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

中国人的行住坐卧不能

一日无诗。诗意是我们历史

尘烟中萦绕的温柔，

也是我们每一位心中的

源头活水。正因为有诗意的

流淌，生活和生命才有了

律动与生机，我们也

才得以看到那或许缥缈却

也美妙的精神故乡与情感月光。

我们与10位各领域代表人物

聊起这个主题，一起慢慢

挖掘各自心中的诗意代表，

不论是白先勇钟爱的宋词

和宋瓷，还是隈研吾追崇的

李白与杜甫，还有叶放

与欧阳江河都着重提到的

诗意必须触及灵魂……

在这个数字文明与机械文明

大席卷的时代，人性的

力量能不能坚守住心灵故乡？

诗意或许正好能浸润浇灌

这片心田。只要中国人的

日子还在过，还在继续

找着那片桃花源那心中有

诗就一定还有远方。

叶放 在诗意中自由

春寒料峭，梅花只剩了最后一点绿萼，桃花尚未开起来，园子正在最尴尬的时候。叶放坐在园中，摆弄着他那只金色梅瓶，怡然自乐。“你看架上那只是梅瓶，瓷的梅瓶；这只也是梅瓶，金色的梅瓶，为什么这只更有趣？因为《金瓶梅》啊！”谈诗意生活，叶放再适合不过。出生在苏州毕园的书香世家，他从小就在画上画园子、在文中写园子、帮别人造园子，也为自己建了这座圆梦的“南石皮记”。在《造园记》中，他道来心声：“造一个园子过日子，诗画载世；圆一个旧梦作新梦，文心当代。”作为最早倡导寻回中式“雅生活”的雅集“领袖”，叶放总醉心于“中隐隐于市”的自在生活，这些年他造园、绘画、访茶、雅集，还为众多纪录片与出版物做顾问，可谓跨界甚广。“但所做之事必有诗情画意方可。”他如是说，“我行住坐卧的每一天都与诗意为伴，诗不是我的调味剂，而是必需品。”在中国人诗意体现最集中的园林里，他出生、学习、工作、生活，“我做过的豪宅大园多了，如果我要比，羡都羡慕死了。但我做园林，如果自己今生能住那叫今生有缘，如果不能住那它就是一件作品，做完就完。只要我心中有园子，走到哪儿我其实都住在园子里。”所以他的诗意可托物而言志，不能泥物而自失，“唯有不执，才能发现诗意带给你的选择与自由”。

AD：你怎么理解“诗意？什么样的对象会让你觉得有诗意？

叶放：“诗意”总给人带来一丝不太真实的联想，所谓“幻”，恰因其“不实”而令想象得以流淌，所以“诗意”简单说应该是一种“幻象”和“幻觉”。对中国人来说，园林是一个集中体现诗意的地方。它一開始追求的是“蓬莱仙境”——神仙住的地方，秦始皇也没找到，是幻象；后来这追求有了新高潮——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也是不真实的，他写得很真切，但你永远找不到，现在我们仍然在寻找，那是个梦。然后到了宋徽宗时，我们开始用人工的方法在人间营造诗意仙境——园林。园林讲究诗情画意，其实就是把人对美好生活的一切想象都投射其中。

AD：诗意一美好吗？

叶放：不，诗有各种状态，风花雪月是诗，刀光剑影也是诗；悲欢离合是诗，人间沧桑也是诗……我们不能只把花好月圆、桃红柳绿理解成诗意，如果诗意只是这种小美好、小情趣的话，那我们就把它看浅薄了。诗意的一个关键在于“关爱”，你对万物有没有爱，这很重要，它最}白的是麻木和无感。同时，诗意也需要激荡，那些看上去很繁忙却没有内容的人和事就很难有诗意。譬如我们看香港、澳门，但澳门有一个时刻是有诗意的，就是赌输了——醉生梦死，这里面有大激荡！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对待诗意更需审慎，它应是人间百味，是要触及灵魂的。

AD：你心中最具诗意的时代是什么时候？

叶放：魏晋。我认为诗意天生带着对山水自然的迷恋、对人性的解放和洞察，还很注重追求内心世界。魏晋的代表“竹林七贤”，他们带来的正是人性与自然相融的重要写照。同时他们也都是性情中人，他们对“真我”的追求令人仰慕。还有陶渊明，他把中国人这种“隐”和“逸”的关系说得很清楚——“隐”只是手段，“逸”才是目的。你不能把“隐”看成终极目标，那监狱最隐，你怎么不去？因为不快乐嘛。我们要的是以隐求逸。同时还别忘了嵇康的《广陵散》，那诗意里是有人间的。所谓魏晋风度，这里的诗意不仅是小情趣，更是大情怀。

AD：“诗意”也有其时代性，你怎么理解当下时代的新诗意？

叶放：说诗意的时代性，就要先说诗意的托物。诗意不是凭空存在的，它有很多吟咏对象，好比寄情山水，那山水就是一个实际对象。所谓托物言志，时代变了，所托的物不一样了，其中寄寓的诗意自然不同。当下时代，我们的生存环境其实并不好，周遭都是水泥丛林，速度很快，人跟人、人跟自然的连接好像少了。同时很多生活上的追求也被减掉，变成只剩最基本要求的状态，没有了审美，也就没有了诗意，生活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其实借物可以寓志，但现代人恰恰只关注了物的本身，而没有关注物承载的道，那我们托这个物表达出来的诗意肯定会存在当下社会在价值观上的偏差。

