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泰定养生主论》是元代王皀编撰的养生学专著。该书的编撰与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成长背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对该书的成书背景进行了解析，以供学者参考。

【关键词】泰定养生主论；王皀；成书背景；解析

《泰定养生主论》，作者元代王皀（1264—1354年），江苏常熟人，曾入仕途，后弃官归里，潜心修道。因感于多年养生所得，遂撰成此书。本书初刻于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全书内容涉及内外妇儿诸科，计约十四万字，合十六卷。

本书初刻本已佚。现存最早版本为明正德四年（1509）已巳刻本。笔者以日本天保六年影钞明正德四年刊本《泰定养生主论》为研究本，以《素问》《伤寒论》《千金方》《三因方》《普济方》及书中引用的其他古籍为参校本，对《泰定养生主论》进行了全书校注。该书“融三教一典”的养生理论，开创了我国养生保健的新体系，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泰定养生主论》的编撰，与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成长背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近期笔者对该书的成书背景进行了解析，以供学者参考。

一、作者生平

《元史》无王皀传，王皀的传记最早见于1499年桑瑜的《常熟县志》，后之常熟志乘、苏州府志及各种医学史著作多有记载。惜皆语焉欠详，间有记误。因此，笔者从其著作《泰定养生主论》的正文和序跋中进行考证和推算，并与方志等内容对勘合参，整理出了王皀的生平。

据文献推算，王皀约于公元1264—1354年在世，生于南宋理宗景定五年，经历了宋元两个朝代。王皀，字君璋（一作均章），号中阳，道号洞虚子，晚年自号逸人、中阳老人，后人尊称为王隐君。平江府常熟县人（今江苏常熟人），其先祖由汴（今河南开封）徙居虞城。

王皀自幼天禀聪慧，博览群书，喜好醫术，精于养生之道，又善鼓琴绘画。二十三岁时，被元世祖忽必烈以“才异”征辟为辰州路（今湖南沅陵一带）同知。王氏约在三十八岁时（1301）弃官归里，屏绝世累，筑室于虞山南麓，潜心观道，益有所得，题其居名“中阳丹房”。

元·泰定元年（1324）王氏约六十一岁，积练日久，植基已厚，开始把十多年的养生体会，疗病心得，记载下来，成书十六卷。因始作于泰定改元，又取《庄子》“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及“养生主”之语，命为《泰定养生主论》。

元惠宗至正十四年（1354），是年或稍后，王皀卒，葬于虞山。享年九十余。

二、成书背景

（一）王皀出生和成长于宋明理学官方哲学地位的确立和渐趋高潮期

宋明理学何时确立官方哲学地位？有学者说是在元代，有学者说是在南宋中期，有学者说是在南宋理宗时。笔者同意后一种说法。宋理宗（1204—1264年）逝世后，朝臣鉴于其对理学的贡献，认为他“有功于是理”，议定庙号为“理”。晚宋时期，理学之所以能走上官学，一方面是由于到这时理学已构建了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最高统治者的尊崇。理学家的贡献是“发挥正理”，而最高统治者的贡献是“主张正理”。

宋理宗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历史地位十分特殊的儒君，在对儒学的崇倡方面，完全可以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并驾齐驱。自理宗朝，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度宗在位10年，不负理宗所望，继承了理宗的尊崇理学的文化政策。正是在这种官方思想和文化政策的引导下，王皀一心在家读书力学，奠定了良好的理学基础。

理学虽然名目繁多，但究其实质，则是宋明时期以儒学为宗，兼容并蓄了当时流行一时的道学和佛学，即把最有影响力的儒、释、道的思想精粹巧妙地融合为一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在当时形成一种全新的伦理主体性的本体论。王氏在《泰定养生主论》中论述养生保健理论融三教，即佛教、道教、儒教于一体，运用大量的佛家、道家典故来阐述医理。提出“养生贵在养心”，“心为身中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以此养生则寿，没齿不殆。主不明则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殁……养生之道，莫大于此。”这些与“君人者当守理欲之界限”“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等理学主张完美锲合。

