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老字号损失惨重

一度春风，同仁堂又放光彩

乐松生含冤去世，他的遗书令人长叹，同仁堂损失惨重。四人帮被打倒，春风又到同仁堂，乐氏家族的许多历史之谜也得以解开。

乐家二房乐元可的大儿子乐侠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共青团干部，是著名作家王蒙在东城区工作时的同事，后来，他在北京一所中学担任教师，直到退休。乐侠的弟弟乐意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成为航天航空方面的专家。乐元可的女儿李莉当年被地下党员张友恒带到解放了的张家口，她被党组织送入学校学习医学，还曾经被送往苏联留学，后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细菌的专家。

乐孝先的后代乐是长春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的妇科专家。同仁堂的“乌鸡白凤丸”“女金丸”“阿胶”都是妇科名药，这说明，同仁堂一向重视女性健康，为免除她们的病痛，增强她们的体质作出过重大贡献。这种传统在新的时代，被乐家的后人传承下来了。

乐东屏的儿子乐崇熙年轻时，是一位标准的“帅哥”，现在是一位飘然不群的长者，他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中医药专家，曾担任中国1977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一部的编写工作，负责民族医药部分。他对瓜蒌的临床应用很有研究。退休后，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同仁堂的回忆，翔实、生动地介绍了乐氏家族的命运和同仁堂的发展。

乐家三房的乐守玉是一名著名骨科专家，他于70年代初还在同仁医院工作时，曾创下了“断肢再植”的奇迹。他和积水潭医院的韦加宁医生一起，为双下肢都被火车轧伤的农民崔文芝成功地进行了同体断肢移植手术，把右腿移植在左腿上，保留了一条完整的腿。

第三篇：改革开放催开老树新花

第一章 春风初度

第一节

乘改革开放春风， 老字号重放光彩

借小平南巡之力， 同仁堂集团成立

1992年，对中国的发展和同仁堂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年的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同仁堂正在酝酿的一场重大改革，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说到同仁堂的这场重大改革，就得先介绍一下这场改革的主角之一——“北京市药材公司”。

解放后，北京市中药业的管理体制曾经多次发生变化，以同仁堂为例，1954年公私合营时，由北京市地方工业局管理，后来又改由北京市第一商业局管理。1955年，北京市药材公司成立，这是一家集产、供、销于一体的公司，从药材的采购到中成药的生产，储运、销售都归它管。这时的同仁堂由于实行“厂店分家”的管理，门市只有大栅栏的那家“乐家老铺”同仁堂了，它一度还曾经归大栅栏街道管理，但它的批发却由北京市药材公司“代劳”。

1979年4月，北京市药材公司及其所属15个企事业单位，由市一商局划归北京市医药总公司领导。改革开放之初，“理顺关系”“打破条块分割”等等，都是新潮词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起过很大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许多企业和单位都在探索新的模式、新的体制、新的管理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中药企业的管理体制也经常变来变去，有的是有益的探索，有的是勇敢的开拓，当然也有并非成功的实践和“摸着石头过河”必然要经历的曲折。这样改来改去，截止1992年之前，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体制：北京医药总公司下辖北京市药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制药总厂，还有一个北京中药总厂。而北京市药材公司因为有庞大的原材料采购队伍和四通八达的销售渠道，担负着北京同仁堂制药总厂和北京中药总厂的进货和销售。这就造成了一个层层叠叠、交叉重复的体制。医药总公司是名正言顺的上级领导，可是它下属的三个名义上是平等的单位，却并不“平等”。药材公司因为拥有上游和下游渠道，对市场的感受最灵敏，但是它又无权根据市场的变化，决定自己和其他单位的生产和销售。医药总公司虽然不直接了解市场，却负有领导职责，因而要作出决策。同仁堂制药总厂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有许多知名的产品，更有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也就是“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可是它和北京中药总厂都要靠药材公司采购原料，又要靠药材公司销售产品，可见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药材公司实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自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矛盾和公开或隐性的利益冲突。这当然是和改革的目标相违背的。同时，市场经济的风浪，给了人们很多教训。改革开放伊始，喊得最响，也最时髦的就是“承包”了，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想搞“承包”。承包制在当时僵死的经济体制下，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们如同在一缸大鱼中放养的泥鳅，虽然没有翻起大浪的本领，却也能搅动一缸死水，带来几分生气。可是它的弊病同样不少，主要是承包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承包时间一到，赚得盆满钵满的承包者扬长而去，被种种短期行为搞得千疮百孔的企业和精疲力竭的职工却被弃之一旁，承包者还常常自诩自己如何孤身奋斗“救活了一个企业”。其实，这种原始粗放的管理办法，并不符合现代企业的规则，可那时的媒体上却充满了对“承包制”的溢美之辞。在承包制的大潮前，药材公司领导层的有识之士却冷眼向洋看世界，他们没有盲目跟风，而是观察着、分析着、思考着……

