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7月至1932年4月间先后攻打过长沙、吉安、赣州和漳州四座中心城市。长沙战役表明，即使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并不拒绝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夺取中心城市；攻打吉安的胜利说明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前委，并不绝对放弃对中心城市的夺取；在赣州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初步蓝图得以制定；而漳州战役虽然取得了战略战术上的成功，但城市工作并未执行此前方针，也未收到好的效果。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红军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1-0081-08

[收稿日期]2017-12-20

[作者简介]

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7月至1932年4月间先后攻打了长沙、吉安、赣州和漳州四座省城或区域性政治中心城市。史学界对此已经有过一定研究，普遍认为攻打长沙和赣州分别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即“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第一次“王明路线”即“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表现，而攻打吉安则是在纠正攻打长沙错误、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一次成功的城市攻坚战例，为开辟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首先不应该单纯以战役成败作为衡量战役本身价值的唯一标准；其次，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不绝对排斥对部分中心城市的夺取和对城市工作的认识与探索。因此，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吉安、赣州和漳州四座大城市的经验，理应作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宝贵实践加以总结。

一、两次长沙战役前后的城市工作思路

两次长沙战役，特别是第一次长沙战役期间对长沙的成功占领，一直被认为是所谓“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代表性证据。因此，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有关城市工作问题的考察，有必要从长沙战役开始。

早在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就指出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与城市无产阶级暴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说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有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决不是说要红军等待城市无产阶级暴动，不注意配合。”但另一方面，“等待配合同样的是错误，如果红军都逼近了武汉，无疑的是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已经到了极点”。总之，“我们提出没有工人领导的城市工人暴动，革命不能胜利，是更加紧城市工作的意义，决不是要红军等待工人暴动”。[1]P104这种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其实表现了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在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与城市工作低迷现状之间的矛盾心理。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更是通过“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高度亢奋的乐观预言，直接驳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割据一省或几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无疑是极端错误的”。决议坚持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总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并指责“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决议认为“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是农民暴动的最高形式，他的前途必然要与中心城市汇合起来，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这实际是为长期满足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红军规定了服务于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阶段性任务。[2]P120-1316月15日，中央进一步致信指责红四军前委的所谓“农民意识”，是“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们甚至机械的认为只有把武装分配给农民以及红军，在杀尽农村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绅中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才有可能”。[3]P139

1930年7月27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攻克长沙。但是8月6日即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被迫放弃长沙。红军第一次攻打长沙的胜利给中央进一步宣传以攻取武汉为中心任务的全国总暴动以信心和佐证：“我们在长沙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弱小，可是在何键军队日益失败的时候，长沙工人便在城内暴动起来，使何键军队更迅速的动摇而完全失败。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4]P240因此，中央自然无法接受长沙的得而复失，认为“长沙事件，你们没有迅速解决的指导采取积极进攻，消灭何键力量，向武汉发展，反采取防御政策，固守长沙没辙是很严重的错误”。[5]P2471930年9月，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也向中央总结了第一次长沙战役的经验。他认为在军事上没有在进攻阶段及时摧毁敌人战斗力，给予敌人反攻的机会，即“主观上不能将进攻策略予敌以集合残部调动所有力量反攻的机会，没有促进全省政权保护全省政权消灭敌人之主力部队采取进攻策略连到几省胜利而推定全国革命高潮”。相反，“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6]P156

其实，红三军团对长沙的攻取并非预先计划的实现，而是在粉碎敌军围攻过程中先击溃敌军，并进而在追击过程中乘敌方混乱之机攻入长沙的。再说其兵力也还根本达不到彻底摧毁湖南敌人的实力。但是在进一步的总结中，彭德怀指出了第一次长沙战役期间党和红军城市工作准备的不足，即“围绕着长沙的重要城市如湘潭宁乡岳阳湘阴株洲等处，没有党的群众工作，城市也没有组织，不能予红军以行军的便利”。[7]P383-384