（二）王皀从入仕为官到弃官归里皆由时势所致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全国规模统治的朝代。蒙古贵族“以马上得天下”，通过征服手段将各族人民置于自己统治之下。蒙古统治者君临天下以后，所统治的主要是人数众多，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与发达的封建经济的汉族。自蒙古马队的铁蹄踏上中原大地后，肆意杀掠、虏人为奴、夺田放牧之事，层出不穷。史载“蒙古（营帐）所在，大致骚扰，伐桑蹂稼，生意猝然。”蒙古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

蒙古宪宗九年，忽必烈登上蒙古国统治宝座。还在受蒙哥之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忽必烈就已“思大有为于天下”。即位后，他不顾一部分守旧的蒙古宗王反对，大力标榜“文治”，主张“变通”，采行“汉法”。至元元年将政治中心自漠北迁至燕京（后改名为大都，今北京）。至元八年，取《易经》中“乾元”之义，正式改国号为“大元”。采用“大元”国号，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上，在汉官王文统、刘秉忠等策划下，设纲陈纪，初步奠定了立国规模和法度。经济上，忽必烈多次颁布诸王将校不得因田猎践踏田亩与改农田为牧场的禁令。同时，采纳姚枢“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的建议，以“使百姓安业力农”。思想上，则尊崇儒学。在大都、上郡以及诸路府州县普遍设立孔庙。忽必烈行“汉法”的结果，不但稳定了蒙古政权，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对于恢复与发展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启用“南人”方面，忽必烈曾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说：“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至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王皀正是“是年”以“材异”辟为辰州路（今湖南省沅陵地区）同知，并与同年被举荐的元代著名画家赵孟瞓相识相知。但此后南人被重用者甚少。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皆用之。赵翼说：“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由此可见，在一个以蒙古人、色目人为统治基础的国家，礼遇汉人知识分子、部分接受汉人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策略需要，不会改变其四等人制的民族等级政策。

至元十六年，南宋灭亡。南宋遗民与北方汉人从民族成分来说同属汉族，构成元朝治下“臣民”的绝大多数。从灭南宋以后，元朝的民族等级就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逐渐明确起来。先于元朝的契丹、女真分别占统治地位的辽、金两朝，都曾实行民族分化政策。北宋人苏辙曾云“北朝之政，宽契丹，虐汉人，盖己旧矣”。金朝在兵权财政上，用人已有“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次序。元朝多承用金制，划分民族等级，可能也是辽、金以来民族分化政策的延续。元廷根据民族不同与被征服先后分国人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包括汉化的契丹、女真等族人）、南人（又称“蛮子”，原南宋统治下除四川人之外的各族人）。四等人制是蒙古统治者强加到汉族头上的一副民族压迫的枷锁。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受到多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与蒙古、色目人比较，政治上的民族差别极为明显。王皀虽于至元二十三年入仕为官，然而期间处事每被掣肘，未能施展其才能。王氏晚年在所画《虞山图》上，自题《朝天子》一阕云：“詙来避乖，不觉地三十载。天将图画早晚开，潇洒在幽窗外。佩玉相过，一回倾盖。听鸣榔杂腪乃，老迈快哉！还辙我林泉债。”（陈揆《琴川续志草》）王皀把三十年前挂冠一事，说成是逃避乖刺，由此可见，其为官时是极不顺心的。遂于元成宗大德五年，弃官归里，隐居养亲，屏绝世累，一心事医。

（三）《泰定养生主论》的成书，与元代养生学的盛行关系密切

据山西大学刘明浩先生统计元代知名度较高的八十六名经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之中，不到六十岁便天折的有廿一人，占24.42%；六十至六十九岁身亡的也是廿一人，占24.42%；而一直活到古稀年七十乃至七十以上的，却多达四十四人，占51.16%。其中八九十岁的耄耋之年竟达十八人，占20.93%。元代文人普遍高寿，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与元代养生学的盛行是密切相关的。

