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宜生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从客观方面讲，是预防职务犯罪的三道屏障;从主观方面讲，是预防职务犯罪的三种境界。“不想腐”应该说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屏障和第一种境界。“不敢腐”与“不能腐”依靠的是外界的强制力，属于他律;而“不想腐”依靠的是主体自身的觉悟，属于自律。觉悟与自律都属于个人修养的范畴，与人的道德品质、思维习惯、行为模式密切相关。而人的道德品质、思维习惯、行为模式的形成又受特定社会文化氛围、文化环境的制约，是特定社会文化氛围、文化环境的映象和载体。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积淀为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政治主体所接受和具有的政治文化反过来又影响和决定着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文化与职务犯罪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政治文化为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提供潜在的精神环境。预防职务犯罪，营造“不想腐”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传承中华传统耻感文化

中华传统耻感文化形成于先秦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而深入中国社会，影响并规范着历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及其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是中华传统耻感文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孔子认为人首先要“知耻”，“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然后“远耻”，“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并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治国理念。孟子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了“知耻”的重要意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章句上》）;“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将儒家的耻感思想发展为荣辱观，并对君子与小人的荣辱观作出区分。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子提出治国理政的“四维”思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语出《管子·牧民》，北宋欧阳修概括）。管子将“耻”视为关涉国家安危的底线，管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将官员的廉耻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将官员无耻视为国耻，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强调读书人和官员有无廉耻关系到国家的荣辱。

中华传统耻感文化在古代和近现代的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以摧眉折腰事权贵为耻的诗人李白，誓雪靖康之耻的爱国将领岳飞，以“行己有耻”为立身处世之道的顾炎武，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赵一曼，被誉为有骨气的中国人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深受中华传统耻感文化熏陶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格和操守，成为国人加强自律和道德修养的楷模和典范。

在预防职务犯罪，营造“不想腐”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传承中华传统耻感文化，其意义在于：强化政治主体的道德自律意识，增强其抵御不良诱惑的能力;有助于营造“养民知耻”、榮耻分明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

二、弘扬中华传统廉政文化

中华传统廉政文化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形成于商周时期，自春秋战国，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华传统廉政思想文化是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节俭自律。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均尚俭戒奢。孔子主张“惠而不费”“欲而不贪”（《论语·尧曰》）;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视贪财者为盗跖，庄子和墨子也有类似主张。儒家和道家均倡导清心寡欲的治国理念。孟子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章句下》）;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道德经》）。儒家注重自律，将修身正己视为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孔子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认为：“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孟子·万章上》）孔子弟子曾参认为文人士大夫的人生道德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

执政为民。民本思想是古代先贤提出的治国理念，是中华传统廉政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代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时期，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这样的发展历程。儒家提出的“仁政”“王道”学说，升华和发展了古代民本思想。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指出：“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同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君民舟水关系的思想。

尽责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履职尽责，作为担当，是中华传统廉政思想文化另一重要内容。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孔子家语》认为品行不端与愚蠢者专权当政是国家和天下的不幸。荀子将不体恤君主的衰荣，罔顾国家利益，奉承迎合、苟且偷生、尸位素餐者视为国贼。“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元好问：《四哀诗·李钦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这些都是对尽责担当精神的宣誓。

“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礼记·曲礼上》）正是对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内涵的高度概括。受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大批“循吏”“良吏”和“廉吏”，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战国时期治邺有功的西门豹，东汉时期廉直担当、被誉为“卧虎”的董宣，唐朝专职审案官徐有功，被誉为“唐室砥柱”的狄仁杰，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北宋名臣包拯，明朝为官清廉、为民申冤的况钟，明朝敢于犯颜直谏、严刑治吏、不徇私情的海瑞，清朝“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等，这些历史上的“循吏”“良吏”和“廉吏”的品行和政绩为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树立了榜样。

在预防职务犯罪，营造“不想腐”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中，弘扬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其意义在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有助于政治主体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和政绩观，有助于营造廉洁从政的社会环境。

三、抵制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与职务犯罪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政治文化为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提供潜在的精神环境，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是诱发职务犯罪的土壤。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特权意识、官僚作风、家长心态、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一是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宗法观念等，二是外来的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观念等。

“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苏辙：《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六本》卷四）。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败坏了社会风俗，毒化了社会风气;社会成员对职务犯罪等贪腐现象麻木不仁、司空见惯;社会荣耻感颠倒，寡廉鲜耻大行其道;忠奸莫辨，是非不分。

风俗蕴含巨大能量和惯性，对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有重大影响。美俗助力善政，恶俗阻碍、干扰德政的实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恶俗一旦形成，积重难返，化恶俗为美俗绝非一日之功。抵制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预防职务犯罪，营造“不想腐”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需做好以下两点：

革弊立新，激浊扬清。肃清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抵制外来不良政治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中华传统优秀政治文化，吸收和借鉴域外进步政治文化理念;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

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抵制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需要各級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治国理政，必先正风俗。古代文人士大夫多以正风俗为己任，“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古有范仲淹、司马光等廉吏良臣，今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民公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风范和操守，引领、淳化时代风俗，为万众敬仰。新时代的各级领导干部，应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和理想信念，恪守人民公仆的本分，在其位谋其政，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尽责担当，做良风美俗的践行者和促进派。

中华传统耻感文化和中华传统廉政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重要渊源。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耻感文化和中华传统廉政文化，抵制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才能营造出“不想腐”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有效预防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