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会清

[摘 要]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在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将旧式军队改造成新式人民军队，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以改变以往单纯的军事斗争，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而八一南昌起义时期的探索与革命根据地的探索，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关键词]八一南昌起义；中国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4-0069-05

1958年9月，陈毅在谈到八一南昌起义时曾讲了一段话。他说：“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武装斗争的问题。”他又说，在中国搞武装斗争有着多种形式，如“土匪山大王的搞法”是一种，“太平天国的搞法”是一种，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又是一种。但是，只有最后一种在中国取得了成功。而在最后一种形式中，“有根据地，有革命政策，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路线，有军事路线”[1]P171。显然，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的一个创造。当然，这一创造并不象有的同志所讲的“八一起义提出了问题，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1]P171那么简单。事实上，八一起义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在起义过程中有探索、有思考，并为井冈山道路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借鉴与启示。就总体而言，经过八一南昌起义期间的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

一、走中国革命道路，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行

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但党的坚强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须通过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等方面加以体现。

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武装力量都得到迅速发展。但事实上，党建工作存在严重的不足。从某种角度看，八一南昌起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党建工作的一次检阅。在起义之前，江西党的组织遍及全省60多个县，党员人数也高达5000余人，但是，“反动势力压迫一来，全体瓦解”[2]P122。例如南昌，在起义之前曾拥有党员400多人，其中，约100人参加了部队，但也有相当部分“自由回家去了”。到当年10月，据江西省委报告，在整个南昌，“除省委外，只剩下十多人。牛行车站过去有八十余同志，现在只有八人。农村原四十余人，最近仅找到二人”[3]P42。党组织的软弱涣散，必然会影响到它的领导力和组织力。在起义之前，农协组织曾遍及江西全省70多个县，拥有会员60万左右，而且，大多数在党的领导下。但起义之后，“反动政局一来，全省农协组织几乎完全停顿和消灭”[4]P52。这也直接导致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不仅“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反而“受了很多的阻障”[5]P417。又如武装力量，军队中虽然有党的组织，但党却不能完全抓住士兵。毛泽东曾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6]P66。所以，起义部队在南下过程中，各种问题开始显现，像战士开小差问题，“不少人偷偷地开了小差，仅仅行军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7]P94-95。在这种情况下，起义部队有许多的设想就无法得到实施。例如有人提议，将剩余枪支分发一部分给农民，但最终未能实施，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将领欲另成军”[8]P30-31。又如为什么不经吉安、赣州南下？这是因为，起义领导担心，“我军湘赣军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时叛逃之可能”[8]P22。

党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方志敏认为，“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上层的而不深入下层；是空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是带着腐化享乐的倾向，而没有艰苦地去进行工作……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布尔塞维克的”[9]P30。因此，要获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严密党的组织、强化党的纪律。刘伯承指出，“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而于暴动时尤然”[8]P32。随着起义部队转入赣粤边境之后，部队领导人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来。首先是在江西安远的天心圩，朱德召开了军人大会并对部队进行整训。这次整训，主要是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入手，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鼓舞士气。朱德后来回忆，“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训，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10]P3。这次整训之后，部队继续向西进发，于10月底到达江西大余。在大余，朱德对部队再次进行了整训，重点是“整顿党、团组织”，特别是“成立党支部”。当然，也包括对部队进行整编，即：“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10]P3。在整训之后，部队转战到了崇义县的上堡。在这里，部队又一次进行了整顿。重点是严格军纪和军事训练。朱德后来回忆，“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10]P3。这一时期的连续整训，史称“赣南三整”。正是通过上述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7]P19。

应该说，朱德所领导的“赣南三整”与毛泽东所领导的“三湾改编”，目的都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推动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转变。这也说明，毛泽东、朱德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上有相当的共识。

二、走中国革命道路，仅靠单纯的军事斗争不行

毛泽东指出：“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11]P634～635但是，单纯的军事斗争不可能获得成功，还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大革命的失败，则证明了这一逻辑。