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关于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指示中，一方面要求红军在攻占长沙后，“应调转主力击溃江西主力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发展；使湘赣主要敌人击溃的条件下红军应向着武汉中心前进”。从上述指令来看，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在要求红军继续贯彻所谓“饮马武汉会师長江”的计划；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红军“占领长沙后便须立即召集大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央临时政府）”，为一个月内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的中央政府做准备。中央认为此举意义重大，因为“现时散乱的苏维埃政权还算是农民苏维埃政权”，因此“我们必须坚决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央政权，才能领导苏维埃革命到底于完成，才能更加影响非苏维埃区域和广大群众一致行动起来”。[8]P380这说明中央试图把夺取长沙作为整合农村苏区战略资源、推动全国苏维埃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关键契机。

对此，笔者认为攻打长沙不应简单指责为“城市中心论”，因为，中央的指示信中说得很明确，“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央政权”目的还是“影响非苏维埃区域和广大群众一致行动起来”，并没有否定和排斥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即使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并不拒绝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夺取部分城市，只是必须把握以攻取什么规模的城市最恰当和符合实际，这从井冈山斗争以来就一直如此。因为夺取中心城市不仅是农村根据地斗争的必然归宿，而且也是检验农村根据地斗争成绩和效果的标准尺度之一。

第二次长沙战役的失败结局以及共产国际的干预终于迫使中央政治局在9月8日无奈地表示：“两次进攻长沙，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转而认为“加强红军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是第一等工作，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的发动群众以代替空喊的危险”。[9]P266

二、吉安战役——夺取中心城市与农村包围城市的结合

第二次长沙战役后，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夺取九江进攻武汉威逼南京”。[10]P389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前委却于1930年9月13日向第一军团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但是命令仍然把进攻吉安与攻打武汉相联系。命令称：“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有在争取革命暴动的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前提之前，汇合千百万工农贫民在集中进攻策略之下猛烈的最火速的最勇敢的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争取武汉之任务，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夺取，第三军团略取峡江新淦（现为新干——编者）吉安”。[11]P390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命令红三军团“由萍乡动身进驻樟树，占领临江一带，截断赣江”，[12]P392配合一军团攻打吉安。毛泽东在指挥红军放弃攻打长沙后转攻吉安，将以攻打武汉为中心的战略任务限制在攻取江西全省，进一步把具体战术任务限定在攻打吉安上，一方面可回应中央对长沙战役后去向的指责，另一方面把已经暂时搁置的开辟中央苏区的任务，通过攻打吉安这一环节重新衔接起来。彭德怀同志也认为：“取得吉安更有利于我在湘赣两江间机动。”[6]P158