AD：这是不是意味着诗意是有钱。有闲阶级追求的东西？

叶放：绝对不是。诗意首先是种情怀，不一定要有钱，但一定要用心。最好的例子就是沈三白和芸娘。他们的生活不富裕，后期甚至称得上清贫，但对诗意的追求一点都没缺失。譬如沈复在《浮生六记》里详细记录的碗莲，每个步骤都很讲究，但又都是平常之物，结果成为千古风雅。有人说我没财富去做一个大园林，那你可以经营一个小天井；没有天井，那阳台也可以布置出来；阳台也没有，那你总有一张书桌吧？在上面放一盆景，不就是微缩园林吗？大到营造地上几百亩的园林，小到在案头经营一个盆栽，你都可以追求心中的诗意。我们从碗莲中感到的诗意跟拙政园荷塘里的诗意或许都是充足的。

AD：为什么寻找诗意对现代入这么重要？我们又该如何在生活中寻找诗意？

叶放：诗意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其本身又是从物质到精神的催化剂与润滑油。对我来说，“诗意”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生活里有了诗，我们就多了很多个人选择，个人的情怀也更容易融入其中。现在我们的生活看似选择很多，实则没什么可选，因为没有通道融进去，诗意就是这重要的通道之一。你要能在这种无趣、无奈的环境中去想象出诗意，然后去实现它。为何现在养青苔那么流行？因为它最容易、最便宜，占地又最小，而且“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啊。如何在看似好的环境中能活得不同，或者在恶劣的环境中活得自在，我觉得这才是当下要找的诗意。

白先勇 灵魂之诗

春分刚过，花朝在望，在这春风沉醉的时节，白先勇先生受同样热爱传统文化与生活之美的全季酒店创始人季琦之邀前来上海与观众一起细品“红楼”，静听“游园”，主持今年的“全季·人文大赏”。每年的“全季.人文大赏”都会选在二十四节气的其中之一，而这其中所包含的四季轮替之风雅可说是这世上最具诗意的历法。讲诗意，白先勇举重若轻，就像他这一世的辗转，总有点浮生若梦的意思。“而《红楼梦》正是这看似满眼繁华的南柯一梦啊。”白先勇的一生不离“情”“美”二字，少时辗转、半生流离，历经童年战乱、感怀家国沧桑、尽显悲悯赤诚。如今耄耋之年，他仍念念不忘民族文化的复兴，所挂无非一卷红楼、一曲惊梦，而这二者又是他心中最具诗意的代表——即便是镜花水月一场，也美得令人凝神屏息，情深到教人反侧动容。4年后的再见，地点从台北变成上海滩，白先生在全季人文庭院的青松苍影下再次为我们娓娓道来他胸中的那份诗情……

AD：你怎么理解中国人的诗意？

白先勇：我们这个民族是诗的民族，血液和灵魂里就带着诗，这主要是跟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有关。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我们都讲“天人合一”，这里面就产生了诗的意境——人跟大自然的关系，和谐相融。虽然西方也讲究诗意栖居，但总体而言，他们是征服自然的，而我们是欣赏自然、融入自然的。你看我们的水墨画，人和山水的关系，山水是主体那么大，人在其中是小小的、悠游的。你再去看昆曲，首先它的唱词本身就是诗；其次它的音乐婉转缠绵也非常富于诗性；再来是它的动作，那种水袖的运用简直就像我们的书法，而中国人的书法那种线条的律动就是诗意本身。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着重诗，我们从前的人要做得好诗才能做官，那种锻炼和根基是很深的。另外，我们的诗又无处不在，各种器物上都有诗，所以诗意是我们这个民族美学的追求。

AD：你长期生活在美国，但文化养分又从未税离过中国传统，际怎么看待中西方诗意的异同？

白先勇：一个对象有没有诗意，还要看它的美学价值。我相信美国人心中的诗意跟我们很不一样。譬如我们的庭院是这样抒情散文式的审美，但美国可能更偏向高楼大厦；我们的杯子小巧精致得不得了，美国人的杯子是那么大个的塑胶杯，我们的这么小一口就喝完了，他们不耐烦的。这是美学观念的不一样，他们可能还是更偏向机械文明。有的民族也很擅长写诗，但他们可能更擅长史诗，那是另一种诗意。你再看波德莱尔写的东西，都是好丑的，但很奇怪，这丑陋中却又有诗意在。所以诗意不一定就是美好，但中國人的诗意相对来说更像宋词和宋瓷，可能更擅长的是抒情这一块。

AD：在弥心中，最具诗意的时代是什么时候？

白先勇？宋朝吧。北宋是个高峰，最有文化修养、最高雅，但它太过分了，太精致、太讲究，最后到南宋就亡掉了。所以有时候一个文明真要命，它走到一个优雅的极致之后，就很容易被野蛮民族入侵。可能因为过于精致的东西都很脆弱、很易碎吧。古希腊也是一样。人类历史是这样的，文明跟野蛮此起彼伏、纠缠相争。