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滅南宋，直到顺帝中期，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爆发，七十二年间“承平日久”，没有发生过中等规模以上的战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其他性质的战争，虽时有发生，但均系地区性的，影响不大）。在元代，尽管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元朝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剥削压迫，但空前规模的政治统一局面却有利于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融合，在统一的元朝政权下，以往分裂时期的此疆彼界不复存在，为各民族间的交往撤除了藩篱和障碍。元朝的驿传制度就相当完善而发达，据《元史·兵志》统计全国共有驿站1383处。马克·波罗则称全国共有驿邸逾万所，“此种驿站备马逾三十万匹”。当时以大都为中心，通向各地的驿站“星罗棋布，脉络相通”。元中叶曾来中国游历的意大利教士鄂多利克，在其《游记》中说杭州居住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民，有汉族、蒙古族等等。他对这种情形颇为感叹“那样多的互不相同的种族能够和平地居住在一起，受同一政权的管理，我觉得这实在是世界上最大奇迹之一”。正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安平社会环境下，人们享受着“帝力何有于我”的和平生活。如成宗时著名农学家王桢有诗：坐见锋镝销，太平风物在。尧年击壤民，今闻歌圣代！这为当时养生学的盛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元代文人也和唐宋、明清文人一样，未老时也都爱惜寸阴，辛苦读书、写作，一般都有比较开朗的人生观。在步入老年以后，虽挨着了老而病的苦楚，然而却没有畏老之意、之行，甚至消极地坐等死亡来临，而是采取措施，积极迎战，借以减轻或医愈因老而来的病痛，减少或消除因老态和病痛而来的烦恼，以活跃身心，颐养天年。元人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养生之念，蹶然生于中”，纷纷提出了回击老态和病痛，以达到“寿而康”目的的养生主张的。“善养生者，或过乎百岁；其不善养者，皆自促其生也”，寿与夭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善养生”，于是“养生”之学，有形无形地成了元代文人之间的一个热门话题。王氏认为当人进入老年时，“荣卫告衰”，故主张老年人经常进行导引、按摩、叩齿、漱津和咽液等养生方法，并要求“名利不苟求，喜怒不妄发，声色不因循，滋味不耽嗜，神虑不邪思，无益之书莫读，不怡之务莫劳”。

此外，两宋以后，金、元二代的道教，呈兴旺态势。由金之吏员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在元代文人中有较大的影响。全真道教义重修行，由修行之需推衍，元代文人十分重视自身的清静内养。王皀在《泰定养生主论》一书中强调，养生应该贯穿人的一生。平时要注意宣摄避忌，以防止疾病的产生与延缓衰老。

正是在这样一个经世致用的时代背景下，王皀把自己多年的养生所得，写成《泰定养生主论》一书。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幼及壮到老，人生多阶段的养生保健原则，开创了我国养生保健的新体系。

王皀作为一代医道皆修的大家，其医德尤为高尚。《养生主论》卷十四“痰证”：“周流四方，遍问高医……百药不效……当自为之计，故于静室默坐……精心内观，反复思虑……遂取前所服一药，以汤为散，变散为丸，因获大效。渐为人所知，故求治者众……今将三十载……设以滚痰丸名之。”这种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和创新理念，更是我们后世从医者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元）王皀.泰定养生主论[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

[2]沈澍农，李珊丽，校注.泰定养生主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明）宋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

[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赵翼.廿二史札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1]丁国范.元代的四等人制[J].文史知识，1985（03）.

[12]张金岭.宋理宗与理学[J].四川大学学报，2001（02）.

[13]刘明浩.元代文人的“老年学”[J].山西大学学报，1990（z1）.

作者简介：李珊丽（1985—），女，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南京中医药大学，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讲师，研究方向：医古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