从攻打吉安的胜利可以看出，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前委，并不绝对放弃对中心城市的夺取。1930年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认为：“吉安的胜利就是江西一省胜利的开始。这一胜利是红军群众几年来的战斗中第一个主要城市的夺取。他不仅是更有基础的帮助红军向前发展，他不仅要号召全江西革命群众最近期间完成江西总暴动，这对于全国革命势力的推进，对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是有伟大意义的”。为进一步证明吉安胜利这一伟大意义，决议特别比较两次长沙战役后指出：“第一次的不能坚决持续占领长沙，主要的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亦尚不是红军的中坚。第二次因为仍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红军的攻坚，所以猛攻半月不能胜利。吉安就在相反的条件之下，有了广大群众基础，所以就能真正的夺取”。决议进而断言吉安的夺取对于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在江西本身来说这种条件有更多的可能，江西有六十余县的苏维埃区域，农民暴动已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一三军团的汇合与红军第十军的鄱阳湖口的继续进攻，特别最近吉安的夺取是江西一切革命势力成为夺取南昌严重的威迫形势”。换言之，吉安的夺取不仅是前一阶段苏维埃土地革命的成就标志，而且是以夺取南昌为标志的江西一省胜利的起点。由此可见，夺取中心城市在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中的重要意义。决议不仅高度肯定吉安胜利的意义，更进而提出振兴城市工作的新要求：“现在应纠正对城市工作的悲观与忽视，克服一切困难，建立城市工作。职工运动的主要路线是直接组织武装暴动”。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本来就是和“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紧密结合的。这次决议更希望通过吉安的胜利掀起土地革命的新高潮。决议要求首先完成赣西赣东赣南的地方暴动，“坚决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把所有的赤色区域连合起来（原文件为“连”——作者）。要进而与闽湘鄂连成一片”，深入土地革命，“必须学习过去的教训迅速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分才有可能。在这一斗争中要树立雇农的领导建立独立的雇农工会，建立贫农委员会”。决议还从军事战略角度巧妙解释了攻打吉安与夺取南昌之间的关系：“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但）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西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归并于当时主客观两方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13]P404-412于是，攻打中心城市就与土地革命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同時，中央仍然要求红军攻打吉安的行动需服从夺取南昌的总任务。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要求在攻占吉安后，“应迎击樟树之敌，同时更要发动赣西南四周的群众，切断敌人一切可以侵入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吉安的胜利才能保持”。[14]P432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主要是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提出农村根据地与中心城市的关系问题。中央要求“在巩固苏区根据地的意义上，苏区内部的一切城市应当完全占领，当然在战术上尤其是在发动群众上，一些较大的城市，不是都可以一下子占领的，但现在决不应再容许敌人凭借交通要道一无阻碍的直达苏区的内部城市”，并且特别指出赣州，“所以长期在敌人手中的主要原因，便因整个赣江流域始终未为我们切断，故敌人能自南昌樟树输送兵械，长驱直入”。但中央理性地建议“占领与巩固苏区内部的一切城市，也决不是单凭硬攻与孤守这一城市所能收效；相反地，占领这一城市如果是要靠发动广大的四周农民群众来围困它，是要靠加紧城内工作来响应它”。[14]P432这实际上是重新肯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意义。10月30日，中央在给红军的训令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心城市与农村根据地的关系问题。虽然“占领中心城市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但是“为着执行占领大城市的任务，必须在我们已夺得政权的区域，巩固自己的势力，必须最高限度的巩固红军势力，消灭苏区内的反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定出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并可保持着大城市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计算到夺取大城市”。[15]P510这实际上继续肯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意义。

三、赣州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蓝图

在连续粉碎国民党当局三次反革命“围剿”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决定发起赣州攻城战役。1932年1月10日，中央军委指出：“目前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是要在有利的环境下努力巩固的发展苏区与红军，贯通湘鄂赣苏区，在最近期间达到争取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目的”。军委指示中央红军“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从而“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粤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16]P489这一指示的精神与1932年1月9的中央決议一致，表明攻打赣州战役计划仍然没有背离“农村包围城市”的宗旨。1月9日中央决议指出：“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17]P42换言之，攻取中心城市是农村根据地发展的必然归宿和成功标志，而夺取中心城市也必须以苏区的发展为基础。

红军总政治部于1932年2月15日指示红三军团：“夺取中心城市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坚决的反对忽视城市工作的农民意识”。总政治部强调赣州战役的意义，在于“夺取赣州是给国民党统治一个大打击，是援助各苏区的胜利，是影响全国反帝运动的一个大兴奋，是截断宁赣大路”，特别是“创造出赤色赣州，这样来向北发展，使江西的整个南半部成为一片的巩固的苏维埃区域，再进一步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贯通，夺取江西的首先胜利”；总政治部特别对比长沙战役的教训，为赣州战役提供参考，认为：“长沙工作是在‘立三路线之下进行的，我们既没有发动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反而执行了‘立三路线所培养的破坏城市政策，工人贫民及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都没有很好的发动起来”，结果“反动派不能很快的肃清之，反动派竟能在红军占领后公开的毫不怕惧的活动，反动武装也没有全部肃清”。经济政策也有失误。“大商店概进行没收，银行大部烧毁，而筹款工作又是实行了‘派款和‘收房租，结果款项的担负落在中小商人特别是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身上，而居住在城市中的地主的财产反没有没收，大商人同样的逃脱了筹款的负担”。因此总政治部指示红三军团吸取教训，在攻取赣州后“应当坚决的实行阶级路线”，克服狭隘的农民意识，“一切破坏城市的政策，以至于这种政策的极微小的表现都是绝对不许可的”。