AD：你有最偏爱的诗人吗？

白先勇：我当然喜欢很多诗人，其中觉得是李煜李后主的词最动人，特别是他亡国之后，那种天上人间的感受是很深刻的。李清照也很好。不过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才在仔细想，我自己很喜欢北宋，晏殊、晏几道的词我都觉得好，但仔细深究，奇怪，我最喜欢的好像还是南宋晚期的那些词人，大概又是因为它亡掉了吧？感觉那些诗词里有种切肤之痛。像张炎、王沂孙啊，都是。我记得张炎有一首词，这个张炎的祖父是南宋的大将军，父亲是大知识分子。他的前半生富贵无忧，后来蒙古人打进来，他家被抄掉，祖父也被杀掉，只能落魄南归，这时候他再去游西湖，写的这首《高阳台》真的很动人很动人！“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两个“怕”字是指到心里、脑海里、骨头里去的。

AD：你怎么看待当下这个时代的“新”诗意？存在吗？

白先勇：我想当然是存在的，就像我们写现代诗一样，它也有根植于这个时代的新视觉、新感性。但我觉得这种新诗意又必须有传统撑腰，它要有脉络。很多人以为我们现今已经很文明了，不一定！现在AI来了，什么无人车、无人飞机，还有那个阿尔法狗，下围棋把世界冠军全打败，我真的大吃一惊，围棋的思维那么难，它只需编程一下就赢你人类了。这个简直就是机械入侵，我觉得野蛮得不得了。但这个是趋势和潮流，一定会朝这方向去发展，没办法的。这时候“诗教”就变得很重要，我记得我初中时有一本《词选》，自己在那边背了一堆宋词，而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后来也像苦行僧一样，到处去给小孩子讲诗，就因为它整个是一个美的教育。有对美的感知，再加上我们骨子里对自然的向往，人性的力量就会出来，就看我们的人性抵不抵挡得住这个机械入侵了。我相信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应该能抵挡住，希望可以做到，必须可以做到。这是人性与机械的决斗，没商量。

包一峰 忙中作乐

“慢是相对的，节奏可以由自己来调整。

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只要有心，也能让生活充满诗意。”

上海的春天，马路湿漉漉的，细雨透过氤氲的空气，轻拂过在春风里妩媚的白玉兰。这是这座城市极为短暂的季节之诗。被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挟裹着埋头前行的人们还未来得及抬头，那一树繁花就消逝了，善于在繁忙工作中捕捉细节的包一峰却反其道而行，在每日无间歇的快节奏里反而能发现一树夜间盛放梨花的巨大美意。他说话快、走路快，思维更快，最常提在嘴边的一句即是“跟上我的节奏”。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花园饭店做宴会销售开始，到凭着流利的上海话、普通话、粤语和英文开始参与最初的公关策划与明星经纪，再到1995年结识上海香格纳画廊创始人劳伦斯，从而与艺术收藏搭上界……如今，他顶着艾迪霖杰公关公司总经理和ARTo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联合创办人的头衔，将自己手头的时尚、明星和艺术资源彼此融通搭桥，寓生活于工作，风生水起。他说自己早已习惯在各种跨界中寻找自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工作不分家，却从未疲倦和打乱过自己的节奏。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他从不企图让自己慢下来，而是争取在白驹过隙的时间缝隙中去体味瞬间的诗意。

AD：对你来说，诗意是什么？

包一峰：我的诗意或许跟旅行有关。我喜欢文化苦旅，去过印度十几次，沿着佛诞生的地方、讲经的地方，在古迹中寻找生命的要旨。在我40岁生日时，曾带30多个朋友去了斯里兰卡。按照我的旅行节奏，去看大象孤儿院、去康堤湖畔的佛牙寺，其实是很累的。最后的生日party是在城外的一个酒店里，这个酒店特别之处是每一个房间从天花板到马桶盖，全部都有艺术家的绘画。那晚坐在小山坡上，远处目之所及处是城市的星光，耳畔是佛牙寺的钟声，那一刻就很有诗意。但你要知道，组织这么大一个旅行团，安排这么复杂的仪式，其实就像自己又做了一场大活动，所以我的生活和工作很難分清使此，但其中也存着诗意的时刻。

AD：一般来讲，人们认为在悠闲中比较容易生出诗意，那身处如此快节奏的工作稻生活中的际而言，如何找寻诗意？

包一峰：我一年中会有好几个大的展览要忙，PR公司也有很多工作，很少有个人时间。但对我来说，慢是相对的，节奏可以靠自己来调整，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让生活充满诗意。比如，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晚宴，宴会结束后不开车而步行回家，一个人走在前法租界，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发了新芽，春风沉醉的上海夜晚，这都是日常生活里的诗意，但对我来说却很珍贵。又比如，我到北京出差，会抽出时间专门住到一个寺庙的偏殿里，没有任何现代的便利设备，但人整个就会安静下来。前次去，院里的梨花开得正盛，一夜落雨，满庭落花，那也是诗意飞扬的时刻。这或许跟我的职业有关，做公关也好，办艺术展也好，我都擅长捕捉细节，而细节和裂缝里往往藏着诗意。即使在工作量很大的情况下，我也会抽时间把该看的展览看了，看展对我来说是喜欢的事情，也是在自我放松，这个过程是在艺术中寻中诗意。