那时的经营者普遍认为“船小好调头”，认为中国许多企业的弊病是“大”，中小企业更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于是他们纷纷打起了“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把大厂拆成众多小厂，以为这样可以“灵活经营”。可是当他们驾着这些“小舢舨”驶进了风高浪险的商海中，就遇到了一系列料想不到的困难：融资难、销售难、产品没有竞争力，无力采用新技术，难以提高产品档次……

北京市药材公司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深思熟虑后认为，旧的体制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形势，改革是必须的，但是承包制不适合同仁堂这样的大型国企。片面强调“船小好调头”是对市場的风险认识不足，“船大才能经风浪”，只有走规模化经营，走集团化的道路，才是企业的根本出路。于是，他们提出了另一条改革思路，就是实行“产供销一体化”，搞规模化经营，走集团化的道路。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中药行业的竞争也日益加剧，一些中小企业在竞争中处境越来越不妙，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竞争力越来越弱，而那些实行规模化经营的企业不仅没有滑坡，反而逆势而上，这就更加坚定了药材公司领导层的决心，并提出了一个组建北京市中药企业集团的建议。他们指出，中药行业本身就最适于“规模化经营”，也最有必要“规模化经营”。因为中药有“一方吃天下”的说法，一副药方中，可能用到南方的杭菊、北方的党参、中部的川贝、西部的云苓，甚至进口的牛黄等等，缺一味药，就会影响疗效。因此，集团化、规模化经营，更有利于中药业的发展。

根据这样的思路，北京药材公司進而提出这样一个构想：这个未来的集团公司要充分体现“优势互补”的原则，实现产、供、销一体化，为了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品牌效应，应当以名传遐迩的老字号“同仁堂”来命名。

“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与此同时，其他各方也有类似想法。于是，一个组建“同仁堂集团”的计划开始起步了。既然是一种新鲜事物，就免不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未来的同仁堂集团公司应当以谁为主体。

同仁堂制药总厂认为，既然要成立同仁堂集团公司，就应当以同仁堂制药总厂为主，他们的理由很充足：“集团公司既然挂同仁堂的金字招牌，当然就得以我们为主，我们是正根正枝的‘同仁堂。我们不仅有同仁堂的配本，更继承了同仁堂的传统。”

总公司也有人提出，“反正不能把药材公司划到集团公司去。我们可完全是从大局出发的。药材公司是利税大户，要是交给‘同仁堂集团公司，咱们对国家的贡献可就少了一大块啊！”这个理由也很充分。

当时，北京和外地都有一些企业、单位在组建集团公司时，为了谁当龙头老大，出现过老朋友间“管宁割席”，兄弟单位要“讨个说法”的激烈场面。至于搬出主管领导震慑对方、请来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说人情，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等等，更是屡见不鲜。其中有不少只是为自己小单位的利益驱动，有人看到这种情况，想起了春秋战国群雄并起，战事不休的历史，将其称之为“诸侯经济”。

在同仁堂集团公司应当如何组建的问题上，虽然也有不同方案的争议，不同意见的交锋，但各方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是出于公心。大家都想在改革开放中冲锋在前，都想摆脱陈旧体制的羁绊，都想让“同仁堂”的品牌越来越亮，让“同仁堂集团”的大旗越升越高。因而这种争论不仅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

经过激烈的争论，更经过详细的论证，以药材公司为主，将同仁堂制药厂和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市部吸纳其中，组成“同仁堂集团公司”的方案，最终还是获得了北京市领导的批准。实事求是地讲，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药材公司有进货渠道，能保证同仁堂集团公司的制药厂有“纯洁地道”的好药材。“千渠碧水灌良田，万道清流载轻舟”，药材公司有广泛的下游渠道，可以保证集团公司的产品畅销。在市场上打拼的企业，都知道一句至理名言——“渠道为王”，就是说，进货和销货渠道对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但药材公司也有弱项：一是没有叫得响的品牌，二是管理水平和有着320多年历史的同仁堂还有差距。成立同仁堂集团公司解决了没有品牌效应的问题，但是如何解决管理上的差距呢？药材公司先行一步，专门组织制药二厂的职工去同仁堂制总药厂参观、学习。回来后，按照同仁堂的质量要求、工艺流程和管理方法改进，按同仁堂的标准生产药品。这真是一个取各方之长，补各方之短，真正能做大做强的方案。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劲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同仁堂集团公司的改革方案也凭借这股好风得到了统一，并克服了各种困难，落到了实处。1992年7月3日，以北京药材公司以及同仁堂制药厂和同仁堂药店等21个核心单位组成的“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了。这个集团公司的成立，是中药行业的一件大事。1992年8月19日，庆祝同仁堂集团公司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铁映、李德生、段君毅和中央有关部门及北京市的主要领导陈敏章、钱信忠、崔月犁、刘建章、于若木、焦若愚、白介夫、张建民、何鲁丽、封明为、王大明、孙孚凌等也出席了大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