叔治理殷民的诰词，其中有“四方民大和会”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来自各地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和臣民在洛邑融洽聚会的盛况，是“燮和天下”方针实施效果的极好说明之一。中华民族是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不断融合而逐渐形成的，西周的民族融合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历史实施反复证明，只有交往交流才能实现交融。《召诰》就曾明确地指出：“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将这几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可喜的是：王重视使用殷商旧臣，并使他们亲近周王朝的治事官员，使他们和睦的感情一天天地增长。而且“燮和天下”蕴含着“统一”的意义，可以说，没有“燮和天下”，就难以产生春秋时期“尊王攘夷”这一大一统思想，更不可能出现战国中期关于如何统一的儒法大辩论，这一切都可以说得益于“燮和天下”方针和措施的深远影响。

其次，“燮和天下”方针和措施为后代团结和谐谋略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诚然，由于周初统治者阶级本性的局限，作为“燮和天下”方针之具体实现措施的“明德慎罚”绝不可能完全落到实处，然而“明德”强调道德上的修养，“慎罚”反对滥用刑罚，避免暴政，毕竟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这种团结和谐的思想和谋略不仅对西周灭殷兴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我国历朝历代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认真借鉴周人“革命”和建设的这一思想和韬略。如孔子“为政以德”，反对苛政，提倡“以和为贵”;孟子提倡“民贵君轻”“保民而王”;荀子提倡“君舟民水”、爱民富民;再如刘邦的“与民休息”“和亲”匈奴;唐太宗的轻徭薄赋、刑德并用;康熙的尊孔崇儒，大开科举，“和亲”蒙古王公;等等。这些实现天下团结和谐的思想和谋略，都可以清楚看出周初“燮和天下”方针和措施的影子。总之，周初统治者“燮和天下”方针和措施，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团结和谐思想和谋略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后人不断赞誉周初先贤哲王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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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萧楓.史记全注全译[M] .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杨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