AD：除了做ART021艺术展览之外，你本身还是一名艺术作品收藏家，这好像也是件有诗意的事？

包一峰：我收藏的作品都跟传统文人的生活和态度有一点关系。我收藏水墨画，描绘主题多是松、竹、梅等传统的文人题材，但又不是传统的水墨样式。这些收藏也可以看成是我人生过往的情感脉络，我收过郑波的一幅跟蕨类有关的作品，这跟我在中学时在少年宫的生物组研究蕨类的细胞生长的那段经历有关。所以和我过往的人生经历与记忆相关的艺术品最能打动我，也较有共鸣。

AD：在际的工作中，有没有人曾在“诗意生活”上给予际启发？

包一峰：我入行算比较早，一路走来很多人都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启发。但说到诗意生活，我可能还是想到“哥哥”。哥哥张国荣是个至情至性的人，2000年他在内地举行“张国荣热·情演唱会”时，我几乎全程跟着。一般来讲，明星做演唱会都很紧张。哥哥却在彩排结束后拉着大家兴致勃勃去城市里转转，在上海时，他常去汉源书屋看书，在曾经拍摄《红色恋人》的院子里，趴在草坪上和小羊玩，骑着自行车、坐在船上拍照等，也正是在这个行程中他拍摄了个人写真集《庆》。我尤其记得在北京时，一天忽然下起了大雪，哥哥醒来后即兴便说要去故宫。我们跟着他，在红墙之内，百年故宫中四下静谧，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哥哥安静行走在天地间的那幅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诗意本身啊。

郑志雯 诗意在探索中

“一个能观察到事物的不同层次、能从简单的事物中获得灵感的人，就是有诗意的人。”

香港中环地区的新世界集团总部耸立在摩天大楼之间，可一进人其36层的办公区域，便令人从紧张的商业气氖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这是一处被绘画、装置、雕塑环绕的共享办公空间。郑志雯穿着一身朴素的衬衫和西裤，坐在书架围绕的木纹会议桌前。“我最近在了解共享办公，不那么生硬的空间能让人感到轻松，产生更多思想碰撞，这样更有效率。”说话半中半英的她在工作上是个急性子，从有想法到执行不过一年时间，几层楼的传统办公室就被改造成现在的开放状态。

作为香港四大家族之一、著名企业家郑裕彤的孙女，郑志雯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但她天性乐于探索，并不满足于去过诗与远方般的名媛生活。除了改造办公空间，她还接管了家族的酒店生意，并在2011年收购了美国瑰丽酒店集团，开始拓展自家酒店王国。住遍世界各地高端酒店的郑志雯发现，多数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她执意要“与众不同”。以往人们的旅行模式是在酒店休息，外出游览景点，她则希望旅客能在瑰丽“逛”一座城，本地人也能在此产生共鸣。“当我观看外界事物时，我会产生情绪、回忆甚至怀念。我希望客人也能在瑰丽酒店里产生似曾相识的感受。”本着为一座城市“量身定制”的哲学，每次开设新的酒店，上至大量研究当地文化与城市性格，下至斟酌细节，哪怕选取一张餐巾纸，郑志雯事都无大小，亲力亲为。开拓一家新的酒店，于她就仿佛艺术家创作一件作品。比如在北京瑰丽酒店，你所见的不是其他奢华酒店标配的意大利或法式料理，而是中国北方乡村的特色菜，还有一间火锅餐厅，本地居民生活中的传统饮食也能共存于典雅的氛围中，不仅受到旅客喜欢，至今还是广受当地人欢迎的聚餐地点。乐于探索的郑志雯要打造的不是模式化的高端连锁酒店品牌，而是富有当地生活特色、文化内涵的居所，并注重人性关怀。以“A Sense of Place”为理念的瑰丽品牌，在短短几年中成为奢华酒店界中最富诗意的品牌之一。“我在做的是一项面对人的事业，不仅是做好斟茶递水的服务这么简单，而是希望将人与城市的关系紧密地建立起来，用客人的感受来定义瑰丽这个品牌。”

AD：怎样的人是有诗意的人？

郑志雯：一个能观察到事物的不同层次、能从简单的事物中获得灵感的人，就是富有诗意的人。这样的人应该很谦虚、喜欢学习。现代人生活节奏太快，信息万变，社交网络太多，容易喜新厌旧。拿我自己来说，只有不断学习，走在旅行者的前面，才能持续地想到新的点子。即使是家庭旅行，我都会尝试新的酒店、餐厅、酒吧。

AD：浴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诗意跟金钱有关系吗？

郑志雯：诗意与金钱无关，它可以很简单。对我来说，去图书馆借本书，这本书让人得到启发的过程就是一种“诗意”；在工作闲暇时间，看着自己的小孩玩耍，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诗意。