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部队开始南下。之所以选择南下，是因为当时党内认为，广东有军事地理（有出海口）、交通便利上的优势，而且群众基础好、财政税收充裕[7]P26。但事实上，起义部队在南下过程中，几乎没有群众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起义领导人当时“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因此，他们并“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12]P124-125。也正因为认识上的局限，部队在起义胜利后才会最终“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1]P166。从行军的情况看，部队在南下临川的途中，“沿途全无农民运动”[5]P408。而到了江西广昌以南，竟“无甚农运组织”[8]P25。对此，陈毅认为，“这个决定是幼稚的”，也是错误的，“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单纯的军事进攻”[1]P166。另一方面，起义部队做群众的工作不够深入。刘伯承回忆，“我军来在一地停驻，无从作我们党的宣传，革委各机关及各军中负政治工作者，只得照例写得一些解放农民条例条文，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继承国民党正统，打到广东去等等标语，顺道贴在路旁”[8]P25。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形式大于内容，也脱离中国实际，是很难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正是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导致起义部队的南下之行举步维艰。李立三回忆，“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飲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之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譬如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我们到时，全城仅留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女（在我们未到前曾经土匪骚扰）。因病落伍兵士常被农民惨杀”[5]P408-409。

上述经历也使起义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一个问题，即：走中国革命道路，仅靠单纯的军事斗争不行，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随着起义部队进入湖南宜章之后，群众工作才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一时期，起义部队先后帮助宜章、郴州等地群众组织了地方团，并以武力攻下资兴、永兴、汝城等地，同时，还协助茶陵、酃县等县党组织举行武装暴动。此外，起义部队还着力于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打土豪”的斗争。朱德后来回忆，自起义部队进入湘南之后，部队就开始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也正是这一转变，使中国革命深入到了农村，因此，起义部队“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所以，朱德反复强调：“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12]P125-126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中央致信朱德并指出：“没有工农群众广大地参加，专靠一部分的兵变，或已拿着几杆枪的武装队伍，工农暴动是不会发动起来的……所以我们分裂军队来助成工农暴动只能当做工农武装的副力看，切忌变成流寇式的队伍。”[13]P61这一要求，与起义部队在湘南的行动是高度吻合的。

陈毅曾指出：“所谓星火燎原，火是红军，燎原是群众，风助火，火助风，但引子还是红军。”[1]P213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必须看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真正地依靠群众的力量，军队只能充当革命中的“副力”[5]P309。从起义部队的转变看，已经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改变原来单纯的军事观点，并甘心充当革命的“副力”以发动群众，这也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内在要求。

三、走中国革命道路，没有正确的政策不行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4]P1298。但在这一方面，起义部队最初做的并不好。时任第二十军政治部秘书的陈恭曾指出：“此时，我们的党自信太强了，耑赖一部分军事势力而停止一切政治活动。于是我们党的政策，更显其笨拙了！”[7]P69政策与策略的运用不当，也是起义部队南下陷于孤立的一个原因。

应该说，起义部队对政策与策略的运用不当相对集中在动员群众的问题上。怎样去动员群众？它涉及到革命旗帜的选择、群众利益诉求的满足等多个方面。就八一起义而言，部队领导人在以下三个方面都有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

第一，革命旗帜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性质的问题。在起义之初，部队打的仍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希望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但此举在群众中却引发了困惑，有群众认为是这是国民党打国民党，对革命的性质认识不清。对此，起义部队到达流沙之后即正式决定：一方面，强调革命的目的在于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并确立“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另一方面，强调“乡村政权应完全归于农民，并须以贫民为中心”[5]P411-412。这样，就正式打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帜，突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而旗帜鲜明，正是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必要条件。