为此，总政治部要求在攻取赣州后，必须首先“为了争取群众便要给反动势力一个大的镇压，将反动首领军阀官僚县长国民党的主要人物等拘捕起来，一切反动组织一律宣布解散”。总政治部强调“肃反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我们要很快地从群众中找出领袖组成肃反委员会，并须由该委员会组织临时法庭来审问并处决这些反革命犯，绝不要仅由红军审问并处决就算了事”。

其次，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坚决反对没收一切工厂银行钱庄大商店的企图，赣州的手工业工厂及电灯厂等我们不能破坏，也不应该收归国有，而应当是保留在其旧有者的手里”。总政治部要求按照中华苏维埃劳动法对上述企业实行监督，即“由工厂委员会或由同业工人产生出忠实有经验的工人组织监督生产委员会，监督厂主防止其怠工停止生产或破坏苏维埃经济”。商业方面，“绝不能实行没收一切商店，我们应当允许商店自由，亦不要干涉赣州与白区的对外贸易”。但是“商会与一切商人的团体都应当立即解散，禁止商人投机抬高物价与利用商会进行反对苏维埃反对红军的行动”。财政金融方面，“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工人贫民及农民与地主商人的一切债务契约”，原则上“当铺的东西应当还给原当者、贫民及农民，而不应没收为红军或分配贫民”。至于“地主官僚商人所当的东西则可没收”。对于民间借贷问题，“苏维埃政权废除并禁止一切高利贷，但仍允许借贷与投资”，所以“银行与钱庄不宜立即没收”，只是要“解散一切银行行会钱业行会等等，严防资本家利用钱庄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与阴谋”。在筹款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单纯筹款观点”，“首先指出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一切财产应当没收一部分于群众，部分留给红军”，防止没收财产的原则用在资本家身上。总之，上述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本着保护与利用的原则，尽力克服毁灭城市的狭隘农民意识，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城市经济，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总政治部最后要求红三军团通过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开展城市群众工作，重点做好工人群众的动员，要“发动工人群众组织生产，改良工人的生活，启发工人群众来为苏维埃而斗争，成为赣州工作的重要问题”。同时要重视城市贫民工作，一方面要防止游民和不良分子的抢掠，另一方面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吸收他们参加一切政治的斗争，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斗争，吸收他们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18]P495-502尤其要反对把城市贫民看作游民对待。

总之，在总政治部对红三军团的指示中，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蓝图得以初步体现。虽然由于红军攻打赣州失败而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其历史价值仍然值得肯定。1932年3月1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总结赣州战役失败教训时特意指出：“攻取主要城市是艰苦的斗争，应当先赤化城市之四周，建立广大苏维埃来包围城市，使孤守城市的敌军处于一长期包围中”，事实上肯定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意义；与此同时，也仍然高度强调攻取中心城市的特殊价值：“赣州战争的教训，不在我们不应当迅速夺取中心城市，而在告诉我们，为了夺取中心城市，应当引退敌人打击增援部队，应当创造苏区包围中心城市，筹足充足的给养，这样更胜利的夺取中心城市”。[19]P517-520

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州战役五个月后反思了战役失利的教训，认为“因为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仍然估量不足，没有估计反苏联战争与反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的主要危险，反而过分的估量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大战危机，认为在上海事变中将要一触即发，这就影响到夺取赣州的战略与战术的错误”。这一明显受到共产国际左右的判断，并未妨碍中央得出下面清醒的结论：“尽量的扩大苏区，发展和深入土地革命，将湘赣、湘鄂赣、赣东北与中央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夺取赣江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20]P245-249这实际上仍然重复着1月9日中央决议的精神。

但是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赣州战役是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便因此忽视中国共产党在赣州战役期间对城市工作的探索。赣州战役的指挥者之一彭德怀同志也认为：“从政治形势看，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因此“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6]P174其实，这时距离“九一八”事变才仅仅半年，要求党立即改变土地革命的主要任务，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任务应该还是在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影响，而赣州战役理所当然符合这样的斗争方向。更何况，正如前文所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并不放弃在条件成熟时夺取中心城市。