AD：在经营瑰丽这个极具诗意的酒店品牌时，你自己如何兼顾家庭与生活？

郑吉雯：老实说，这两者很难完全兼顾好。当我工作时就用百分之百的精力工作，当我照顾家庭时就用百分之百的精力照顾家庭，让一切富有效率。

AD：你在生活中做得最具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郑志雯：大学时与朋友当背包客去新疆旅游，入住条件不算特别好的蒙古包，那样的探索令我感觉非常富有诗意。当然，如今打造瑰丽酒店于我更是一桩富有诗意的事业了。虽然瑰丽品牌已经在酒店业内积累了一定的名声与影响力，但我们不能停滞不前。我总是在摸索新的经验，每天都在冒险。我觉得在当代社会，詩意就是要富有探索精神。

张卫平 诗意是内心的那道光

“向往‘诗意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它犹如内心的一道光，照亮我们或许繁忙与琐碎的日常生活。”

初春的上海有些闷热，在下着小雨的街道上，行色匆匆的人群和扎堆下客的机动车挤作一团，令人有些透不过气来。当生活美学品牌“哲品”的创始人张卫平骑着自家出品的限量版竹制自行车，轻巧地从钢筋水泥的写字楼群中穿行而来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股具有反差感的悠扬气息。这辆结合了富有风骨的中国竹材和剑桥大学的高端竹工艺技术制成的自行车几乎也是“哲品”的最佳注解：用国际水准的设计与工艺打造当代东方器物，传播诗意生活态度。

就在张卫平身后的上海展览中心内，“哲品”与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设计事务所之一Nendo合作的产品正引起观众的浓烈兴趣，这也是Nendo首次接下中国品牌的橄榄枝。而在更早之前，包括深泽直人、Michael Young等国际知名设计师都受邀与“哲品”合作，并在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法文全名为Maison&Objet，简称M&O）等国际展会上亮相，自信地向业界展示了一个以设计而非贸易为驱动力的中国品牌形象。

谁能想到，作为这个讲求生活美学品牌的创始人，张卫平曾是一位不问生活的商界精英。他曾将会展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并参与从零打造了一家市值几十亿元的上市公司。2011年，他从这些事业中毅然抽身，创办“哲品”，于他也许更像是一种自我救赎，重新寻找自己，也重新思考当下。就在一年多前，张卫平为品牌寄语“前途未必光明，但我们内心一定要有光”。如今看来，这绝不仅是一句漂亮话，分明勾勒出他精神世界中“诗意”的模样。张卫平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自己做过最具诗意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内心之光，并把这道光化解为用当代东方器物传播生活态度的终身事业。尽管其中有难以道尽的艰辛，就像一列开往美好终点的列车，沿途的风景构成了全部的意义。

AD：你想象中最具有诗意的生活场景应该是怎样的？

张卫平：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爱做饭的人。在我的想象中，如果可以漫步在“厚积落叶听雨声”般的景色里，兴致所至，就在高山下、流水边，烧火下厨，与三五好友一起分享厨艺、畅谈人生，那真是太有诗意了！

AD：对你来说，最具“诗意”的时代是什么时候？

张卫平：我自己特别向往魏晋时代。那时，皇室成员（如曹值）会写出《洛神赋》这样动人的爱情故事；士大夫阶层（如王羲之）经常举办雅集；老百姓也过着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那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几乎每个阶层的人都过得很有诗意。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战乱时代。人们需要面对的是生离死别，比现在互联网带来的冲击要激烈得多。即便日子过得不好，人们的心中却有一个桃花源。

AD：你在现实生活中散得最具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

张卫平：那一定就是创办“哲品”了。我希望它能让人们了解，就像战乱的魏晋时代，生活中的焦虑并不会令人失去把生活过成诗的能力。我自己曾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常常工作到深夜，满世界飞着开会，甚至早晨醒来时都会恍惚自己身处哪座城市。虽然我很爱看书，但那时自己属于“中信出版社系列”，看的都是企业管理类的书。我渐渐觉得好像把自己弄丢了。我开始接触到蒋勋、朱光潜等美学大家的著作，也萌发了要从事与生活美学相关事业的念头。

AD：在当下节奏很快的时代，你认为我们要如何在现实中寻求“诗意”呢？

张卫平：我想向往“诗意”是一种人类的本性，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角落藏着这样一道光，得以照亮我们或许繁忙与琐碎的日常生活。比如，我们的办公室曾与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为邻，那里的员工平时工作起来不眠不休，但很多人都在海边买了度假屋，用于周末的短暂逃离。当然，他们中很多人也是“哲品”的粉丝。诗意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心境，境由心生。

荣荣&映里 不忘初心

初春的三影堂，院里的樱树还未开花，但刚刚落幕的“第十届三影堂摄影奖”颁奖，来自海内外的摄影家、策展人和专家们齐聚庆贺，将整个中心的春意都点燃了。采访当天，荣荣和映里各穿着利落的黑色和服，相伴如同从古典时光中走出的一对璧人。在他们的工作室里，墙上挂着的两幅作品特别显眼。一幅纯白，通透地印刻着他们长发相结的背影；另一幅则透着更多黑色意味，以复眼摄影技术透视着他们站在樱树下的背影。这对因摄影结缘的伉俪，最初一位在东京，一位在北京，因摄影而相识相恋，之后以联合创作的方式，将他们的身影留在日本富士山、北京六里屯、奥地利Bad Goisen和日本越后等地，既记录着他们的感情和家庭生活，又在摄影中构画着艺术家独有的诗意境界。现如今，他们的三个儿子已经分别14岁、11岁和9岁，而两人创办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也已经走进了第11个年头，既是在平面摄影之外的立体性概念尝试，又像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一家“六”口，在一起扶摇成长。“三影堂能活到今天，实在是个奇迹。”荣荣忍不住感慨，“那时候我们没想那么多，只觉得中国艺术摄影生态土壤里还缺少很多东西，就以艺术家身份为摄影搭建了这个‘家。”若非内心的一份诗意支撑，何以勉力维持至今？