第二，打倒土豪劣绅的问题。在落后的农村革命环境下，土豪劣绅如果不打倒，工农政权就建立不起来，而农民也会因为有后顾之忧而不敢站出来。与之相反，“杀掉民愤极大的大土豪、大劣绅，枪毙一个，全县震动”[15]P18-19。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开始没有去打土豪，从而导致群众不敢起来，也使群众无法了解土地革命的内容。直到进入福建境内后，部队才开始捉拿土豪，到了赣粤边境之后也“杀了几个地主恶霸”[12]P395-396。进入湘南之后，更是把打土豪纳入革命工作的范畴中来。当然，打倒土豪劣绅还有一个好处，即是满足部队的经费需要。之前起义部队以传统的派款、借款办法，效果始终不好，不仅无法筹集所需款项，而且还经常搞得满城风雨。起义部队进入汀州以后，“大捉土豪，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的已出的派款，仅二日，即得四万余元”[5]P415。

第三，分配土地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农民又最需要土地，因此，中国革命的问题绕不开“农民”这两个字。要解决农民问题，首先又必须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1927年8月7日，中央要求，“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16]P39。但因为信息传递受限，起义部队到福建上杭之后，才正式提出“土地归农民”[8]P29的口号。

1928年6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曾就南昌起义问题提出批评，他指出：“错误是：没有宣传进行土地革命，也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让农民参军，但不知道为了什么。”[17]P59但从八一起义整个过程看，起义部队通过试错之后，已经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土地革命的内容、动员群众等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并逐步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政策。而上述认识，也是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时的另一个收获。

四、走中国革命道路，脱离中国的实际不行

早在192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即指出：“不要以为有一副万应灵药可以一律适用于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把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去……这是一个长远而持续的过程。”[18]P30这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述。

从整个起义的过程看，部队领导人对中国实际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当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同样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首先是土地问题。起义之初，部队宣布以200亩作为大地主的标准而加以没收，但事实上，这一提法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南方的实际。在当时的中国南方，中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是很难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诉求，因而也不可能发动农民起来支持革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要了解的多。早在“八七会议”上，他就阐述了以下三层意思：第一，“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改”，否则，无法明确革命的对象。至于标准，他主张以五十亩为限。只要超出，“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第二，“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否则，无以“安民”，而且，没有大中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第三，“富农中农的地权”必须确定，否则，农民不好“向富农进攻”[16]P73。但在起义之初，领导人曾提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的纲领，但在南下过程中，他们发现，南方小地主居多，而大中地主少，如果以此为标准，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耕者无其田”。因此，又将之前的纲领改为笼统的“没收土地”，并不加亩数的限制。到了上杭后，才根据广东省委和徐特立的意见将纲领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5]P413-414。

其次是革命的重心问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转入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起义之初，部队选择南下的意图之一，即：“以我们同志的军队规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7]P26应该说，这一思路是对的，但不足之处在于未考虑到敌强我弱这一实际。之后，起义部队脱离范石生部并坚决挺进湘南，是因为部队“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12]P396。起义部队在进入湘南之后连续攻下十余县，同时进行了发动农民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其实，这已经具备了明显的“朱德、毛泽东式”根据地的特点。但很遗憾的是，受当时“左”倾盲动路线和政策的影响，最终没能够守住。对此，朱德后来认为，起义部队在湘南活动之时，正值国民党新军阀白崇禧和唐生智之间发生战争，形势对革命是有利的，“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由于“左”倾盲动的错误路线，其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了湘南”[12]P398。

再一个是战术的问题。起义部队南下，既要长途奔袭，又必须面对强敌，结果导致自身大受损失。这说明，当时起义领导人还不能完全的实事求是。但转入湘南之后，情况即发生了变化。起义部队不仅主动地将革命重心转入农村，也主动地改变了过去的战术，即：“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12]P125最终，起义部队及湘南暴动武装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并顺利上了井冈山，这就是一个战术上的改变。正因为这些部队的上山，从而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和影响。也正因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使全党在革命低潮仍然坚定了革命的方向。1928年6月4日，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并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19]P141

陈毅指出：“八一起义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地〉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于在广大地区内宣传革命的道路，特别是朴素的土地革命的道理，在于为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积累了军事斗争的经验。”[1]P170这个评价是中肯的，这些方面也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内容。带着上述经验与教训，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从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开始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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