四、漳州战役战术的成功和城市工作的不足

赣州战役后，红一军团于1932年4月挥师南下，于4月20日一举攻克漳州。毛泽东同志在日后总结漳州战役的经验时，从内线与外线转化的战略高度，阐述了漳州战役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意义。他指责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时，都曾发生过”。在漳州战役时，他们“惧怕根据地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毛泽东分析“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所以漳州战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寻找外线敌军薄弱的闽南张贞部作为攻击目标，就达到了“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效果。[21]P226因此，漳州战役虽然与攻打长沙、吉安、赣州战役同属于城市攻坚战，但是在军事上的意义与上述三次战役明显不同，其根本价值在于，漳州战役属于以外线作战掩护内线作战，而前三次战役均属于单纯的内线作战，目的在于巩固苏区内部，即便长沙战役也服务于攻打武汉的总任务。其实，漳州战役早在1930年就在酝酿。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看来，攻打漳州战役仍然服务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总目标，因为“闽西整个斗争力量毫无疑义地是向东江发展，这样才能与全国革命势力相配合，才能更顺利的争取全国胜利”。因此，“打漳州只是策略上的改变，而不是路线上的改变”。[22]P554换言之，漳州战役虽然有外线作战的独特价值，但是仍然服从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基本要求。

但是，厦门中心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尖锐批评了红军攻克漳州后城市工作的不足。中心市委指责：“红军这次入漳，对动员群众的各种，对党和群众基础的建立，对当地党部的帮助，对肃清社会民主党及反动的工作，可说是忽视的”。中心市委认为红军是因为单纯经济观点而导致对城市工作的忽视，“红军在筹款的目标进行之下，给群众许多不好的影响，对政权建设问题，一般的负责同志的观点认为：‘不是来建立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因此，他们没有坚决的执行建立新苏区的任务”。特别是“漳州攻打之后，党的同志全部公开，红军退漳，那么全然跟着红军退出的，漳州市只留了二三个幼稚的干部那里负责，这是表现红军和漳州的党对城市工作的放弃”。[23]P46-47可见，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工作的全面成功。红军在漳州的城市工作显然没有达到赣州战役期间设想的高度。

五、结语

综上所述，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7月至1932年4月之间先后攻打了长沙、吉安、赣州和漳州四座中心城市。长沙战役表明，即使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并不拒绝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夺取中心城市。攻打吉安的胜利说明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前委，并不绝对放弃对中心城市的夺取。在赣州战役期间，虽然城市没有攻下，但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城市工作的蓝图，而且其原则大体上是正确的。而漳州战役虽然取得了战略战术上的成功，但城市工作并未按此前的方针行事，导致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都没有进展，甚至出现一些损失。

[参考文献]

[1]柏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1930年6月9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

[2]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

[3]中央致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

[4]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1930年8月6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

[5]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1930年8月10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

[6]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彭德怀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20日）[A].江西现代史学会.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8]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1930年8月29日）[A].江西現代史学会.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9]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1930年9月8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

[10]彭德怀给吴致民转鄂东南特委并转各级党部的信（1930年9月21日）[A].江西现代史学会.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11]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进攻吉安的命令（1930年9月13日）[A].江西现代史学会.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12]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1930年9月23日）[A].江西现代史学会.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13]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1930年10月26日）[A].江西现代史学会.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14]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

[15]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1930年12月10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

[16]军委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1932年1月10日）[A].江西现代史学会.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17]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

[18]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赣州工作给红三军团政治部的一封指示信（1932年2月15日）[A].江西现代史学会.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19]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1932年3月17日）[A].江西现代史学会.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20]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6月17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2]攻打漳州宣传大纲（1930年）[A].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3]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报告：关于漳州斗争的失败经过和工作的布置（1932年7月23日）[A].福建省龍溪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资料选编（上）[C].内部资料，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