AD：你们怎么理解“诗意”呢？

荣荣：当初，我们因摄影结缘，创办三影堂也是想回馈摄影。现在的社会这么嘈杂，三影堂在这里安安静静地走过11年，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份“诗意”的存在。

映里？我们是艺术家，很天真，才会冒险去创办摄影平台，我们把它当作立体作品的尝试。这11年中，很多人参与进来，很多人寄放了一份“诗意”在其中，才使三影堂越来越有生命力。它不完全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它越来越独立，而我们还是要回归艺术创作的原点。

AD：能具体聊聊在过去十一年里，三影堂的“诗意”存在吗？

荣荣：三影堂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除了摄影展览和收藏之外，其实我们还创办了摄影图书馆，启动了三影堂摄影奖，不定期开设传统暗房操作、摄影工作坊和年轻艺术家访问、推广计划等，这些都是基于中国艺术摄影的空白生态，希望发挥自己的积極影响。因为艺术摄影学术研究的空白，我们和巫鸿老师一起梳理当代摄影，到全国各地走访，搜集很多摄影家珍藏的原作，梳理过去那些被埋没的摄影家，比如民国的摄影家骆伯年，他的照片品质应该收藏在博物馆里，但中国现在是没有摄影博物馆的，所以，我们梳理、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摄影40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摄影》，将这些作品展示出来，并注明作品收藏信息，以方便将来的学术研究。此外，我们也申请到“国际策展人会议”项目来到中国，邀请全世界最顶尖的摄影博物馆策展人来了解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在国际上的声音实在太弱了。

AD：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人人皆成摄影师，对此你们怎么看？

荣荣：每个人都举着手机满世界在找画面，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诗意”的事情。当然，艺术摄影从技术到概念，背后的语言很多，而不是简单的记录，但我相信，艺术摄影在这样的年代一定也会有更活跃的发展。

AD：你们一直坚持传统的银盐制作工艺和黑白照片，这也是在坚持一种“诗意”？

映里：我们一直喜欢黑白照片，那不是很美、很有“诗意”吗？相比荣荣，我反而更关注技术的发展。我们并不是离不开银盐工艺，而是迷恋那种颗粒感和光线的质感，如果数字技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也会尝试的。最近我在日本就发现了一种新技术，效果已经很不错了。但摄影并不完全是技术，背后是否有诗性表达也很重要。

AD：创作中的“诗意”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

荣荣？《妻有物语》是我们2012年参加日本大地艺术节的项目，拍摄地越后就是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下雪，有次雪大到门都推不开，我是从二楼跳下去的，你想想，多有诗意！为顺利拍摄，我们买了很多衣服，但最后有位店铺老板送我一件和服，是以前农民穿的破布，从土里挖出来的。我穿上犹如被附体一样，一下子把身体由表及里与这片土地的对话激发出来，最终呈现在作品中。

映里：那个地方很阴寒，我们去过几次，拍出的照片看上去很凄迷、没有未来感。后来，我们让3个小孩加入，照片一下子变得有活力了！在耶里，3个孩子第一次跑到田地里，真实地与大地接触，他们发现很好玩儿，特别开心……我觉得“诗意”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生命与环境真实鲜活地碰撞。

AD：在北京和京都两地生活，怎么看待两地的空间“诗意”？

荣荣：中国这些年高速发展，很多旧事物逐渐消失，有意思的是，京都恰恰相反，恐怕耶里是对传统保护最好的地方。我们为3个孩子选择在那里读书，他们会在学校里学习篆刻、书法、针线活，还会被带着走进寺庙，听庙里的乐师演奏笛子、乐琴……让孩子对传统有一份相对完整的记忆，不管是哪个地方的，我们觉得这很重要，也算是我们能给孩子的一份“诗意”吧。

AD：映里一个人带着3个儿子在京都已经生活了5年，荣荣在北京打理三影堂也很烦琐，你们如何在生活日常中保持“诗意”呢？

映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摄影。摄影介入我们的关系，也保护、连接着我们，如果我们之间出现问题，摄影会提醒我们回归初心，就像最初我们拍摄《富士山》系列时那种爱摄影的纯粹。虽然也经常会忘掉，但可以找回来，这好像就是平常之中回荡的“诗意”。

欧阳江河 多元的诗意

“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内心包含了这些柔软的、神秘的，甚至是疼痛的诗意触动。”

与欧阳江河约在杨梅竹斜街的模范书局见面，这天北京黄沙漫天，让人心生此刻谈诗意是否恰当的疑虑。而他却打消了这种疑虑，坐在这间历史悠久的老院二层，他望着窗外对我说：“即使是这样的气候，谈诗意也不意味着是矫情和虚假，我们质疑它、穿透它、反思它，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诗意的形态。”与诗人谈诗意，是极具挑战的命题，因为从大众的角度来理解，诗意通常都是唯美的、纯粹的、高尚的、艺术的，而诗人则不一样。他们因创作诗歌所激发的那种内在敏锐度和抽离现实的能力，使得他们对诗意常有更加玄妙、多元的解读。正如欧阳江河所说，“诗意也可以是疼痛的、混乱的、复杂的、不那么美好的”，但这些恰好又是诗歌的力量所在。欧阳江河是中国朦胧派诗人的代表，他的诗一直以魔幻般的语言，复杂的结构，哲学性的思考影响着一代追求智性的读者。与同时代里声名大噪却几乎封笔的诗人相比，年过六十的他依旧对诗歌创作满含激情，他依然写着诗，而且是难度系数与工作强度更为艰巨的长诗。他说对于创作而言，他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只有写诗让我感受到真正的愉悦，我的生命能量因此而得到释放！”

AD：你这次与模范书蜀合作推出了一套手工雕版线装诗集，那么你觉得在如今这个时代，角这种古老的方式来印诗集，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欧阳江河：模范书局策划了一套雕版线装诗集，找到了5位中国最重要的诗人，除了我之外，其他4位是北岛、西川、于坚、翟永明，我们每个人挑选了一二十首短诗，用雕版印刷的方式，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出来，最后印在有一两百年历史的老纸上。这套书有一种手工的味道，有时间的痕迹，而老纸上所印刻的诗，又是当代的情感事件的综合，使用的是当代汉语，这就构成了一种时间的反差，一种延续性，这非常吸引我。它不是纯粹的怀旧，它具有当代性，是诗意的重叠。

AD：作为诗人，你如何理解“诗意”，以及“诗意”与诗的区别？

马寅：我想象中最诗意的场景是能和自己的亲密关系在一起。人生的意义在于活出自己的精彩和独特性，而真正的自我恰恰是透过亲密关系得以映现的。

吕骋 科技的诗性

自这位后生闯入科技圈开始，先锋艺术便一直在他的发布会、宣传片中如影随形。他追求产品本身能抵达艺术品般的境界，这一切需要诗人般的偏执。

“他在发布会现场带了一件戈雅的画作《1808年5月3日的抢杀》，以及蒙德里安的《红、黄、蓝的构成》”，见到吕骋前，便听闻这位年轻科技创业者满腹随性的诗人作派，连其创立的公司名“渡鸦”也颇具诗味，在知乎“渡鸦科技是家怎样的公司”这一问题下，有人传颂着这家公司如何在短短一年内融得2000多万美元的投资，有人以他引玉总结了被百度收购的“巧计”。看客满堂，但不可否认的是，吕骋已跳出了当下中国智能化沧海中的一粟，逐步冲上前浪。父亲将马年出生的他取名为“骋”，大抵是愿这个儿子自由、勇志亦驰骋。当我们面对如今这位脱缰疾驰的年轻人，拍毕肖像时，他提醒道：“我会建议你们不修照片的颜色，因为音箱的箱体颜色还原了RAL色系的标准值。”我们似乎明了，那些耳目一新的产品、做事方法都源于一股接近诗人的偏执。吕骋的“诗意”是朝阳初上时，已沉着的自我意识。

AD：当“诗与远方”或为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落脚于硬件的产品设计时，依旧有诸多现实限制。对此，你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

吕骋：做硬件，基本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iPhone 7为何取消了3.5mm耳机接口？因为这是阻碍它机体变薄的最后一根稻草。智能音箱里也存在诸多因现实限制而不得以为之的设计，譬如为消除回音，音腔必须在底部10cm以上。面对限制，我们曾屡次试错，最终决定“固执己见”，譬如为实现50%玻璃纤维的箱体能够注塑成色、而非喷漆上色，在工厂住俩月都不算什么。我希望从理念、技术到工艺都能超越大多数，所以会执拗，会钻牛角尖，这需要时间与耐心。

AD：据说你们“不计或本”地与全球的艺术家、设计师合作，这也是种诗意的理想主义。那些合作是如何发生的？

吕骋：其实并非代价高昂，而是因双方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才能合作。大约一年半前，我思考着与外界合作，当时只对同事们提出一个标准：“你是合作对象的脑残粉。”联姻外部创造者、studio式的运作方式将是我们未来组织架构的方向，我希望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灵活的，我们会一起定好清晰的目标，至于如何实现它，交给每个人自由发挥。用“诗意”的方式经营公司，本质是信任、尊重每个人的特质，以及我自身依旧处在疯狂学习的状态。

AD：古人吟风颂雨道诗意，你认为被科技包围的生活还能产生“诗意”吗？

吕骋：我们应从科技提供便利的裨益中，留出更多时间给艺术、文学、音乐、绘画、探索新知识……只是如今很多人会陷在因科技发达而生的虚荣炫耀、懒惰、迷失等种种囚笼里，这些问题不是科技的原罪，而是源于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应该在前人从未拥有过的这种互通无阻的世界里，去尽可能地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AD：你如何看待一些人对人工智能的恐慌？

吕骋：在马车通行的时代，曾有环境学家预言伦敦的房屋一层都不会再有窗户，因为街道会被马粪堆满——最终人类是如何解决这种潜在危机的呢？并非发明了什么处理马粪的机器，而是在那遭殃的一刻来临之前，诞生了汽车！人类是系统化的动物，我们很少亡羊补牢，而是从根基上革新事物，再适应新变化。我认为在未来，我们也会在关键时创造出新的机制去控制人工智能。

AD：平日你如何延展自己的“诗意”？

吕骋：一年多前，我尝试自己作曲，当时搜集了大量现代的或复刻原版的乐器，疯狂试每个音，试图做出像德国音乐团体Kraftwerk一样厉害的音乐，在充分汲取、摸索后，会先发现自己不想要什么，最终沉淀下真爱。这种做减法的方式也影响了我如何做产品。此外，我每天会留给自己15分钟，隔绝外界一切消息，只与自己对话。

隈研吾 诗意的日常

从美酒、音乐、美食，以及与人的沟通交谈中找到日常的美感，形成刺激，滋生出设计灵感，这便是隈研吾心目中的诗意内循环。

零下十摄氏度的北京，隈研吾穿一身黑西装，摇滚范儿的黑皮裤，从一辆商务车上跳下来，严寒没能“打败”他抖擞的精神，见到他的那一刻，你不会想起他已年逾花甲。不管是从年龄还是在建筑、设计圈的地位来说，隈研吾都是同辈设计师中活跃多产，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始终行走于创作前线的建筑设计师。不久前，他与Valextra合作，在米兰市中心打造了一座“森林”旗舰店。而今年，他亦有多个新项目要在中国揭幕，不管是上海的“船厂1862”艺术中心，还是北京的望京凯悦酒店，他说自己做每一个设计，都会将其视为新鲜的创作，而不是复制自己，“这样才能让作品具有生命力！”人们喜爱隈研吾的作品，常因这些建筑不仅拥有使用功能，更蕴含着一种东方的、禅意的、饱含着人文关怀的美好情趣。这份“隈研吾式”的审美，也正是他心目中诗意生活的所在。“我一直对新鲜事物怀有好奇心，每次在世界各地接到新项目，我都要去那个地方采风，去有趣的店坐一会儿，见一见那里的人，尝一尝当地的美食，这种刺激是我保持创作激情的必需。”

AD：你有很多在自然环境中的项目，也有一些在城市中心完成的商业项目，你如何将诗意的美感保留在商业项目中呢？

隈研吾：我想创造一种简洁的美，不管是商业空间还是自然环境，我会用一些自然材料，以极简的方式来呈现，这是我的策略，极简是提升美感的秘诀。比如我在米兰市中心为Valextra设计旗舰店，其实在合作之前，我就很喜欢Valextra的包，它的皮质呈现着材料的美，而不只是形态上的美，这和我的设计方式有共通之处，我用天然黎巴嫩雪松和大理石营造了一个“都市森林”，整个设计非常简洁，任何过于复杂的细节，都会将产品自身的美抹杀掉。

AD：你常用木头这种天然材料做设计，在你眼中它们有什么样美感？

隈研吾：对我来说，木头不是死去的材料，它是有生命的，有的树种当你砍下去的時候，你会看到它在“流血”，这和水泥材料带给你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但不是所有天然材料都会带给人这种感觉，比如石头，它虽然也是天然的，但更加静止，而木头是活的，是有温度的，就像是我们的朋友。

AD：人们觉得你的设计作品是非常富有诗意的，你自己觉得呢，建筑的诗意和功能性应该如何调和？

隈研吾：诗意和奢侈是不同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诗意。如今这个时代，功能性已经被满足，我们不需要过多的东西，空间上的诗意，就是让人感受到一种有温度的生活。诗意的生活是各种元素的结合，就像美食一样，也是材料和元素的组合。我觉得诗意和功能性并不矛盾，可以和平共处，因为功能也是为了人和空间的关系而服务的，好的设计应该带给人这种自在、自然的享受。

AD：您在和日本都有很多项目，而日本也是一个追求诗意的国家，您觉得两种文化的诗意有什么区别呢？

隈研吾：在文化上，中国和日本互相影响着。我喜欢读中国的诗，李白、杜甫，他们的诗句都表现着日常生活的美；而日本的诗意，常有模棱两可的含义，中国的诗意是直接的，直达内心的。中国有很多传统文化都具有诗意的延续性，比如宋代的茶道，至今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AD：在如今的数码时代，科技占据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怎么看待科技与自然、生活之间的关系？

隈研吾：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这场数码革命之后，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人与环境之间的意义。起初，我们以为这场革命改变了一切，但最终还是发现，科技并不能改变人与自然的根本，人与环境之间的融合依旧是重要的议题，而不是人与技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自然的材料，喜欢有温度的老材质，就是一个体现。

AD：对你个人来说，什么样的场景是诗意的时刻？

隈研吾：还是日常生活！就像我的好朋友村上春树那样，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找寻诗意和美。日常生活是有魔力的，听一段美妙的音乐，喝一杯美酒，都是诗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